司马迁也是经济学家：史记中对于商业进行了剖析

　　太史公司马迁（公元前145年-87年），中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经济学家。在《史记·货殖列传》里边，司马迁花费大量笔墨，记载当时的商业活动、分析各种商业行为，还讲述了许多超级富豪发家的故事。中国古代，一直以来都是“重农抑商”，所谓的“士农工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科举当官排第一，农业、农民第二，制造业、工匠排第三，经济活动和商人则排名垫底不受重视，但是司马迁以他超前于那个时代的眼光，专门在史记中开辟一章《货殖列传》，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济学思想。
　　什么叫做“货殖”呢？货就是商品，殖指的是增长，也就是说，通过生产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他开篇就引用了老子《道德经》的原文：“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的思想境界自然是极高的，但是司马迁紧接着笔锋一转：“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意思就是说：“如果一定要按照这种方式去生活，那么，对于近世来说，无异于堵塞了人民的耳目，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司马迁还讲：从《诗经》与《书经》上所描述的虞舜和夏朝以来的情况看，人们总是要让自己的耳目得到音乐和美色的享受，口中尽多地品尝牲畜肉类的美味，身躯尽量安处于舒适而快乐的环境，精神上还要炫耀自己的权势与才能的荣耀，这种风俗浸染百姓的思想已经很久了，即使用老子那样微妙的言辞逐家逐户地去劝说他们，仍然是不可能把他们的思想转变过来的。
　　可以说，人类历史的演化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司马迁的这些观点，表明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区别，也反映了哲学家与历史学家的差异所在。

　　社会各阶层人们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追求财富，他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各尽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追求财富本来就是人的本性，不存在任何邪恶的地方。儒家一直强调的是“重义轻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问题是，君子从来都是少数人，不是君子的占到大多数，道德标准定得过高则无法实行，几千年了，也没见到中国人的整体道德观念有什么提高，所以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司马迁比儒家来得更接地气。

　　当社会的经济活动发展的一定阶段，自然会出现富豪，司马迁记载了不少秦汉时期顶级富翁的故事：秦朝时候的巴寡妇清，巴是巴郡，现在的重庆，她是一位寡妇，名字叫“清”。做的是丹砂开采和销售生意，丹砂除了能做颜料外，还能提取水银，是当时重要的物资。她是中国历史有记载以来的第一位女企业家，家大业大，光佣人数量就上千之多，书上说她“用财自卫，不见侵犯”，在秦始皇的时代，她居然用财富组建了一只私人军队来保护自家产业，这还不算牛的，她甚至为国家修建万里长城提供巨额资助，给秦始皇陵墓建设提供大量水银。秦始皇对她非常尊重，为她修建了一座高台。
　　宣曲任氏，这哥们姓任，秦朝灭亡的时候，天下大乱，各地豪杰就跟打了鸡血针一样，争抢金银珠宝，唯独他逆向操作，囤积粮食，到了后来，刘邦跟项羽大PK，两军相持在荣阳地区，农民没法耕种，米价涨到每石一万钱，之前豪杰们辛苦抢来的金银珠宝被他统统吃进，发了横财。任家家规森严，尽管富可敌国，却崇尚节俭，严于自律，连皇帝也敬重他。
　　无盐氏（这个名字怪怪的），汉景帝的时候，有七个刘姓诸侯国联合叛乱。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汉朝的王侯要出征打仗，没钱咋办？只好向民间资本借钱，当时叫作“子钱家”，干的是放高利贷的活儿。这些人不敢放贷，怕打仗输了钱要不回来。这个时候，无盐氏站出来说我借，借出多少钱？史书上说是“千金”，但是利息是1000%——是的，你没看错，十倍的利息，相比之下，今天这些地下钱庄所谓月息5分6分也好意思叫高利贷么？他判断战争将很快结束，而且七国必败，果然才三个月叛乱就被镇压，一年之中，借出去的钱连番十倍。此人的政治经济学水平极高，战略预判准确，又富有胆略，真是牛人。
　　讲完了励志的创业故事，我们回到经济分析上来。司马迁认为，货币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自然发生的，他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就是说，随着商品交换的进行，必然导致货币的出现，从时间上看，他认为我们国家早在夏朝以前就出现货币了。在货币与物价之间的关系上，司马迁用十个字精炼地进行总结：“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意思就是：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数量越多，则货币购买力越低；相反，在货币量既定的前提下，商品的数量下降，物价就会变得很昂贵。当时放高利贷的民间资本很多，市面上放贷的利息是20%，司马迁对这些古代金融从业者评价很高，说他们“不害于政、不妨百姓”，把他们与工商业者并列，并给像无盐氏这样的传奇人物立传，让他们名垂青史。
　　《货殖列传》中还提到很多有价值商业思想，一样可以适用于今天的社会。比方说：1）卓氏（司马相如的岳父，卓文君的老爹）当年从赵地迁徙到蜀地的时候，因为手里有一大笔的资金，所以能跑到很偏僻的矿山边上居住，从事冶铁行业，最后富甲一方，可见投资实业之前，首先要有充足的资本金来启动；2）“无息币···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财币欲其行如流水”，钱只有流动起来才能生钱，资金周转越快赚得就越多。
　　3）“富者必用奇胜”，想要致富，思路就首先得跟人不一样，市场经济里边“奇”就别人还没发现的需求，先人一步挖掘出需求就是财富啊；“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他就卖出，从市场供求关系导致的价格波动中牟利；“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我们看今天的股票市场里边是不是这样的？当市场疯狂追高，个股价格贵到极点的时候，接下来就是一文不值，反过来无人问津的时候，很可能蕴藏着连续涨停板的机遇。古今中外，道理人人都懂，可是几人能做到呢？人性不仅贪婪，而且盲从。以上这些都是太史公总结的商业思想，由于篇幅有限，就不详细展开了，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翻原文。
　　司马迁通过认真研究，观察到当时的西汉社会，如果以一定数量的本钱，用来投资经营可获得一定的利润，各行业的年均利润率为20%，如果低于20%的利润率，在这个行业里头经营就不算理想。同样以一百万的本钱，投入到畜牧业养殖上边，体现为五十匹马，一百六十七头羊或者二百五十只羊；同等的资金投入到贩卖业上边，体现为二百匹马，二百五十头羊或两千只羊。为什么后者的利润高于前者，这是由商业的性质所决定的，说明司马迁已经注意到了资金周转的作用，意识到商业中的资金周转快于一般生产行业的资金周转速度。
　　司马迁的思想是相当深刻的，历史上评论他是“自成一家之言”，他的社会治理的理想，核心是天道自然，社会有它自然演进的规律，不需要过度的干预，关键是人民的足欲。人们在本性的驱动下，“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社会需要这些行业的协调分工，经济才能发展，而这个过程，是自然形成的。他写道：（百姓勤勉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待召唤自己就赶来，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符合客观规律，自然的验证吗？我们知道，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的《国富论》中形象地把市场的力量比喻为“看不见的手”，其实这样的观点在东方早已经出现了。
　　汉武帝时期，由于抗击匈奴跟兴建大量国内工程，把文景之治留下的雄厚老底逐渐掏光，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国家开始干预经济，把盐业和冶铁业收归国有，面对这些现象，司马迁提出了自己观点：“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翻译成白话：（执政者对于人民），最高明的办法是顺其自然，不加干涉，次一等的办法是带领百姓走向一条规定的道路，再次一等是教育他们，灌输观念，但这已经是第三等了；至于第四等，就是用统制计划的手段来管制人民，而最下等、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
　　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中国，居然有这般高明的经济理论，足以证明太史公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汉朝要是开通网络跟微博的话，我一定会在司马迁的微博上给他老人家留言：太史公，您真给力，给您点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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