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议
大礼议说的是在1521年开始的为了讨论皇统问题而发起的活动，主要是因为当时藩王成为皇帝，为了谁是世宗的父亲而发起了争端，那么具体的明朝大礼议是怎么回事呢?
大礼议中的明世宗
关于明朝大礼议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还要从世宗继位开始说起。明世宗以地方藩王继承帝位，可是为其改换生父的问题却引起了一场政治斗争。明武宗驾崩后，因为没有子嗣，所以由藩王继位，内阁首辅草拟遗诏。世宗继位后，想立生父为父考，却被以杨延和为首的旧阁们反对，当然有人反对也有人赞同，以张璁为首的新进大夫们同意立世宗生父为宗嗣。由此展开了关于儒家礼仪的嗣子不认生父可不可以的辩论。这是一场新旧势力的权利争夺，这期间双方经过了三次礼仪辩论，最终旧势力垮台，以张璁为首的新生势力崛起。
明武宗驾崩后，明代的政治秩序一下子崩溃，没有人来主持大局。大礼议的发生就在于身为皇帝的世宗却没有拥有全部的皇权，这次活动也是明代皇权转变宗流和恢复政治秩序的重要事件。世宗在大礼议中的胜利和杨廷及旧内阁的失败，其实就是世宗皇权的获得和明代政治秩序渐渐重铸及恢复的标志。
在杨廷和集团的败灭后，新生力量迅速成长。在斗争中，新进士大夫们与杨廷及势力进行着激烈的辩论，这赢得了世宗的敬重，也让世宗发现了自己所要依仗的真正势力。之后，世宗钦定大礼，明代皇权从世宗一流，由旧皇权带来的势力瓦解，嘉靖革新时代真正到来。
明武宗与明世宗是什么关系
明武宗和明世宗都是明朝的皇帝，谈到明武宗与明世宗是什么关系，其中明武宗先于明世宗当上皇帝，因为在那个时代，一般都是由大儿子来接替父亲的皇位，那么通过这个说法可能就会觉得明武宗与明世宗会是父子关系。
但通过查阅资料便会发现，明武宗与明世宗不是父子关系，他们之间而是堂哥与堂弟的关系，也就是说明武宗是明世宗的堂哥。在当时明武宗的父亲就是一位皇帝，然而他父亲还有一位弟弟，那就是明世宗的父亲。这下明武宗与明世宗之间的关系搞清楚了，可是也正因为这样的关系让后世人产生了疑问，为什么明武宗去世后接任他的皇位的人不是他的嫡长子，而是他的堂弟明世宗接替了皇位。这是因为明武宗虽然结过婚，但他没有一个儿子，自然就没人来接替他的皇位了，加上他的离世十分突然，要是一下朝廷上没有了皇帝，自然会乱了套，于是便急忙请来明世宗来接替皇位，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明世宗便幸运的登上了皇位。由此可以更加肯定明武宗与明世宗的关系，虽然他们不是父子关系，但却有着直系的血缘关系，否则也不可能让明世宗来接替皇位。
通过对明武宗与明世宗的一番了解，使得对他们这种有点让人头大的关系终于理清楚了，明世宗接替皇位，虽然有点不同于以往，但他们之间是堂哥与堂弟的关系是不可以否定的。
朱厚照之后的皇帝
朱厚照是明朝历史上的一位颇有争议的皇帝，因为他的一些陋习使得国家几乎没有任何进步，而且不理政事，整天除了玩就是陪着一些女子欣赏各种歌舞表演。因为朱厚照在正当年的时候就去世了，而且他没有一个儿子，自然接替皇位这个事情就需要重新选择了。那么朱厚照之后的皇帝是谁呢?
通过朝廷官员等人的一番商量之后，决定由他的近亲来接替皇位，于是朱厚熜就接替了朱厚照的皇位，因为朱厚熜是朱厚照叔叔的儿子，一个家族的而且又是近亲，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了。所以朱厚照之后的皇帝是朱厚熜。
在朱厚熜也就是明世宗接替了皇位以后，他不像朱厚照那样不作为，而是一门心思的想着怎样发展壮大国家的经济，怎样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明世宗对国家发展有着一个仔细的筹划，他对官员有了进一步的要求，就是防止越权私下干一些不作为的事情，而且还针对农民的发展情况放宽了政策，之前朝廷上的一些不合理政策都被他取消掉了，除此之外还加强兵力来保护本国的领土。在明世宗的治理下，国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即便他在后来对道教比较热衷，但对国家的治理却没有松懈。
明世宗不仅关心国家的各个方面，而且还十分勤奋，每天有自己固定的工作量，没有完成坚决不去休息。总之明世宗在历史记载中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和朱厚照有着一个明显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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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大礼议是指发生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到嘉靖三年(1524年)间的一场皇统问题上的政治争论，原因是明世宗以地方藩王入主皇位，为其改换父母的问题所引起，是明朝历史第二次小宗入大宗的事件。
明世宗登基不久便与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明武宗旧臣们之间关于以谁为世宗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考)，以及世宗生父尊号的问题发生了争议和斗争，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继嗣“要求世宗改换父母。当时观政进士张璁上疏责廷臣之非，提出了“继统”的理论。至嘉靖三年(1524年)，以世宗钦定大礼而结束。
大礼议的核心是明世宗能否改换父母的重大争论，即对明武宗遗诏如何诠释的问题。大礼议事件是明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在大礼议中张璁以明武宗遗诏为利器，打破了杨廷和一手操纵的廷议，并通过合理解读明武宗遗诏的文本逻辑和内容，维护了明世宗与兴献王的父子关系，挫败了杨廷和及其依附者不顾明世宗继位的实情而强迫明世宗依照汉宋旧例改换父母的图谋，确保了明代法律的尊严和政治的秩序，并因此开创了嘉隆万大改革的新局面。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献皇帝神主奉安于奉先殿东室观德殿，上尊号“皇考恭穆献皇帝”，明世宗生母改称“圣母章圣皇太后”，九月改称明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张太后为“皇伯母昭圣慈寿皇太后”，十一月邵太后卒，谥曰孝惠康肃温仁懿顺协天祐圣皇太后(后改为太皇太后、皇后，即孝惠皇后)，葬入茂陵;嘉靖四年(1525年)册封庶母王氏(兴献王侧妃)为睿庙淑妃(嘉靖十一年卒，谥号“温静”);嘉靖五年九月“奉安恭穆献皇帝神主于世庙”;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则追尊庙号为“睿宗”，十二月，蒋太后卒，谥号为慈孝贞顺仁敬诚一安天诞圣献皇后(慈孝献皇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献皇帝神主供入太庙，“既无昭穆，亦无世次，只序伦理”，“奉睿宗于太庙之左第四，序跻武宗上”。
原有兴献王墓也相应按帝陵规制升级改建，即后来的明显陵。
影响
积极
大礼议不是简单的礼仪之争，而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即新旧政治势力的较量。明武宗暴亡后，明代政治秩序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恢复正常。大礼议的发生和较长时间的持续，就在于身为皇帝的明世宗暂时并未拥有全部的皇权。换言之，大礼议是明代皇权由明武宗流向明世宗的必要路径，也是恢复明代政治秩序的必要步骤。明世宗在大礼议中一步步的胜利和杨廷和集团一步步的失败，其实就是明世宗皇权一点点地获得和明代政治秩序一步步地恢复。这一争论跟明代其他时期的廷议有着本质的不同。仅仅从礼制方面引经据典，对大礼议进行纯粹古礼的解释，不可能真正认清其本质特征及其在明代政治长河中所具有的独特作用。
在杨廷和集团的败灭过程中，新生力量在迅速成长。在大礼议中，张璁等人与杨廷和集团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争，既赢得了明世宗的敬重，又加深了双方的了解，使明世宗发现了自己所要依靠的真正力量。作为没有东宫旧僚的明世宗从议礼双方的表现中真切认识到了取舍大臣的一个主要标准，即能否支持自己的大礼主张。因为谁也无法全盘否定世宗的大礼观点。借助于大礼议组建自己能够掌控的人事格局，这是明世宗最大的政治收获，符合明朝的政治利益。嘉靖三年(1524年)，明世宗钦定大礼，标志着明代皇权从武宗完全流向世宗，至此，明武宗时代基本结束，嘉靖革新时代真正到来。大礼议拉开了明代改革的序幕，杨廷和集团的彻底垮台和张璁等“大礼新贵”的崛起使清除弊政成为可能，嘉靖政治也因此进入全方位的变革创新时代。
消极
另一方面，大礼议使得杨廷和与明世宗两人形同陌路。杨廷和被削官为民，更中断了杨廷和在明武宗去世之后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世宗日渐腐化，大肆兴建、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又好长生不老之术，此后明朝政治风气愈发颓废。议礼派“以片言至通显”，因迎合皇帝而从下级官员升至首辅、六卿，使朝廷官员看到奉迎君主带来的好处，嘉靖十七年后，内阁十四个辅臣中，如徐阶、顾鼎臣、严讷、夏言、郭朴、严嵩、袁炜、高拱、李春芳等，有九人是通过撰写道教的青词起家的。从此明朝官员中谄媚阿上之风盛行，政风日益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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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大礼议由武宗暴亡所引发，在内阁首辅杨廷和的策划下，变通办法，选取武宗堂弟明世宗(朱厚熜)继统。但在世宗称帝后，杨廷和非要把武宗和世宗的堂兄弟关系变成亲兄弟关系，于是，一场长达数年的大礼议便开始了。世宗即位意味着永乐以后明代历史长河中最大的政治撕裂，而伴随出现的大礼议则是新旧势力政治的综合较量。
正德二年(1507年)年秋八月，朱厚熜生于兴王邸。朱厚熜是明宪宗之孙，明孝宗之侄，明武宗的堂弟，兴献王朱祐杬次子，封国在安陆州。
正德十四年(1519年)，兴王薨，谥号“献”。以世子身份居丧并决策封国政务。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尚未除服，明武宗特旨令其袭封。五天后(三月十四日)，明武宗驾崩，那时，朱厚熜尚未正式受封。明武宗无嗣，而明孝宗也无其他皇子在世，皇太后张氏(孝康敬皇后)与大学士杨廷和(朱厚熜未至京师前，杨廷和总揽朝政三十七天)摄理国政，根据《皇明祖训》中所说的“兄终弟及”的原则，于三月十五日派定国公徐光祚、寿宁侯张鹤龄、驸马都尉崔元、大学士梁储、礼部尚书毛澄、太监谷大用等前往安陆迎接朱厚熜，到京师即皇帝位。三月二十六日徐光祚等抵达安陆(谷大用先期至，朱厚熜不许其私谒)。
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初一，拜别其父陵墓，次日辞别母妃启程。四月廿二，朱厚熜抵京师，止于郊外。当时朝廷官员就有关于以什么礼仪迎接兴献王世子朱厚熜的争论。礼部尚书毛澄根据杨廷和的授意，定议以皇太子即位的仪式。
经过
继嗣、继统之争
大学士杨廷和曾帮明武宗起草遗诏。遗诏的内容是以明武宗武宗的语气表示“：“朕疾弥留，储嗣未建，朕皇考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年已长成，贤明仁孝，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奉祀宗庙。”
明武宗之母慈寿皇太后颁发的懿旨：“皇帝寝疾弥留，已迎取兴献王长子厚熜来京，嗣皇帝位，一应事务俱待嗣君至日处分。”
其中，“嗣皇帝位”四字最为关键。朱厚熜对其右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但杨廷和仍要求朱厚熜按照礼部的方案(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基。但未行，最后是由皇太后令群臣上笺劝进，朱厚熜在郊外受笺，当天中午，从大明门入，随即在奉天殿即位。诏书曰：“奉皇兄遗命入奉宗祧”。以第二年为嘉靖元年。
四月廿七，年仅十五岁(十四周岁)的明世宗下令群臣议定明武宗的谥号及生父的主祀及封号。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朝中大臣援引汉朝定陶恭王刘康(汉哀帝生父)和宋朝濮安懿王赵允让(宋英宗生父)先例，认为明世宗既然是由小宗入继大宗，就应该尊奉正统，要以明孝宗为皇考，兴献王改称“皇叔考兴献大王”，母妃蒋氏为“皇叔母兴国大妃”，祭祀时对其亲生父母自称“侄皇帝”。另以益王次子崇仁王朱厚炫为兴献王之嗣，主奉兴王之祀。五月初七，礼部尚书毛澄和文武群臣六十余人将此议上奏皇帝，并声称朝臣中“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
对明世宗而言，这绝对是不可接受的，双方产生僵持。少年天子明试图优抚杨廷和，并向毛澄厚赠黄金，欲使其改变主意，但两人都不为所动，几次下诏尊加其父徽号也被杨廷和等大臣封还。但毛澄亦修改意见，认为将来朱厚熜有子时，可以第二子取代朱厚炫成为兴王，继承其父亲的王统。
奉迎世宗生母礼节之争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七月初三，新科进士张璁上疏支持明世宗，认为明世宗即位是继承皇统，而非继承皇嗣，即所谓“继统不继嗣”，皇统不一定非得父子相继，而且汉定陶王、宋濮王都是预先立为太子，养在宫中，实际上已经是过继给汉成帝和宋仁宗，“其为人后之义甚明”。张璁建议明世宗仍以生父为考，在北京别立兴献王庙。明世宗见此奏章后大喜说：“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当时杨一清居家见张璁疏说：“张生此议，圣人复起，不能易也。”王守仁也“心喜其说”《国史传》评论：张璁此论“出所真见，非以阿世”。但张璁微末之身人单势孤，难以动众，明世宗唯有先行妥协。但在奉迎生母蒋妃入京的礼仪上，明世宗坚持行以迎皇太后之礼，遭到杨廷和反对后痛哭流涕，表示愿意辞位，奉母返回安陆，杨廷和无奈之下只得让步。当年十月，明世宗以皇太后礼迎母亲入宫。
当时，湖广总督席书曾草拟奏疏，附和张璁、霍韬的意见，称兴献帝宜定号皇考兴献帝。吏部员外郎方献夫上疏，提出“继统不继嗣”之论。但两封奏疏没能上呈。
再起纷争
被贬至南京刑部主事的张璁与同僚桂萼等又上疏重提旧事。明世宗下旨诏两人入京，在“继嗣派”策划暗杀张璁与桂萼之时，明世宗封两人为翰林学士，专负责礼仪事项。
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明世宗召集群臣集议，杨廷和见明世宗有意变更前议，上疏请求致仕。此时，朱厚熜的地位已稳固，早已厌恶杨廷和跋扈难制，就顺水推舟，同意杨廷和致仕归里。
此时，颇感群龙无首的礼部尚书汪俊酝酿再一起集体谏诤。适逢主事侯廷训据宗法作《大礼辨》，吏部尚书乔宇等人遂据此率群臣近两百五十人一同进言，反对明世宗以兴献王为皇考。明世宗不悦，下令更多的官员参与进议论中来。于是，给事中张翀等三十有二人，御史郑本公等三十有一人，以及邹守益等，也都抗章力论。状元唐皋也上疏说：“陛下宜考所后以别正统，隆所生以备尊称。”表面上是在调停，实际上倾向于反对。因为邹守益是王阳明的大弟子，唐皋是前朝状元，在朝中都属于影响较大的文臣，明世宗因此恼羞成怒，此次进言之人均被斥责、罚俸甚至罢黜。最后，汪俊等只好妥协：“于兴献帝、兴国太后止各加一‘皇’字，以备尊称。”
结果
参见：左顺门案
嘉靖三年(1524年)三月，明世宗无奈之下，勉强同意称父亲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母亲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尊封祖母邵氏(明宪宗贵妃)为寿安皇太后，孝宗皇后为“圣母昭圣慈寿皇太后”，明武宗皇后为庄肃皇后(孝静毅皇后)。“本生”二字实际上只是承认了嘉靖皇帝的生物学父母，但宗法上他还是需要称孝宗为“皇考”，称张太后为“母后”，事实上还是被过继到了孝宗名下(这一点可以参照清朝的光绪帝，他的生父奕譞被称为“本生皇考醇贤亲王”，生母醇亲王嫡福晋叶赫那拉·婉贞被称为“皇帝本生妣”，而其本人已被过继与文宗咸丰帝为子，需称文宗为“皇考”，称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为“母后”)。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二日，明世宗诏谕礼部，十四日为父母上册文、祭告天地、宗庙、社稷，群臣哗然。正逢早朝刚结束，吏部左侍郎何孟春倡导众人道：“宪宗时，百官在文华门前哭请，争慈懿皇太后(孝庄钱皇后)下葬礼节，宪宗听从了，这是本朝的旧事。 ”杨廷和之子、状元杨慎亦称：“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坚守节操大义而死，就在今日。”随后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在金水桥南拦阻挽留群臣，何孟春、金献民、徐文华等又号召群臣。随后两百余位朝廷大臣在左顺门跪请世宗改变旨意。
明世宗在文华殿听闻门外哭声震天，命太监传谕大臣们退朝，但群臣直到中午仍伏地不起，企图迫使明世宗屈服。杨慎等人撼门大哭，“声震阙庭”。朱厚熜震怒，令锦衣卫逮捕为首者八人，下诏狱。此举令其他人更为激动，冲至左顺门前擂门大哭，朱厚熜再下令将五品以下官员一百三十四人下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八十六人停职待罪。七月十六日，明世宗为母亲上尊号“章圣慈仁皇太后”。七月二十日，锦衣卫请示如何处理逮捕的大臣，明世宗下令四品以上官员停俸，五品以下官员当廷杖责。因廷杖而死的共十六人。左顺门廷杖后，反对议礼的官员纷纷缄口，为时三年的“大礼议”以朱厚熜获胜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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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大礼议，议的首先是个『礼』。我们先不谈什么文官集团的自身利益，只谈『礼』。
按祖训，都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并安长幼排序。孝宗死，其长子武宗继，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武宗死了，没留下半个皇子，就没有子继。那么，按下一个顺序，应是长弟及，但孝宗只有一个儿子，武宗没有任何亲弟，弟及这边也没人来及。
那么该找谁来继承大统?
如果武宗平辈中其他兄弟中有嫡子的，可以先过继给武宗，然后以皇子身份继承。但此时武宗的堂弟们都尚未有子嗣，因此，父死子继怎么着都行不通;只能考虑兄终弟及了。
按俗，长房无嗣，可从他房过继一子来继承。那么，目光就集中到了孝宗朱祐樘的兄弟的孩子身上。又因祖训只立嫡、不立庶(除非没有嫡子)，所以只从孝宗父亲宪宗的嫡子家里找适合入继的孩子，也就是说，从武宗朱厚照的嫡堂兄弟里面找一个嫡出的孩子，先过继给孝宗，然后再入继大统。
首先，应从宪宗皇后所出的孩子当中按长幼排，找孝宗最长的弟弟的孩子来入继。宪宗朱见深的最早册后吴氏，后在万贵妃的压力下将其废黜;后册立王氏为后，数十年仅临幸寥寥几次。吴皇后和王皇后在万贵妃的阻挠下，都未能生下儿子。这条线找不到嫡子。
或者，从孝宗同母弟中找个长弟的孩子入继。孝宗朱祐樘为宫女纪氏所出，成化六年生，为孝宗长子，孝宗得知后将纪氏进为淑妃;孝宗登基后追谥生母纪淑妃为孝穆皇后，纪氏也算得上是皇后。只可惜纪氏在被宪宗进为淑妃后不久即暴毙而亡，仅仅生下了朱佑樘这一个孩子，孝宗再无同母弟弟，因此，嫡子这条线就断了。
再往下看，两个贵妃，万氏和邵氏所出之子。万氏成化二年生下皇长子，未及命名，十个月即夭折，从此再无子出。而邵氏成化十二年时生下皇四子朱祐杬，成化二十三年受封兴王。朱祏杬在平辈长幼中仅次于孝宗朱祐樘。因此，宪宗贵妃所出的兴王朱祐杬家的长子，是可以考虑的。朱祐杬弘治十三年生长子朱厚熙，五日即夭折;正德二年，生次子朱厚熜。正德十四年，朱祐杬去世，武宗朱厚照亲赐谥号为献王。正德十六年武宗崩时，兴献王朱祐杬家只有一个儿子，那就是十六年三月刚刚袭藩成为兴王的朱厚熜。
不过，只考虑武宗平辈堂弟长幼的话，朱厚熜并不是武宗最大的堂弟。宪宗朱见深第六子、正德十六年时仍在世的益王朱佑槟的长子朱厚烨生于弘治十年，比朱厚熜大了整整八岁，是武宗朱厚照所有堂弟中年龄最长的一个。可是朱佑槟的母亲是德妃张氏，一来不算宪宗嫡子，二来在长幼排序中幼于朱祐杬，因此，朱佑槟家的孩子在入继问题上是排不上号的。
所以，捋清了思路之后我们发现，其实当时的兴王朱厚熜，在武宗死后并不仅仅是被从安陆接到北京来继承大统的，而是必须先过继到武宗的父亲孝宗名下后，再继承武宗留下的大统。
这就是大礼议的『礼』之所在。
在古代中国，我们常可以听到一个词汇叫作『祖宗礼法』。『礼』和『法』是并列的概念，或者说，『礼』与『法』的界限比较模糊，依法治国也便是『依礼治国』。皇家之礼事关国本，继承人的废立更堪是腥风血雨;故而『礼』是决不能动摇甚至废除的。
朱厚熜过继给孝宗一事，实则是武宗死后国本大计的重中之重。因为，只有孝宗的嫡出子嗣才能继承大统，再不济也得是庶出;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继承皇位的人的父亲或者亲生兄长，也必须是皇帝。否则的话，这位继承人的身份，将完全不具有合法性。连皇帝都不具有合法性了，何以服天下呢?
很显然，朱厚熜只是朱厚照的堂弟，如果仅以兴王的身份入继，其父仅仅是一个藩王，则名不正而言不顺。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的，先代只有一例——
燕王朱棣。
而且朱棣乃是经过靖难之役，造反打仗打来的江山;正德中好容易才镇压了另一个意图造反的藩王宁王朱宸濠，怎么可能将皇位嗣给另一个藩王呢?大明是朱家的江山，所谓『一脉相承』的意思，是说只能以长子一脉来继承，非是你姓朱就可以的。一旦藩王直接入继之例肇开，那么祖训就成了一页废纸，之后凡是藩王，都会开始骚动入继的心思了。这于国本，是大不利的。所以，兴王入继大统，必须按照继承法则——也就是『礼』来，先过继给孝宗，成为孝宗的儿子，之后才能继承武宗的皇位。这样的继承，才是具有合法性的继承。
这也就是为什么杨廷和逼着朱厚熜认伯父作父亲，认父亲作叔父的原因。礼仪之邦，礼字为重。事关国本，就更要据『礼』力争。在朱厚熜前往北京的路上，有人提出在北京以迎接天子的礼节来迎接朱厚熜进京，便被礼部尚书毛澄骂了回去：
『今即如此，以后何加?岂劝进辞让之礼当遂废乎!』
意思就是说，他一个藩王，有什么理由用天子之礼迎他?你开了今天这个先河，以后怎么办?继承的礼法都要坏掉了。
至于下马威不下马威，在帝制时代，即便文官的势力再怎么通天，只要皇权仍在，皇帝就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随时杀掉他不喜欢的人。正所谓伴君如伴虎，文官即便有理在先也必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和官位。杨廷和再怎么想要权力，总也是得爱惜羽毛，不可能新君甫到，就和他对着干。毕竟一介文官能量终究有限，再怎么万人之上也必须在一人之下，没必要来什么下马威的。
如果硬要说下马威，大概就是正德十六年四月，以内阁次辅梁储为首的大波人马从安陆接朱厚熜进京时在郊外停驻，要求先行『皇太子登极礼』，之后再进京。皇太子登极礼，也就是一种过继仪式。在当时的情况下，成为『皇太子』，也就意味着成为孝宗的儿子。在成为孝宗的儿子之后，也就成为了武宗的弟弟，便具有继承皇位的合法性了。面对文官如此周密的布置，而朱厚熜直接与之呛声道：
『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
于是不肯行此礼。后杨廷和又劝先由东华门进宫、居宫城东南角的文华殿，择日行登基大礼，也被朱厚熜拒绝了。最终朱厚熜直接从大明门入皇宫，祭告宗庙社稷，拜了祖宗牌位、朝见了皇太后张氏，直接去了奉天殿即皇帝位，诏告天下：
『奉皇兄遗诏，入奉宗祧。』
其实，要真说下马威的话，反而是年仅十三岁的朱厚熜给了文官们一个下马威，而并非反之。刚到北京，先是强硬拒绝文官行过继礼之要求，大棒挞之;然后，又一口一个『皇兄』来迷惑对手，让文官们以为他默认过继给孝宗一事——而如果仅以藩王身份，是不可称『皇兄』，只可称『皇帝陛下』，不可有『兄弟』之称谓，给了文官胡萝卜，好让自己先登基稳固，之后再行计议。所谓三岁看老，十三岁的朱厚熜就有此等平衡手的技术，也无怪乎他不上朝也能将江山坐好了。
朱厚熜也是皇族子弟，自然是知道祖宗礼法的。但是礼法却是有空子可钻的——皇位继承人的父亲必须是皇帝，但是，祖训却没有规定继承人的父亲必须是『先帝』。因此，朱厚熜顶住了文官的压力，没有让自己过继给孝宗门下，而是追尊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成为帝后，即睿帝和睿皇后;这样一来，自己的生父也成了皇帝，自己直接继承皇位同样也是符合继承礼法的逻辑的。照这么看来，兄终弟及的并非是武宗朱厚照和世宗朱厚熜，反而是孝宗朱祐樘和睿帝朱祐杬了。
但是硬要拗礼法的话，孝宗和睿帝兄终弟及，莫非是孝宗无后，无子可继?这样的话，置武宗于何处呢?不过，这一点就不是朱厚熜考虑的范围了，武宗是何人物，与他能不能直接以朱佑杬亲儿子的身份入继大统关系不大。一个素未谋面的堂兄，于他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一定要说政治意图的话，在大礼议所争的『礼』之下，隐藏着杨廷和、梁储等前朝内阁老臣掌控新朝主动权的意图。在前朝武宗在位时，或者再往前，孝宗在位时，内阁的作用和施展空间非常狭窄。孝宗虽与文官很和平，但也曾说过内阁不堪用之类的话;而武宗直接甩开内阁决断，也让杨廷和、梁储等人感到很不舒服。武宗死的时候合法继承人朱厚熜才十三岁，比武宗即位时的十五岁还要小两岁。武宗十五岁时尚且没开始自说自话地胡搞，杨、梁等人或许判断一个藩王家的十三岁孩子，肯定比十三岁时的武宗更加容易掌控;因此便以『礼』为凭，希望在政治上掌握主动权。
山陵既崩，武宗生母张太后仍在。张太后在朝中的说话分量不小，武宗死后清算江彬等佞幸、兴王入继和操办礼仪的事，张太后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张太后其人一直是个非常值得推敲的话题，作为孝宗唯一的妻子，她对于独子朱厚照的态度令人玩味。宁王反前请江西巡抚孙燧来家吃饭，孙燧质问其为何造反，宁王言说是太后的意思，说太后一直认为朱厚照这种荒淫无度的人是做不了皇帝的，这个孩子一定是被谁偷梁换柱了。诚然，宁王要反，理由都是信手拈来的，但是为何不说别的、单单说是太后的意思呢?很有可能的情况是，太后的确在某种场合下表露过类似的意思，认为自己的独子不成大器;又恰好被宁王知道了，便就添油加醋拿来当造反的理由用了。同时，作为一个母亲，在武宗死后立刻联合杨廷和等人清算武宗的秘书长江彬等一干近臣人等，又马不停蹄地与杨廷和、梁储等人操办兴王入继的事，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为钢铁做的母亲。
而在大礼议当中，张太后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大礼议是张太后联合杨廷和等阁臣在武宗死后操办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中的高潮。杨廷和、梁储等人在外与朱厚熜就『谁是你爸爸』的事斗智斗勇，而张太后在后宫，也在争一个『礼』字。
朱厚熜生母，兴王妃蒋氏在朱厚熜来到北京后不久，也从安陆进京。最初，蒋氏是以藩王妃的身份入宫的，张太后自然也待她以藩王妃的礼仪，食宿条件、随侍人员的条件都不怎么样。朱厚熜对此不满，张太后不理，反而待之更薄。女性刻薄起来确实挺可怕的，可以想见当时蒋氏的境遇的确不佳。张太后所争的『礼』，无非是想让朱厚熜称自己一声『母后』，让他成为自己的儿子，自己好继续坐着个太后的位置，继续自己在朝中的声威，也好继续为自己的家族谋利。张太后的两个兄弟张延龄、张鹤龄自孝宗朝开始得势，一直贪赃枉法，被孝宗训斥过，却历经弘治、正德一直都没有遭到法办。究其原因，无非就是张太后在朝中的声威。因此，张太后想要保住自己家族的利益，也必须让自己的权势继续下去。因此，张太后和杨廷和等人既然有共同的利益，便很自然地结成了合作关系，共同操办了这一场『大礼议』。
在大礼议结束之后，最大获益者自然是嘉靖皇帝朱厚熜。他顺利地坐稳了王位，获得了一批支持自己的文官，让自己的亲生父母也当上了帝后，从此开启了长达四十五年的嘉靖王朝;他争得了他的『礼』，即自己为睿皇帝、睿皇后之子，名正言顺，入继大统。
而至于杨廷和和张皇后，自然是满盘皆输。杨廷和最终被朱厚熜斥为罪魁，『以定策国老自居，以门生天子视朕』。嘉靖三年，杨廷和被朱厚熜削籍为民，遣返故乡新都。对于当时已六十六岁的杨廷和来说，这并不算是最坏的结局，毕竟已经垂垂老矣，即便不削籍，也差不多是年纪致仕回乡了;对于杨廷和来说，更为痛苦的大概是他的儿子杨慎，这名正德六年的状元郎，在最最意气风发的年纪，被朱厚熜廷杖之后流放云南，从此再也没有踏出过西南一步，直到嘉靖三十六年老死戍所。在前往云南的路上，杨慎途经赤壁心声喟叹，戴着刑枷写下了《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张皇后在嘉靖三年时由『皇圣母』被朱厚熜降格为『皇伯母』，各种待遇都降了等;后来又抓了张鹤龄、打死张延龄，张家外戚的好处也就到了头。
杨廷和与张太后没有争得他们的『礼』，朱厚熜非但没有过继给孝宗，甚至堂而皇之地以『睿皇帝朱祐杬』之子的身份入继，而视孝宗之子武宗为如无物。若是从情感角度来看的话，即便武宗在世时，杨廷和与张太后对他有再多不满和反感，在大礼议时，二人不仅是给孝宗争个儿子，更是给朱厚照争个名分。毕竟，『睿皇帝朱祐杬』的身份，显然及的是孝宗朱祐樘的皇帝之位;朱厚熜以『睿皇帝之子』的身份继位，由武宗兄终弟及变成了睿皇帝父死子继，武宗的皇帝身份反而变成了一个笑话。
不过，如果朱厚熜再走一步，真的将武宗贬成个藩王的话，没准武宗会更乐意。毕竟，武宗自己给自己封的爵——镇国公，比藩王的位阶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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