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族
西夏——是11—13世纪中国历史上由党项人李元昊在中国西北部(今宁夏、甘肃、山西北部一带)建立的一个政权。本名“大夏”，因地处西部，宋人称之为“西夏”。之后被成吉思汗灭国，历经十二位皇帝，享国196年。
然而，西夏灭亡之后，党项人都哪里去了呢?如今的民族中怎么没有“党项族”呢?
这个问题一直都备受人们争议。有的认为是被汉化了;有的认为是被各民族分割融化了，甚至有人认为是西迁至欧洲了，但是各种说法都找不到有力的证据。学者们在近年来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与考证，认为党项人最终可能就是被其他民族融合了。
在西夏灭国之后，西夏故地的党项遗民还是生活在原西夏的土地上。在元朝的时候，曾经在河西陇右一带征集过数量可观的党项士兵，元朝的“宿卫军”和“镇戍军”当中，都有由党项人专门组成的“唐兀军”。党项人在元朝的时候属于“色目人”，属于“二等公民”。
1976年，学者及考古专家在甘肃的酒泉地区，发现了一通由汉文和回鹘文合璧的“大元粛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碑文完整敌记录了一个唐兀家族至西夏灭国到元朝末年，130多年间6代13人的世袭官爵，并由此得知西夏人从灭国后就不再用党项人的姓名，而改用蒙古人的姓氏及名字。由此可见，西夏故地党项遗民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之下，被蒙古化了。
以至于学者认为：元代以后直至现在，分布在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部的“裕固族”就应该是包含了党项、回鹘、蒙古等血统的一个民族共同体。
另外，还有一些流落到其他地方的党项人，也是同样的结局，都被所在地的文化影响，被同化了。
比如四川境内的“木雅人”，根据当地居民的语言特征，学者认为他们可能是西夏亡国后南迁到川康地区的西夏党项后人，之后被藏族同化形成的共同体。但是学者研究发现“木雅人”是保留“党项人”特征最多的民族，也许是党项人后裔所占比例较大，或者是因为地狱极为封闭等因素。学者认为“木雅人”是研究党项人最有价值的族群。
诸如此类情形，很多地区如青海、安徽、河南、河北等地都留有党项人的后裔，只是因为相关的史料记载不多，甚至没有，所以党项人后裔的具体分布以及党项文化的残存，都还需专家、学者进一步研究考证。
总之，西夏的党项人在西夏灭国后，被各民族分解、同化，以至“党项族”这个概念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现在的大民族中就没有了这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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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党项族是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属西羌族的一支，故有“党项羌”的称谓。 据载，羌族发源于“赐支”或者“析支”，即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一带。
汉朝时，羌族大量内迁至河陇及关中一带。此时的党项族过着不知稼穑、草木记岁的原始游牧部落生活。他们以部落为划分单位，以姓氏作为部落名称，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党项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盛。唐朝时，经过两次内迁，党项逐渐集中到甘肃东部、陕西北部一带，仍以分散的部落为主。唐中央多在党项民族聚集地设立羁縻州进行管理，有功的党项部落酋长被任命为州刺史或其它官职。唐末黄巢起义时，唐王传檄全国勤王。党项族宥州刺史拓跋思恭出兵，唐僖宗赐拓跋思恭为“定难军节度使”，后被封为夏国公，赐姓李。至此，党项拓跋氏集团有了领地，辖境包括夏、银(今陕西榆林东南)、绥(今绥德)、宥(今靖边东)、静(今米脂东)等五州之地，握有兵权，成为名副其实的藩镇。
宋朝时，李继迁开始独立抗宋。李元昊即位夏国王后，下发秃发令，并努力吸收汉文化，创制党项文字，推动了党项族文明的发展。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建立西夏。这是党项族建立民族政权之始，也是党项发展历史的顶峰。西夏时期的党项族文化、经济获得了空前发展，在与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交流中逐渐发展，后被成吉思汗所灭，党项族也逐渐消失。
另一说拓跋氏是鲜卑族的后裔，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就自称是鲜卑后代。
在最早的汉文文献记载中，将党项人称作“党项羌”。“Tangghut”(党项)这个名字最初是在鄂尔浑突厥鲁尼文碑铭中出现的，时间是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可以肯定，这个字最初必定是来源于某种阿尔泰语系的形式，此后很可能是通过中亚的媒介——可能是于阗语或粟特语，从吐蕃的自称衍生出来的。
后来，党项(汉文中又作“唐古特”或“唐兀’)就成了北亚和中亚地区对于某些居住在安都——青海湖、甚至甘肃地区的部落群体的通称。这个名称一直使用到了19世纪。
在以后的汉文、突厥文、阿拉伯文的文献中，以及19、20世纪前往汉藏交界地区的西方探险家的传记中，都广泛使用了这个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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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汉文文献记载党项为汉朝西羌的后裔。自远古以来，羌人就占据着青海湖周围的草原和青海湖以南，黄河、大通河、湟水源头附近的山地。在这一片地区的边缘地带，就是位于吐蕃东北部，习惯上称作安多的地方，早期党项和吐蕃的先民们大概都混杂居住在这一地区。对党项语言的研究证实，就分类而言，操党项语的人可以归为藏缅民族的古代成员。而就其文化来说，党项人则具有其他羌族族群的许多特点。
古代羌族是一个大系，有很多的分支，有因地域划分的，如：白兰羌、宕昌羌等等;也有因族群划分的，如：党项羌、吐谷浑羌等等。
南北朝末期
南北朝末期(6世纪后期)开始活动于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上游和四川松潘以西山谷地带。当时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
《隋书·党项传》记载：党项"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阵则相屯聚，无徭赋，不相往来。牧养牦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墙"。 [4] 也就是说早期的党项人不事农业，衣、食、住皆仰赖畜牧，无文字历法，以草木枯荣计算岁月，崇拜天神，死后火葬。党项人尚武而勇猛。同氏族的人须互相帮助，当受到外族人伤害时，必须复仇，未复仇前，蓬首垢面赤足，禁食肉类，直到斩杀仇人，才能恢复常态。此外。党项人还特别崇尚白色，故自称“大白上国”。
隋唐时期
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年)有千余家党项羌人归属隋国。次年，党项族领导人拓跋宁丛等，各率部落到旭州(今甘肃临潭县境)请求内附，隋朝授拓跋宁丛为大将军。
开皇十六年(596年)党项首领进攻会州(今甘肃靖远县东北)，兵败纷纷降附，并遣子弟入朝谢罪，向隋朝贡。
唐初武德年间(618—626年)党项相率归属唐朝。党项羌中著名的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米擒氏、拓拔氏等八个部落，此外还有黑党项、雪山党项等部落。其中拓拔部落最为强大。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唐朝南会州都督郑元踌招谕党项归附，党项首领之一细封步赖率所部归唐，唐朝在其地设轨州(今四川松潘县西)，授细封步赖为刺史。其他党项部落，亦纷纷响应，又设崌、奉、岩、远四州，并以原来各部酋长分别担任各州刺史。
贞观九年(635年)，唐下诏遣使开河曲地为16州，党项内附者34万口。当时曾与吐谷浑王慕容伏允结为姻亲的党项拓跋部酋长拓跋赤辞，也在与唐作战兵败、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归附唐朝。唐就其地分设懿、嵯、麟、可等32州，任命归附的部落首领作刺史，以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受松州都督府节制，封为平西公。
唐初崛兴于西藏高原上的吐蕃国，日益向外扩张，北上并灭了吐谷浑，并侵袭威逼党项羌。散居在今甘肃南部和青海境内的党项部落南迁，唐移静边州都督府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县)，辖下的25个党项州，也随着一道迁徙。党项族原住地为吐蕃占领，留下来的党项居民为吐蕃贵族所役属，吐蕃称这些人为"弭药"。
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吐蕃人取代早先吐谷浑在青海湖地区的地位，迫使众多的党项人逃离故土。
唐广德二年(764年)，河北副元帅仆固怀恩自恃平定安史之乱有大功，对唐朝所给的待遇不满，起兵反叛，并煽动党项、吐谷浑等族叛唐作乱。朔方(驻今宁夏灵武县西南)节度使郭子仪为了防范党项等族受其煽动，建议唐王朝将居住在静边等六府的党项迁到银州(今陕西米脂县西北)以北、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西)以东一带居住;另将居住在宁朔州(今陕西榆林县境)的吐谷浑迁移到夏州以西。唐朝宗采纳了郭子仪的建议，召党项族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跋朝光、拓跋乞梅等五人人朝，亲自接见，并厚加赏赐，让他们返回各自部落，安抚部众。从此拓跋乞梅居庆州，号东山部;拓跋朝光居银、夏，号平夏部。
唐德宗即位以后，担心党项族进一步强大，会危害到唐王朝的安全，于是下令禁止商人以牛、马、军器等物资和党项族进行贸易。贞元十五年(799年)，永安城镇将阿史那思昧向党项族索取驼、马等物，并经常对银、夏一带的党项族进行骚掠，党项不堪忍受，举部渡黄河躲避。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唐复设宥州(今陕西靖边县西)，以保护党项，党项得以迁回。元和十五年(820年)，唐宪宗命太子中允李寮为宣抚党项使。自此以后，党项部落再度繁盛，远近的商人都带着货物到该地与党项族人民交换羊、马等牲畜。
唐文宗太和、开成(827—840年)年间，该地藩镇的一些统治者放任当地豪强、商人肆意掠夺党项族居民的羊、马财产，引起党项居民的极度不满，纷纷举行起义。其中以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盐州(今宁夏盐池县北)一带的规模最大，断绝了交通，给唐朝统治者以有力的打击。唐武宗为了平息党项部民的反抗，多次下令安抚，并以侍御史崔君会、李鄂和郑贺分别为灵、延(今陕西延安市)、麟(今陕西神木县北)等地的安抚使。党项族的起义逐渐平息。
唐末宋初以来，拓拔部和被称为平夏部的夏州部落首领，接受唐、宋封授的官职，并且入居州衙通过贡赐的方式，接受了汉族的物质生活和文化。他们以这种特殊的地位，在对外作战时召集各部落形成暂时的联合。宋朝皇室也通过他们来控制党项各部落的对外掳掠。
宋朝时期
宋朝初建，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即附宋，并助兵对北汉作战。宋朝亦对夏州李氏政权羁縻统治。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传至李继捧，发生了党项贵族内部争夺权位的斗争。
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李继捧率族人投附宋朝，献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宋封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留居京城，党项族内部由此引起了急剧的分裂。继捧弟李继迁采纳部下张浦的建策，率领贵族逃入夏州东北300里的地斤泽，抗宋自立。
北宋淳化五年(994年)，北宋惟恐党项人“居城自雄”，下诏毁了“统万城”，将20万党项人迁到绥、银等州，也就是现在的横山、米脂、绥德一带。从此，党项族便居于银、夏、绥、宥、静五州(一说是四州，没有静州)。至此，拥有近600年历史的“统万城”渐渐沉寂在毛乌素沙漠之中。
西夏时期
西夏建国
宋初赵匡胤削藩镇的兵权，引起拓跋李氏的不满。虽然他们一开始服从宋的命令，但两者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李德明时，依附宋朝，转而对回鹘、吐蕃部落展开大规模的攻掠，极大地加强了党项奴隶主贵族的力量，扩展了统治的领域。党项割据政权经李继迁之子李德明一代的休养生息，已经具备了立国的基础。
北宋天圣十年(1032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继夏国公位，开始积极准备脱离宋。他首先弃李姓，自称嵬名氏。第二年以避父讳为名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开始了西夏自己的年号。在其后几年内他建宫殿，立文武班，规定官民服侍，定兵制，立军名。北宋景祐三年(1036年)，仿汉字创制西夏文，并汇编字书十二卷，定为“国书”。北宋宝元元年(1038年)10月11日，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
西夏建国后，党项族的势力不断发展，其疆域方圆二万余里，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今内蒙古阿拉善戈壁与鄂尔多斯草原及西部的巴盟、包头一带，皆属西夏所辖。著名的西夏遗址有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百眼窑石窟寺、阿盟额济纳旗西夏黑城、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城塔古城及巴盟临河高油房古城等。
李元昊死后，他不满2岁的儿子李谅祚成为皇帝，由其母没藏氏专政。辽攻西夏，夏大败，向辽称臣。李谅祚子李秉常即位后被其母梁太后幽禁。西夏拱化元年(1063年)吐蕃禹藏花麻归夏。梁氏又发动与宋的战争。失败后被迫让权于李秉常。李秉常死后他三岁的儿子李乾顺即位，梁氏再揽大权。重新发动与宋和辽的战争。李乾顺亲政后采取依附辽，于宋修和的策略。战争逐年减少，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西夏雍宁二年(1115年)金朝立国，开始发动对辽的进攻。
西夏元德五年(1123年)辽天祚皇帝兵败逃到西夏。同时金使到西夏劝李乾顺将辽帝擒拿送往金，以保障西夏不被金攻击。李乾顺看到辽灭已不可挽回，答应了金的条件。从此西夏归服金。金侵北宋时西夏随其尾迹而入，获得了数千里的土地。
李乾顺死后其子李仁孝即位，西夏境内发生了强大的饥荒和地震，民不聊生，以此发生了巨大的人民起义。李仁孝的改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持了社会的稳定。
从桓宗到神宗
李仁孝死后，其子李纯佑即位，政治腐败，国势日益衰落。西夏应天元年(1206年)，他的堂兄李安全篡位，杀李纯佑。李安全改变了与朝贡金朝的政策，开始朝贡此时不断强大起来的蒙古族。他发动了与金长达十多年的战争，使两个国家被削弱，而且，他统治时期，西夏百姓十分贫困，军队非常衰弱，政治腐败到极点，而李安全自己却十分腐败，沉湎于酒色之中，整日不理朝政，四处怨声载道。再说李安全附蒙抗金的策略并没有给他带来蒙古的友好。早在西夏天庆十二年(1205年)大蒙古国就开始进攻西夏。至西夏应天四年(1209年)蒙古三次出征西夏。夏无以抵挡。
西夏皇建二年(1211年)西夏内部发生宫廷政变，李遵顼篡位，李遵顼仍然保持着襄宗(李安全)的作风，西夏政治更加腐败。
西夏光定六年(1216年)西夏因不肯派兵帮助成吉思汗西征，触怒了蒙古汗国，次年大蒙古国第四次进攻西夏。
西夏光定十三年(1223年)，由于李遵顼声称自己不愿做亡国之君，便让位给太子李德旺。
西夏的灭亡
西夏在襄宗、神宗一再的腐败下，终于病入膏肓，无可救药，虽然夏献宗李德旺是治国之才，仍然挽不回西夏政权覆灭命运。李德旺打算趁大蒙古国成吉思汗西征之际抗击蒙古国。不料机密泄露，西夏乾定二年(1224年)蒙古攻克兴庆(银川)。李德旺向蒙古投降，送人质，才得免灭国。
西夏乾定三年(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得胜后又开始对西夏的进攻。
西夏乾定四年(1226年)李德旺病死，他的侄子李睍被推为皇帝。
西夏保义二年(1227年)李睍投降蒙古汗国，成吉思汗此时已死，但密不发丧，以免西夏反悔。李睍投降后，窝阔台大汗按照成吉思汗遗嘱将其杀掉，西夏皇族乃至党项全族也被灭族。西夏灭亡。
西夏亡国之后，夏国的拓拔贵族带领部分民众迁徙到了现在西藏甘孜一带的藏区木雅，重新建立了西吴王国。这个历史上的西吴王国，有专家考证出就是西夏王国的延续。至今，西藏甘孜地区还流传着西吴王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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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夏景宗元昊建国后，在他的周围建立起一个统治机构。由于夏国境内存在着汉族和其他各民族，元昊一面采择宋制建立官职，一面又设党项官，两个系统并列。同时也有了司法官，并逐渐出现了法律。
西夏的政治制度受宋朝影响很大，官制的设置基本上模仿北宋。中央行政机构有：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院、磨勘司、文思院、蕃学、汉学等。地方行政编制分州、县两级，在特殊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国防要地有时也设郡、府。
西夏时期的军事制度是在党项的部落兵制的基础上吸取宋制而发展起来的。枢密院是西夏最高的军事统御机构，下设诸司。军队由中央侍卫军、擒生军和地方军三部分组成。
中央侍卫军包括“质子军”、皇帝卫队和京师卫戍部队。“质子军”人数约5000人，是由豪族子弟中选拔善于骑射者组成的一支卫戍部队，负责保卫皇帝安全，号称“御围内六班直”，分三番宿卫。
另有皇帝亲信卫队3000人，是从境内各军中精选出来的强勇之士组成，皆为重甲骑兵，分为十队，每队三百人，随皇帝出入作战。京城地区还屯驻一支训练有素的卫戍部队，共2.5万人，装备优良，是中央侍卫军的主力。擒生军人数约十万，是西夏的精锐部队。主要任务是承担攻坚和机动作战。因在战斗中生擒敌军为奴隶，故此得名。西夏的地方军由各监军司所辖，共有50万人，军兵种主要是骑兵和步兵两种。西夏兵役制度是全民皆兵制，平时不脱离生产，战时参加战斗。最小单位是“抄”，每抄由三人组成，主力一人，辅主一人，负担一人。
西夏出兵作战，仍保持着若干原始的风俗制度。出兵前各部落首领要刺血盟誓。李元昊率领各部首领在出兵前先外出射猎，猎获野兽，环坐而食，共同议论兵事，择善而从。这实际上是一种贵族议事的制度。
党项族政权地处西凉地区，是游牧民族，经济并不发达。其经济的来源是靠侵占宋的土地而成的。党项在太祖(李继迁)时期占领了宋的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和兴庆(今宁夏银川)等地，又向西占领了凉州(今甘肃武威)和瓜州(今甘肃安西)等地。这些地区丰饶五谷，经常种植蔬菜，水果和粮食。党项人在这个广阔的农田里耕作，学会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西夏经济的发展。并且，党项长期与汉人杂居，农业技术也达到很高水平。史书曰：“耕稼之事，略与汉同”。
西夏建国后，景宗李元昊更加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并亲自主持修筑了从今青铜峡至平罗的灌渠，世称“昊王渠”或“李王渠”。以后，兴庆府、灵州一带，一直是党项粮食生产的主要基地。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党项统治者也较重视畜牧业生产。国家专门设立群牧司负责畜牧业的管理。西夏的畜牧地区主要分布在横山以北和河西走廊地带，牧养的牲畜以羊、马、驼、牛为主，还有驴、骡、猪等。由于农、牧业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西夏的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西夏的冶炼、采盐制盐、砖瓦、陶瓷、纺织、造纸、印刷、酿造、金银木器制作等手工业生产也都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水平。
西夏本来没有瓷器，瓷器靠掠夺宋人来获得。宋夏庆历和议以后，西夏与中国宋朝交往的同时学会了制瓷技术。西夏毅宗时期，西夏开始兴建瓷窑，开始生产自己的瓷器，发展制瓷业。西夏的制瓷中心位于"塞上江南"银川平原。其瓷器既吸收中原地区的优点，也有本民族的特点如淳厚朴实等，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西夏瓷器。西夏瓷器还远销到海外。
西夏崇宗、仁宗时期，西夏经济大大的发展。农业，商业，手工业逐渐发达起来，四方的物品会集到兴庆，进入了西夏经济最鼎盛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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