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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改制

  建文改制是明惠帝、方孝儒、齐泰、黄子澄等人推行的改革,以先秦儒家的理想政治理念作为指导,遵循先圣之教诲而实行“德治宽政”,解决“朱元璋后”的严刑峻法、苛捐杂税、藩王拥兵等问题。明惠帝在位四年,推出不少有利国计民生的政策,建文帝的悲剧除了来自于削藩的失败,还来自其自身性格文弱,政治经验不足有关。

  为解决“朱元璋后”的遗留问题,建文帝与方孝儒、齐泰、黄子澄等人推行了一系列改革被称为“建文改制”。然而,在建文削藩时却遭致大祸,燕王朱棣夺下皇权,建文帝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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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文改制具体措施

  更定官制

  一、完善中枢文职化——以品行佳优的文臣循吏充实大明中枢机构,完善其文职化建文帝以文臣学士作为主要仕进对象,大开科举,从而使相当提高了建文朝廷的整体文化素质,或称为“秀才朝廷”。除此之外,建文帝还特别看重朝廷中枢主要官僚的个人品质与政治实践经验。挑选拥有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政绩突出、品行良好的封疆大吏担任六部尚书和侍郎(相当于国家部长与副部长)。其中较为出名的有云南右布政使陈迪提为礼部尚书 、浙江左布政使王纯提为户部尚书 。更为重要的是建文朝的司法、监察机构主管领导或清正廉明或忠贞刚烈,对于整治官场风气与纠正冤假错案都十分有益的。

  二、提高文臣地位、精减地方官制——以提高文臣学士政治待遇为中心的官制改革建文帝的官制改革体现出儒家仁义礼乐化民的治国理念,这实际上是对朱元璋的“专意右武”政策性错误的矫正。洪武时期,朱元璋分掌天下的六部定为正二品,将中央军都督府的左右都督定为正一品,这显然是与文武并称是相悖的,更可笑的是培养文官的国子监祭酒(校长)定为正四品,而皇帝管理军马的太仆寺卿却定为从三品。由此可见建文帝的改制是必不可少的。这里就不赘述具体改革了。总之,大批亢官亢员的淘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后世史学家朱鹭说:“然在后世,民残于多牧,禄縻于亢员,重以中官出使,道路绎骚,则汰官,省邑二事,固亦有足采者。未可谓建文时政,毕竟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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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政减刑

  一、宽和政治——创造比较宽松的政治氛围

  大明初期三十多年内洪武政治是恐怖而又伴随着血腥的,而在朱允炆主政时期,其贯彻的总的精神就是“改严为宽”,建文帝改变了朱元璋万机皆亲断的做法,将许多国家政务委派给手下大臣,放权下去,尊重他们的人格与地位;改变了朱元璋设置六科给事中监察百官,自己乾纲独断的做法,而是将六科给事中改为左右拾遗,不监察百官而是专门给皇帝提意见,规谏皇帝,虚心纳谏,宽和对待大臣,注重礼教德化,确实一位宽厚、眼光远大的帝王。

  二、宽减刑罚——纠正冤假错案,改轻刑典

  建文帝在皇太孙时期就已参与到大明司法案件的审理当中,并且参考礼经和历朝刑法,修改大明律数处,继位后,除了改轻刑典,宽刑疏法外,还展开对洪武年间的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这些做法对于缓和社会矛盾与稳定大明帝国的统治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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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免赋税

  由于朱元璋早年当过和尚,所以比较熟悉佛教教义。中晚年的朱元璋恐惧因果报应,因此青睐佛教,导致大量寺院佛道广占田地,不向政府纳税,加重了人民负担;大明初期不知为何,朱元璋独重江南赋税,财税政策厚此薄彼。

  建文帝继位后,禁止私自出家为僧尼,限制佛道势力的发展,建文三年规定:“天下寺院道观,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亩,免其租税,以供香火,余者入官,均给平民” ,建文帝一上台,就下诏要求江南赋税与其余地方相同,并且不必像洪武年间一样不得在户部为官,而是一视同仁,即使是朱棣在北方已经搅得鸡飞狗跳,建文帝依然坚定推行政策。

  理想与现实

  自从登基起,建文帝就不断下诏,实施新政,去除朱棣的刻意丑化,客观理性的看建文帝,他确实是少有的好皇帝,但历史是无情的,“建文新政”最终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外部原因就是朱棣“靖难”造反的成功,打断了“建文新政”的进程;

  内部原因有至少四点:一、太过理想化,建文帝的“宽仁”是太过于理想化的宽,是无原则的宽,是典型的迂腐书呆子气;二、“建文新政”操之过急,求成太切。新政本就侵犯了大明朝许多官僚的利益,又与削藩同时进行,一下子激化了中央与藩王的矛盾,使朝廷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三、用人不合适,选择时机不对,诚然,方孝孺,齐泰等是”智囊“,但他们的虽有满腔热血,却缺乏政务的实际经验,统御与领导能力不足,他们的经验来自于历史,却完全不懂政界的凶险与人性的丑恶,终于产出恶果。四、“建文新政”的复古色彩太浓,最明显的是,建文帝为了想改变贫富不均的局面,竟采纳方孝孺不合时宜的建议,恢复两千年前西周时的井田制

  改革出现问题是很正常的,但偏偏出在削藩时,终于让朱棣抓到把柄,以“变更祖制”为由起兵造反,发动了“靖难之役

  建文改制的结果如何

  建文改制一方面对武官的利益多有触动,故在改革时多少受到了勋臣们的阻碍;另一方面其成果因为靖难之变而大打折扣。由于明惠帝与方孝儒专心于托古改制的不急之务,在削藩方面没有马上针对燕王朱棣,促使朱棣发现危机,并且以“更改祖制”为由发起靖难之变;战争开始后惠帝又一再在军事上犯错,使得政府军节节败退,最终战败。朱棣攻入南京之后称帝,即明成祖。明成祖为了证明自己的皇位合法性,以抹除篡位的污点,将建文年间改变的制度几乎全部恢复为洪武旧制;并且革除建文年号,将建文四年的记事改沿用洪武年号记录。此外还将钱粮、兵马以外所有榜文奏书尽数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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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对于靖难之役中建文帝一方的败因,多归纳为文武矛盾与黄子澄、齐泰误国,实际上建文朝的派系斗争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甚至说是主要因素也不为过。黄子澄、齐泰(尤其是黄子澄)不仅在军国大事上谋国不臧,而且还把持朝权,败坏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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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去世,朱允炆即位。当时无论在野还是在朝,士大夫们都切注视着这次皇位更迭。如前所述,方孝孺、张紞、陈迪、董伦等在蜀滇为官,相当于在野,他们对朱允炆的人格、习性熟知已久,欢迎建文即位;而黄子澄、齐泰、耿炳文、徐辉祖等朱元璋在晚年就颇为瞩意的在朝顾命大臣,也自忖可在新朝大展身手。至于真正的在野者,如解缙、刘璟,也对建文之立,翘首以盼,渴盼仕途命运之转机。

  其实,建文朝内部的派系分野和斗争深刻地影响着建文朝政局,应当予以更多的重视。王绅《继志斋集》有《上吏部书》云:

  然而位过于器而器愧于位者有之,至于职小于才而才浮于职者何限,亦有才品相丁而所任非其所长、所职非其所事者。

  是知当时朝廷人事、行政,并非人尽其才,亦非一团和气。

  实际上,建文内部的派系分野,绝不仅仅限于文武之争。如前所述,耿炳文、徐辉祖等亲信武臣的忠诚度绝不在于文臣之下。当然,文武之争仍然是建文朝明显的一对矛盾,无可讳言。不过,文臣内部的派系分野深刻影响着政局,同时曲折作用了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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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猥琐男主持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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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料显示,黄子澄、齐泰是建文朝最具权力的重臣,二人把持军政大权,削藩、战事、选官都大权掌于其手。黄子澄较齐泰,权力更大。二人命运随靖难战事而摇摆,不过朱允炆对他们的信任却始终如一,贬官撤职也不过是私使募兵。

  建文前期,二人可谓权势熏天。甚至到建文后期,他们的权力也只是稍有减弱,可用“柄国”形容齐黄的权力。

  笔者要指出的是,二人仅主持军政和削藩,并未过多注重改制事宜,甚至朱允炆本人也对军政不甚关心,放权二人。这种分工格局,也影响着建文朝的内外政局。到建文中期之后,二人遭贬而权力下降,原先赞佐的方孝孺便开始参与军政。下面详加论述。

  黄子澄、齐泰享有比其他所有建文朝臣都更优越的条件,成为建文朝最具权力的臣僚。

  其一,齐黄二人均在洪武末期已被朱元璋所青睐。黄子澄为朱元璋选定的东宫官员,“东角门之对”又为他赢得了朱允炆的无上信任。齐泰更以“九年无过”、“素知边事”博得朱元璋的赏识,有史料甚至认为朱元璋顾命齐泰:

  三十一年五月,太祖不豫,甲申日召齐泰受顾命辅皇太孙,明日崩於西宫。

  这则材料的真实性并非百分之百,不过齐泰被朱元璋委以重任则是事实。

  其二,二人都有强烈的削藩诉求,在军国重事上朱允炆赋予了他们极大的信任和权力。这两点,都是别人所不具备的。

  尤其是洪武末期,方孝孺、张紞、董伦等人要么根本在野,要么就远在滇蜀。东宫旧臣比不上东宫新臣,儒学型士大夫在顾命军国重臣相较下,也显得分量较轻。齐黄二人,便获得了“柄国”地位。

  朱允炆即位之年,黄子澄、齐泰便获得了柄国执政地位。黄子澄以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齐泰则改兵部尚书,同参国政:

  (今南京吏部卷内有)九月,……以兵部尚书茹瑺为吏部尚书,工部侍郎练子宁为吏部左侍郎,蹇义为右侍郎。……以兵部左侍郎齐泰为兵部尚书,右侍郎刘儁为左侍郎。

  黄子澄以东宫旧臣参政,齐泰则需要先转为尚书。朱允炆先将茹瑺去位,方为齐泰留出了尚书正官位置。

  齐黄二人遂把持权位,操纵削藩、任将、选官:

  时主少国疑,诸藩与中朝互相猜贰,泰与黄子澄力赞削夺征讨之谋,特见信任焉。

  齐黄二人相较,朱允炆似乎更信任黄子澄。削藩策略上,齐泰主张擒贼先擒王,先削燕王,余则不攻自破。黄子澄则主循序渐进,先剪除周代等枝叶,再图燕王;制燕策略上,齐泰主张扣留燕王三子作人质以逼迫燕王就范,黄子澄则主张放归之以释燕王之疑。最终,朱允炆都听从了黄子澄决策。

  靖难战起,齐黄二人主持军政大事,走出一系列昏招。召还忠于朝廷的辽王,令宁王还朝而滋其疑、最终为燕王挟持,都失却了朱元璋晚年以藩制藩的部署策略,也令靖难战事上处于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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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文朝用人最大的败笔——黄子澄

  齐黄还把持任将大权。耿炳文出将,自属朝野公认。有史料显示,耿炳文战死后,廷议本欲以魏国公徐辉祖往代,却临时改为李景隆,这显然出于齐黄二人的决策。召还镇守辽东的杨文,也是一着臭棋,卒使北边牵制燕王的计划,几乎归于失败。

  李景隆攻北平失败,又于郑村壩大败,直接导致齐黄二人去位。建文元年末齐黄二人被罢,不过仍留京师,仍能掌握朝政。建文三年初,东昌大捷后,齐黄还朝。不数月,夹河朝廷再败,齐黄二度去位,被“阴使募兵”。齐黄第二度去位后,才真正失去了权力,方孝孺遂得参军国大政。

  我推测齐黄两度去位,其原因均非简单地邀好于燕,而亦牵涉到了朝中的政争。实际上,建文朝内部反对削藩、反对齐黄秉政之声,始终不绝。齐黄去位,泰半原因,可说是被攻去。

  建文元年便有尹昌隆弹劾齐黄:

  京师地震,求直言。贬监察御史尹昌隆知福宁县,寻复之。尹昌隆言奸臣专政,阴盛阳衰,谪见于天,执政恶之。

  “执政”、“当事”、“权臣”、“用事者”,如此词语也屡屡形诸建文史籍:

  驿召汉中府教授方孝孺为翰林院博士。上素闻其贤,将大用之,为当事所忌,授博士,寻迁侍讲。

  谈迁的记载融会了他的分析判断,一针见血。“当事”只能是齐黄二人,且“当事”与方孝孺并非融洽。齐黄二人不仅把持朝政,也操纵用人大权。如前所述,茹瑺去位,便是为齐泰留出位置。茹瑺也确与黄子澄有隙,以致遭攻去位:

  (茹瑺)建文中,改吏部尚书,与太常卿黄子澄不协,刑部尚书暴昭党子澄,极力挤瑺,诬以赃罪,黜领河南布政使。岁中,子澄亦黜,召瑺还,复为兵部尚书。

  是知黄子澄、齐泰亦有党附之人,党同伐异成为他们在人事上的作为。

  解缙之贬谪河州,也属“权臣”所赐:

  数岁,高皇帝上宾,公趋赴临,权臣忌公者谓赴临非诏旨,遂谪河州。岁余,权臣黜,召还,以为翰林待诏。

  解缙遭贬谪和“权臣”遭罢黜相隔岁余,适与齐泰、黄子澄首度去位的时间合拍,真相大白:“权臣”为齐黄无疑。至于为何史籍多不直呼其名,我推测这与永乐而后政治忌讳有关,杨士奇如此着笔,必有深意。如同写方氏“叩头乞哀”、写耿炳文真定不死——借此抹黑方孝孺、湮灭建文史事。

  齐泰和黄子澄把持了建文前两年乃至第三年的军政最高权力,这种执政态势,要到建文三年三月夹河兵败后,齐黄二度去位,方告终止。“柄国”,可称为齐黄二人在建文朝的角色。

  真·英才都去改制了

  2

  方孝孺、张紞、陈迪作为六部和翰林院重臣,在建文朝主要发挥了“赞佐”作用,也即改制的主事者。齐黄二度去位后,方孝孺方始参与军国大政,直至建文朝结束。《罪惟录》的记载非常典型:

  帝自坐便殿,召学士辈讨论周官法度。

  方孝孺于建文朝的地位和作用,实没有高估的必要。吴缉华、阪倉篤秀和大多数通论著作都认齐黄方三人为辅政大臣,实则不然。若论其参与赞佐、改制,则大致不差。

  建文三年初齐黄二度去位前,方孝孺几乎不参与削藩、平乱的军国大事决策,史载“诏檄多出其手”或许为真,但诏檄无存,亦无法证其为非。

  建文前两年方孝孺的主要职务,仍是传统的翰林院本职工作:

  一、掌翰林文字之职。与朱允炆讲论经史,撰写《郊祀颂》、《省躬殿铭》、《代董学士谢表》等应诏文章;

  二、组织编撰图书。《明太祖实录》修纂,方孝孺为总裁之一。此外,方氏还应诏编过《类要》等书。周是修《送周判官诗文序》透露:

  圣天子即位改元之初,政令一新,厉精文治。……厥明年,复勅儒臣,取古今君道、臣道、人事之载於典籍者,隐括类聚,分嘉言、善行、惩戒,以为各类之纲。……举中外士流以博洽闻者会於翰林,开馆武英殿之南廊,以从事而草创之。命文翰博士天台方孝孺总裁之,命侍读绍兴唐愚士、金华娄链、修撰吉郡胡靖三人者副之。……建文庚辰十月十二日也。

  可知直至建文二年末,方孝孺的主要工作仍属于传统的翰林文字之职。

  三、主持应天府乡试。方氏《逊志斋集》有《应天府乡试小录序》,记载建文元年,他典应天府乡试之事。

  除却传统翰林院工作,方氏的职务才是进行制度设计,主持改制工作。从朱允炆即位到建文二年,朝廷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广泛推行了诸项改革,有关这一时期改制的时序系年,后文还要详述。朱允炆坐便殿,军国重事俱付齐黄,方孝孺便以翰林官辅政的名义,配合朱允炆,便殿君臣共谋,完成了制度改革。

  建文三年以后,方孝孺始参与执掌军政。方氏在军政上的主要表现有:

  谋划使薛嵓假说燕兵,使辽东真定夹击北平;参与谋划离间燕王父子,使锦衣卫张安赍书往说燕世子,并险些成功;燕兵迫江时献策割地,使庆成郡主往说燕王,无功而返;南京危殆时请固守京城,并请若有不测,飞舸走蜀。

  方氏画策,显然胜过齐黄一筹。割地若非缓兵之计,则略显迂拙。另外几计俱亦应时而发,虽未成功,亦非谋之不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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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孝孺颇有谋略,可惜未及时任用

  建文末期两大军政失策:召还徐辉祖、使李景隆、谷王守城,没有史料证明是方氏所为。不过,有史料显示,方孝孺和李景隆交好:

  又谓孝孺与景隆父子交谊。

  方孝孺辈以愚士荐,上亦雅知其名,且谓曹国公之客贤,趣召至。

  李文忠、李景隆父子均雅好文学,延揽文士。茅大方《希董先生集》有《次韵奉答李曹公》:

  元勋名誉动三台,德泽含濡被草莱。论道每陈经世略,匡时还用济川才。

  李文忠还因此遭到朱元璋的猜忌和警告,谓其“非智非谦”。方氏与其交好,事顺理合。《逊志斋集》亦有内证:

  曹国李公,年盛(一作富)而志博,质壮而气和,为天子近戚重臣,而笃学下贤,嗜好与韦布之士类。名私第燕处之所曰春风和气堂,因友人林君公辅,属笔于某。某念童稚时,尝以文见先武靖王于济上,王喜而礼貌之,从容笑语,以国士见期。今十有五年矣。而公克嗣先烈,声誉志业有光于前人。

  李景隆兵败而一再获任,朝廷对其丧败之罪不予追究。我推测,可能与方氏回护有关。史料不足,只能存疑。

  方孝孺在建文后期俨然已是辅政大臣,建文朝庚辰进士黄钺留下一本《黄给谏遗稿》,书中记载:

  辛巳,以父丧归。其所厚翰林侍读方孝孺吊之。屏左右,密言曰:“北方不靖,苏常镇京师之左辅,应北方之右臂也。君吴人,朝廷之近臣。今虽去,当有以教我。”钺曰:“三郡惟镇江为最要。害守非其人,是自撤其藩篱也。童俊狡狯,不宜独任。吾近见上前,视远而言游,此其心不可测也。苏州府知府姚善忠义激烈,有国士风,必能独当一面。……”孝孺因钺附书,于善以忠孝相勉。

  可知方孝孺此时已介入军政事务,臣下亦以此为言。“翰林侍读”当是仍袭旧称之误。方氏既知童俊之狡狯,却不能及时撤换,亦属谋国有失了。

  张紞、陈迪作为吏部、礼部尚书,被赋予了主持改制之责。张紞、陈迪任官云南时便勇于开创,善于制作。张紞专云南,治行为天下第一,凡云南程式、贡赋、法令俱出其手。陈迪布衣出身,允文允武。“时更修制度,沿革损益,迪议为多。”

  主持改制,赞佐朝政,遂成为方孝孺、张紞、陈迪在建文朝的主要作用。其余各部尚书如户部王钝、刑部侯泰、工部郑赐,亦都能忠于职守,无愧六卿之任。

  当建文朝覆亡之时,六卿殉难比例高达2/3,如若把两任兵部尚书齐泰、铁铉都算上,那么更达到5/7。六部等中央高级官署,于建文朝发挥了重要辅政功能,也与建文朝一同身殉。

  被压制的未来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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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子宁、周是修等人,于建文朝表现耀眼,但不得大用。笔者将他们归结为“供职”。意即,他们作为低级官员,不能参与重大决策。

  在建文朝壬午殉难的长长名单里,他们随处可见。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练子宁、周是修。不过,作为整体来看,中低级官员,大部都马前迎降,其中解缙、胡广、杨士奇、杨荣等人都成为永乐以后几朝重臣。

  尽于本职、反对齐黄,成为练子宁、周是修等人在建文朝的两大主要行迹。齐黄谋国不臧,削藩、战事亦不甚顺利。二人又独揽大权、压制言路,用人亦独断专行——这些因素叠加起来,便造成极大的反弹。

  建文末期,朝廷爆发了一场政争:

  太宗文皇帝靖内难之师已渡淮,在廷公卿仓惶失措,坦行甫与衡府纪善周是修上书论大计,指斥用事者误国。书下廷臣,及两人议,用事者怒,盛气以诟两人,两人屹不为动。左副都御史练安言:“国事至此,尚不容言者乎?顾所论吾过,有即改,无则加勉。”诟者愧而止。

  本传的传主是靖江王府直史萧用道。他本人并未殉难。这段政争,也多见于练子宁、周是修传记,以及其他建文史籍中,内容均大致等同。至今读来,其剑拔弩张、针锋相对之气,仍真实可感。

  从此处亦可窥见建文朝中绝非一团和气,亦非简单的文武之争。即在文臣之中,也是“问题成堆”。派系、层次之分野和竞合,绝非泛泛。前述齐黄之去位,差可视为朱棣兵威和朝中政争双重作用之结果。

  练子宁、周是修和萧用道发起的这一场政争,矛头指向的“用事者”为谁,值得揣摩。如前所述,此时方孝孺似乎是“用事者”。不过,方孝孺素与周是修交好,“误国”者又非方氏。笔者推测仍是齐黄。齐黄虽然去位募兵,恐怕仍不时往还朝廷。史料不足,留以存疑。

  “用事者”虽然不能完全被证明是方孝孺还是齐黄,但这场政争表明建文朝内部的倾轧和斗争,则是无可怀疑的。它足以解释,为何建文朝覆亡之时,中低级官员大面积投向朱棣,并未殉难。

  推其缘由,解缙、杨士奇、杨荣、胡广等中低级文官,饱受齐黄柄国之压抑,于建文朝缺乏归属感,满腔抱负难以施展。在建文朝时期,他们能做的只是“供职”而已,建言献策甚至都遭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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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杨”中有两位被齐、黄压制

  建文朝覆亡之时,解缙、胡广、周是修、杨士奇相约殉国,最终只有周是修践诺。这件事在杨士奇、胡广、解缙的人生中均留下重要痕迹,广为人知。它表明:中低级文官中,除了少数以忠义自勉者外,均不甚留恋建文朝。他们投向燕王,谋求新朝能有一番作为,这番心曲,已不待言了。

  至此,我们完成了对建文朝人事的论述。建文朝的人事,相比于靖难战事,更深刻直接地影响到了建文改制。不过,建文朝的人事,又确与靖难战事密不可分。因此,若谓建文改制因人事变动,而间接为靖难战事所影响,是可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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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着用人不疑,疑问不用的精神,建文帝在军国大事上完全放权黄子澄、齐泰,削藩虽然符合其想法,但对建文帝而言却不是最要紧的事务。建文朝的大部分时间,建文帝的精力放在改制以实现自己和父亲的政治理想上,对朱棣不够重视,所以在战场上屡战屡败,但建文改制则得到了天下人的支持和期待。

  建文帝即位初年,主要精力放在改制而非与朱棣的战争上,这是他自幼以来的政治理想,也是他父亲朱标的遗愿。

  官制改革为建文改制最主要内容,自不待言;由于建文史料《皇明典礼》的发现,使建文礼制竟而获得了最原始材料,因而也有了予以特别关注的必要;改变洪武肃杀的政治气氛,使治国之道由猛趋宽,本属建文改制的宗旨,因而法律之改,理所当然位列其中;经济、社会政策,作为“制度史本位”的“外缘”,将在最后讨论。

  建文官制改革是有计划、分步骤进行的,显系一套对政治制度的通盘设计,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带有浓重的方孝孺个人政治学说的痕迹,也饱含了朱允炆本人对治国之道的考量。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上看,建文官制都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是一系列有系统的措施。

  前文提到,军国大事全在黄子澄、齐泰掌握之中,他们二人在建文初年以柄国大臣的面目出现。方孝孺既不得跻身宰辅执政之职,那么把精力集中于官制的设计、改革,可算得其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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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孝孺军国干略胜于齐黄,可惜未能发挥

  方孝孺与齐黄固有权力之争,但未能胜过齐黄而执掌大权,恰巧给了他们以不同的分工,可谓是:外事问齐黄,内事问正学。同时,朱允炆对削藩讨燕实际也并不甚热心,建文初年他的主要精力实则是与方孝孺讨论周官法度,倾心于治国经邦之道。

  如此,齐黄得掌军国大政,方孝孺、张紞、陈迪与朱允炆本人主抓内政,构成了建文前两年的主要政治格局。方孝孺、朱允炆不知兵事,恰能得其所长于内政;朱允炆放权齐黄,齐黄却目不知兵,却误国丧师。

  洪武三十一年,朱允炆即位之年,便已对制度予以更定。裁五军都督府断事官、大理寺复设均在本年九月完成:

  九月二十日,革五军都督府断事官。是日复设大理寺。

  不过,这两项改革,并不是建文改制的主要内容。建文元年二月,寿州训导刘亨上书,拉开了建文改制的序幕:

  更定官制。先是,寿州训导刘亨应求直言。上言:文武并用,久长之术。六卿秩卑于五府,非所以示均隆,……已,与孝孺等议,乃大加更定。

  案刘亨本一级别甚低之地方教官,他突然应诏进言,朱允炆也迅速接受,所言又颇合朱允炆心意,后又多照此施行。可知刘亨之上言,决不同于一般的应诏言事。高层政治行动,端赖低级官员襄赞,此为中国政治传统之一。即在明代,张璁桂萼之议礼,邹应龙之劾严嵩,均为显例。

  笔者推测,朱允炆、方孝孺暗中指使刘亨上言,藉以坐收顺水推舟推进改制。刘亨所言注重文武之别,并不言及制度合理化之要求,以及改制背后之政治理想。这表明:朱允炆、方孝孺一开始便意欲得到士大夫集团的支持以推进这场改革。不过,上书中流露的右文贬武倾向,足令武臣寒心,不啻减弱了统治的拥戴力量,给建文政局埋下隐忧。

  刘亨二月上书,建文改制即已正式登场。建文元年的二、三、四月,可谓是朝廷改制的第一个高潮:改户部、刑部为四司;六部品秩升至正一品;布政使升至正二品;堂上官进秩一级;调整都察院、大理寺、太常寺、鸿胪寺、通政司等中央官。

  建文元年的这些改制,几乎是与削藩同步进行的,齐、湘、岷三王便削于建文元年的上半年。七月朱棣起兵造反,朝廷改制便已成为他攻击的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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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文朝廷边打边改制,主要精力在改制

  建文二年构成建文改制的又一个高潮。年初朝廷颁布《皇明典礼》,于皇室礼文详加勘定,东宫、王府官制均亦改定。无疑的,这是朝廷鉴于朱棣造反,而不得不于皇室家族之间的程式、规范重加参订,以适应新形势,并以此谋求皇室内部之敦睦。

  《皇明典礼》自称宗法《皇明祖训》而来,礼文之中也确实并无与《皇明祖训》抵牾之处。《皇明典礼》在不抵牾《皇明祖训》之原则下,作出了官制、礼仪等之新规定。“皇太孙见诸王”等礼仪的制定,显然是因时而定。因了原始资料《皇明典礼》的颁布和幸而存世,我们可以窥知旧史于改制记载的时间、事实错误。

  本年靖难战事,朝廷却屡战屡败。北平、白沟、沧州连败,直至年中济南得完,年底东昌大捷,方一解困局。

  然而就是在这一年,朝廷从二月到八月,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都察院改御史府;国子监、行人司、大理寺、詹事府等中央官署均有更张;翰林院大动手术;苏松人仍官户部,宫门、殿门改易。这一连串改革堪称是元年改革的补充和继续。这两年的改革,已经穷尽了建文改制的绝大部分内容。

  建文三年,朝廷于年初取得东昌大捷,旋又夹河败北,齐黄二人二度去位。这一年的军事形势时好时坏,但燕兵也旋得旋失,战事格局胶着。本年改制却大有停歇之势,铨选法的改定、僧道限田的新政策出炉,是最主要的改制行动。

  建文四年,燕兵南下,军事形势渐坏。本年度朝廷对燕兵的南下左支右绌,但孤军深入的燕兵也屡遭重挫,看不到胜利的绝对把握。本年度,朝廷仍然完成了京卫武学的创制、散阶制度的改革。

  综观建文改制的历程,细审改制的时间节点,可知:

  一、建文改制之发端,本与靖难战事关系甚浅。

  朱允炆甫即位,方孝孺未入京,时人即以君臣遇合目之,并期朱允炆为尧舜。方孝孺等人在建文初年的文章、议论,也绝少以削藩为言。

  削藩是齐黄二人孜孜必为之事,于方孝孺等人甚至朱允炆本人而言,实属不急之务。朱允炆“闻耿炳文兵败,始有忧色”,便是极坚强的内证。细察方孝孺的文集,绝少有相关削藩之事。这固然由于后来刊刻时多有抽毁有关,不过方孝孺的主要关怀的确不是削藩。

  同时期,解缙虽远在西陲,却仍以“厉长之变”为忧,方氏却甚少留意。他的第一念想绝不是削藩,而是改制,这是完全可以确定的历史事实。

  建文元年、二年,齐黄权势熏天,却于改制不感兴趣、甚少留意,方孝孺遂得与朱允炆专注于改制,这两年也是建文改制的主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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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子澄、齐泰对削藩的兴趣高于建文帝

  二、建文改制在建文后期逐渐沉寂,这与靖难战事已经密切相关。

  靖难兵兴,朱棣的借口仍主要落在削藩,所谓“诸王实无罪”是也。以改制为言,只是他的第二借口。实际上朱棣切齿痛恨、杀之后快的始终只是齐黄二人(这从夺位成功后,朱棣还意图笼络方孝孺,中低级文臣更是留用颇多,可以印证)。

  建文二年、三年,齐黄两度去位,方孝孺遂逐渐得与军政大事。建文中期后,改制步伐有所放缓,笔者推测这与方孝孺分心政事有关。献策离间燕王父子、割地、城守,齐黄去位募兵的建文后期,方孝孺实已取代了齐黄的位置。军政、内政“双肩挑”,原先全情投入的改制运动,自然有所放缓。

  三、建文改制在逻辑和事实上,毕竟与靖难战事关联不大。即使有联系,也属间接联系。

  朱棣猛烈攻击的两大借口:削藩、改制,只是一实一虚。削藩为实,改制为虚。不过,朱棣随着靖难战事逐渐推进,却使实者愈虚,虚者愈实。夺位成功后,朱棣便很少再提削藩,而集中讨伐“改制”和“变乱祖法”了。有关朱棣此番策略,后文还将详细论述。

  朝廷方面,前文已述,改制运动实是朱允炆、方孝孺谋筹已久的,是对国家社会的一套通盘设计和整体规划,并以朱允炆君臣心中的强烈政治理想为动力。《周礼》等儒家经典浸润其中,构成朱允炆君臣一整套的思维结构和行动模式。

  笔者推测,相较于朱允炆君臣宏大的政治理想,削藩甚至未必称得上是第二要务。建文元年方孝孺甚至还欲复井田,只是准备未周、形格势禁而止,这便根本不是削藩能够比拟的了。建文元年、二年,战事方殷,朝廷也未曾放缓改制的步伐。

  靖难战事与建文改制的间接联系在于,因战事而引起的人事、政局变动,确对建文改制有所影响。不过,这仅仅是间接联系。建文朝亡于军事而非政治。可以确知的是,只要南京不失,建文朝廷继续存在下去,改制还会继续进行,而与削藩成败关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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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文帝的政治热情全在改制

  四、建文改制得到了朝野的支持,推行尚称平稳。

  削藩为建文年间最重大之军国重事,朝野在这个问题上看法并不统一。削藩,乃齐黄二人力主推行,并不能得到一致支持。董伦、韩郁、尹昌隆均提出过异议。靖难战事进行中,亦不乏提请朝廷注重亲亲敦睦之人。朱棣夺位成功后,不止一次奖赏了当初进言者:

  庚辰,以罗义为户科给事中。义本清远卫戍卒。建文中,诣阙上书,乞息兵讲和,忤旨下狱。

  升前湖广布政司左参政杨砥为鸿胪寺卿,以其在建文中尝上书请敦亲,以罢兵息民也。

  杨砥只是级别甚低之地方官,罗义甚至只是一个区区戍卒。低微如他们,却都敢于上书持异议。当然,他们之进言,不能排除受到朝中高官授意之可能,不过,这只会更有利于本文的论点:削藩在建文朝内部遭遇很大阻力。

  与削藩相比,改制的推行获得了大部分人的支持,并未遭遇太大阻碍和反对。笔者遍检建文史籍,建文年间经常有上书反对削藩者,却绝无反对改制者。朱棣之外,则更无人提出以祖训反对改制者。

  可以确知的是,建文改制赢得了文人士大夫的赞许和拥戴。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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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建文改制是明惠宗、方孝儒等人推行的改革,主要改善明太祖重武重军事的政策,提升文人政治、消除藩王势力。明惠宗受方孝儒的影响,悉去明太祖苛酷专滥之政,减轻江浙重赋,开广言路,虚心纳谏。并且在黄子澄与齐泰协助之下实施消藩政策。明惠宗的建文改制大多是托古改制,具有理想性质。他在继位诏书中宣布要推行“维新之政”,使明朝达到“雍熙之盛”。明惠宗在位四年,推出不少有利国计民生的政策,只是消藩政策的失败让建文朝最后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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