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
戴名世生于1653年，卒于1713年，戴名世的《穷鬼传》写于1679年，这个时候戴名世26岁，正在乡间依靠教授学生挣取一点微薄的收入贴补家用。这个时候的戴名世无疑是穷困潦倒的，于是戴名世做了这一篇《穷鬼传》抒发自己的胸怀，《穷鬼传》是一篇很不错的杂文，通过对话的形式抒发了作者不愿意向那个黑暗的世道妥协的精神。
戴名世画像
《穷鬼传》中戴名世是这样说的，穷鬼曾经在唐代依附在韩愈身上，所以韩愈穷困潦倒，被世人所诟病，后来韩愈去世了，穷鬼到处寻找新的主人一直没有找到，最后穷鬼找到了戴名世，想要依附在戴名世的身上，戴名世非常的不愿意，对穷鬼进行驱赶，于是穷鬼说了自己的一番能够成就戴名世的理论，比如穷鬼说“而吾能使先生歌，使先生泣，使先生激，使先生愤，使先生独住独来而游于无穷。”，也就是说穷鬼是有很多的好处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戴名世才与穷鬼一同生活了，数十年间戴名世穷困潦倒，但是也颇得到穷鬼的好处，后来穷鬼对戴名世说，我的作用已经完成了，先生再也用不到我了，所以我应该走了，于是穷鬼自己离开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戴名世《穷鬼传》采用了人鬼对话的方式揭示了自己的穷困潦倒皆是因为穷鬼附身的原因，但是戴名世虽然贫穷，但是却内心富足，不愿意与这个黑暗的世道同流合污，所以坚持了自己的品格，等到戴名世的这种优秀的品格形成之后，穷鬼功成身退，以戴名世看来自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 ...查看更多
姚鼐(nài)(1731-1815年)，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在今桐城中学内)，世称惜抱先生、姚惜抱，安庆府桐城(今安徽桐城市)人。清代著名散文家，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派三祖”。
乾隆十五年(1750年)中江南乡试，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进士，授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改主事，曾任山东、湖南副主考，会试同考官。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入《四库全书》馆充纂修官，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秋借病辞官。旋归里，以授徒为生，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学人弟子。姚鼐文宗方苞，师承刘大櫆，主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在方苞重义理、刘大櫆长于辞章的基础上，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发展和完善了桐城派文论。为桐城派散文之集大成者。
姚鼐一生勤于文章，诗文双绝，书艺亦佳。著有《惜抱轩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惜抱轩诗集》10卷、《笔记》10卷、《尺牍》10卷、《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辑成《古文辞类纂》75卷。
人物生平
清雍正九年(1731)十二月二十日，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的哭声缭绕在桐城南门树德堂内。树德堂里喜气洋洋，街坊们也纷纷前来道贺：姚氏又添了一丁。姚氏是桐城世家大族，人丁一直很兴旺，人们只道姚家又得了一读书种子，不知这种子日后会如此茁壮，直将这阀阅门庭又光大了一重。
桐城姚氏是显赫的吴兴姚氏的后裔，其家族始迁于浙江余姚。一世祖姚胜三随父宦居安庆，由浙江余姚迁居麻溪，五世祖姚旭于明景泰间迁居桐城城里。至姚鼐，其家族居桐城县城已300余年。姚鼐1731年十二月二十日(1732年1月17日)出生于桐城南门的一个官宦书香人家。先祖姚旭为明云南布政使司右参政，姚之兰为江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衔，皆载入《明史循吏传》;姚孙棐曾以“五里三进士(姚孙棐、龙鲤门、许鲤跃)，隔河两状元(刘若宰、龙汝言)”而闻名遐迩.。高祖姚文然，康熙时任刑部尚书;曾祖姚士基，曾任湖北罗田知县，均贤良清廉，辞世皆享名宦祠祀。伯父姚范，进士及第后为翰林院编修，著有《援鹑堂文集-诗集》，学贯经史，与桐城派祖师之一的刘大櫆情深意笃，使姚鼐得以跟其伯父受经学，跟刘大櫆学文。其祖父姚孔瑛二十六岁时即去世，父淑终生为一介布衣。姚鼐出生时，家庭已衰落，
姚鼐幼嗜学，伯父姚范授以经文，又从刘大櫆学习古文，刘大櫆对姚鼐特别器重，称其“时甫冠带，已具垂天翼”，“后来居上待子耳”。乾隆十五年(1750)，他二十岁考中举人后，经过五次礼部会试均名落孙山，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三十岁第六次应礼部试，才中进士，授庶吉士，3年以后，散馆改主事，分属兵部;旋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姚鼐被荐入馆充纂修官。此职本应翰林方可充任，独鼐与休宁戴东源、兴化伍大椿、歙县程晋芳等8人破格当选。《四库全书》成，鼐乞养归里，不入仕途，时年44岁。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先后动以高官厚禄，均被辞却。
自乾隆四十二(1777)年起，姚鼐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致力于教育，因而他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著名的有本邑的方东树、姚莹、刘开;上元梅曾亮、管同;宜兴吴德旋;阳湖李兆洛;娄县姚椿;新城鲁九皋和他的外甥陈用光等。这些学生都是笃守师说，遵桐城家法的文人，对桐城派的传播作用甚大。桐城派古文之传，自方苞以文章称海内，上接震川，同邑刘大櫆继之益振，传至姚鼐则集大成。因此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作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之说。历城周书昌说：“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
乾隆四十四(1779)年，八十二岁的刘大櫆去世。姚鼐毫无疑义的成为了桐城派的核心。他耗尽心血编纂的《古文辞类纂》终于完成，共75卷，是古文辞赋选本，按照文章的应用分分十三类：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所入选的作品以战国策、两汉散文、唐宋八大家，以及归有光、方苞、刘大櫆等为主，表明了桐城派推崇古文的传统，为桐城派树立了散文史的“正宗”的地位，体现了姚鼐的文学主张。这本集子很受人们喜爱，有很大的影响。
乾隆四十九年(1784)，姚鼐辞去官职。他希望腾出时间来提倡桐城派主张，开始了他四十余年的讲学生涯。姚鼐先后在江宁、扬州、徽州、安庆先后主持锺山、梅花、紫阳、敬敷书院，“士子得以及门为幸”。他的门下有很多后来成为了桐城派的著名作家，如有名的姚门“四大弟子”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以及刘开等，他们使桐城派声势更高。有很多籍贯不是桐城的作家也自认为桐城派
嘉庆十五年(1815)九月十三日(10月15日)，85岁的姚鼐卒于南京钟山书院，归葬桐城杨树湾。此时的桐城派在古文上的地位已无可撼动。道光咸丰年间，桐城派在曾国藩及曾门弟子手中又呈一时之盛，一直延续到严复、林纾和新文学的诞生。
主要成就
姚鼐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被盛誉为“中国古文第一人”、“中国古文的高峰”。其在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为用。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在美学上，提出用 “阳刚”、“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阳刚”就是豪放，“阴柔"就 是婉约。两大风格相互配合，.相互调剂，就产生出多样的风格。 同时，又发展了刘大櫆的“拟古”主张，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文章八要。学习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声、色)，进而是重视精神(神、理、气、味)，才能达到高的境界。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姚鼐著有《惜抱轩全集》，所编《古文辞类纂》风行一时，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鼐对传统文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提出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对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认为，“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 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文章阴阳刚柔的变化，乃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鼐在发展前辈的文学思想上，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来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姚鼐提出文章的核心在于“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的统一，这有其时代的原因。姚鼐在乾隆年间走上文坛。清代的考据风气也在这时开始盛行。人们称这种考据的功夫为“汉学”，与之相对的是势力较弱的“宋学”。学界多推崇汉学，对宋明理学比较厌弃，这往往导致文章的思想性降低。姚鼐不赞成排斥宋学的倾向，同时又针对汉学家、宋学家对文学的轻视态度，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不可偏废的主张。这成为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纲领。
“义理”，是指当时的理学思想，主要来自宋学;“考据”，是指文章要有实据，避免空泛，主要来自汉学;“辞章”，是指文章还要有结构、文字、音韵上的文学之美。姚鼐认为三者的统一才是最高最美的境界，“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继;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当然，三者有轻有重，考据要为义理服务。姚鼐想调和汉宋，融贯三者，认为作家能兼三者之长的为好作家。这种主张实际上成为了桐城派的文学纲领。姚鼐自己也身体力行，乾隆三十九年(1774)，在朝廷任职的姚鼐来到山东，登上了东岳泰山，后来就有了著名的《登泰山记》一文。全篇仅数百字，内容十分丰富，是融考证与辞章的典范。文章从泰山南北的汶水、济水写起，内容涉及天门、岱祠等诸多古迹，辞章优美。如写登上泰山之后“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来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义理、考据、辞章”对当时和后世都影响巨大。一方面，姚鼐实际上是站在维护理学的立场上，企图调和汉宋的争论，兼采考据的长处，以考据充实理学的空疏，从而提高桐城派古文的价值。一方面，这一主张如果推而广之，那麽可以看作是对文章基本的要求。无论何时都同样有重要意义：“义理”要求言之有物，有思想性;“考据”要求立论扎实，有说服力;“辞章”要求字通句顺，有艺术性。
姚鼐以宋儒之学为治学之本，故指斥考据的汉学家为舍本逐末;但他也不废弃汉儒治经之长。姚鼐“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源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词近于方，理深于刘”(《清史稿·文苑·姚鼐传》)。其为文“以神、韵为宗”(方宗诚《桐城文录序》)，形成一种迂徐深婉，一唱三叹，而又耐人寻味，意蕴无穷的风格。近代学者章太炎谓之“谨”，刘师培称之“丰韵”，都是对其文风的富于韵味、言简意丰的高度评价。姚鼐的诗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学唐诗，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当时俨然为一大家，故后人称“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程秉剑《国朝名人集题词》)。姚鼐的书法造诣很深，包世臣推邓石如、刘石庵及姚鼐为清代书法之冠，将姚鼐的行草书列为妙品，故姚鼐非独特文美，其翰墨亦为世重。鼐著有《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老子章义》1卷、《庄子章义》10卷、《惜抱轩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诗集》10卷、《法帖题跋》1卷、《笔记》10卷、《书录》4卷、《尺牍》10卷、《古文辞类纂》75卷、《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登泰山记》是姚鼐的代表作，主要描绘泰山风雪初霁的壮丽景色。写作特点:首先是以时间为顺序，以游踪为线索，依次记叙了作者游泰山的历程和所见到的景色，剪裁得体，详略分明。桐城派主张的“雅洁"和反对“冗辞”，从这里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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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百世所述，当世则穷
在科举道路上，刘大櫆是一个不幸的人。他16岁到安庆参加秀才考试，即得到吴士玉的赏识。1725年至1733年，他第一次到北京一住9年，参加科举考试三次，两中副榜。1734年至1736年，两次去北京参加乡试，均遭罢黜。最令人扼腕的是，他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已考中，而最后被同乡主考官张廷玉拿下。此前，刘大櫆曾在桐城张家，为张廷玉的侄子教书一二年。刘大櫆终身不得科举之名，而张廷玉也饱受清议。尽管张廷玉事后想弥补，推荐刘大櫆参加经学考试，但已于事无补。刘大櫆被张廷玉罢黜次年，父亲去世。
在刘大櫆不幸的人生中，得到吴士玉(官至礼部尚书)的赏识，是他的不幸中的幸事。吴士玉第一次在安庆见到刘大櫆文章，即认为他的文章非世俗所及。他吟诗赠刘大櫆云：“生名大櫆其姓刘，意气横绝凌九州。邂逅执礼以刺投，蒙庄滉瀁无谬悠。间仿韩柳劲以遒，诗赋峭蒨穷雕鎪。”认为刘大櫆有韩愈、柳宗元之才。
刘大櫆决定去京城前，因举目无亲，便给吴士玉写信，希望得到吴先生的照顾。他给吴士玉的信中说：“归于中朝，执缙绅大夫之裾而告之曰：桐城刘生者，今之昌黎也。”说明吴士玉在京城广泛宣传刘大櫆，刘大櫆已经知道。
刘大櫆入京后，因经济困难，加上和他一起赴京赶考、相依为伴的堂弟突然离世，便打算离京回家。吴士玉处心积虑，延请他为塾师，到自己家中课读子弟，帮他解决生活费用，鼓励他安心考试。刘大櫆有诗赠吴士玉：“公如大匠畜杗桷，追琢岂必皆琳璆。笑指孺子谓可教，逢人说尽桐城刘。”
在刘大櫆几次科举受挫后，吴士玉仍然说服刘大櫆，一定能高中。不料，吴士玉却在1733年去世，为刘大櫆坎坷的人生道路再次投下阴影。
事业上，刘大櫆靠教书、入幕为生，以写文获得一点碎银。他曾到江南、湖北、两浙入幕。刘大櫆浓髯嘴大，性好喝酒却无酒可喝，偶尔幸添末席，他总吟诗纪念。晚年，他得以在徽州任黟县教谕，勉强有了稳定的生活。
刘大櫆一生过的都是清贫生活，在湖北做幕僚，冬天仍然穿秋衣。七十四岁，他因病老辞官离开徽州，回枞阳定居，以懂医和精神的追求，活到了八十三岁。1779年十月初八，刘大櫆在枞阳家中去世。
姚鼐在祭文中说：“百世所述，当世则穷。”意思是说，刘大櫆一定会流芳百世，后人会述学其诗文，但刘大櫆自己生活在世上的时候，却处处不得意，过着四处碰壁的贫苦生活。
天夺其子，独与以朋
在家庭生活上，刘大櫆因事业不顺，而屡遭打击。他在京城九年，三个幼儿唯一的幸存者也夭折了;妻子不堪久别和三个幼儿的去世，在刘大櫆去京城八年后，在家中去世。他与妻子是近亲结婚，其子夭折，是人类科学发达缓慢所致。九年后，他心力交瘁地回到家中，是邻居凑了一些东西，供他吃了晚饭。晚年，他以哥哥的孙子为自己的孙子，延续香火。
在刘大櫆不幸的人生中，认识方苞是他最大的幸事。1725年，刘大櫆第一次到京城，即拜访了祖籍桐城、出生于南京的方苞。方苞一见其文，便说：“如苞何足算哉!邑子刘生乃国士尔!”在方苞眼中，刘大櫆是韩愈、欧阳修一流的人物。因为遭遇“南山集案”，方苞出言谨慎，交友小心。1735年，在雍正南书房供职的方苞奉命推荐人才参加博学宏词考试。他只推荐两人，刘大櫆即是其中之一。听说刘大櫆考试过关而被张廷玉无端拿下，他顿足捶胸，叹息不已。方苞去世后，刘大櫆写祭文云：“櫆试而蹶，公每不愉。愀然累日，顿足长吁。”
尹会一到江南视学，请方苞推荐人才，方苞只推荐两人，刘大櫆是其中一个。方苞很少给人写信找工作，唯独给刘大櫆找工作，屈身写了数封信给安徽巡抚魏定国、双学使(庆公)。1749年，方苞去世，刘大櫆写文祭祀，其中说：“不材如櫆，举世邪揄。公独左顾，栽植其枯。”“公独左顾”，可见方苞对于刘大櫆的关心!
作为回报，刘大櫆每去京城，必看方苞。方苞身体不好，刘大櫆便推荐自己熟悉的医生为
方苞看好了病。方苞离开京城，刘大櫆吟诗送他。方苞到南京定居后，刘大櫆过往南京，必去方苞家小住。方苞去世后，刘大櫆写祭文痛哭。过南京，就去方苞故居凭吊。
在刘大櫆不幸的人生中，认识姚鼐并与他成为忘年交，是他的人生第二大幸事。刘大櫆在张英家做私塾先生，认识了姚鼐的伯父姚范和姚鼐的父亲姚季和。从此，刘大櫆与姚范兄弟成为朋友。1731年12月20日，姚鼐出生于桐城，比刘大櫆小三十三岁。1750年，刘大櫆归桐城，第一次在姚家见到姚鼐。此时姚鼐二十岁，已超过刘大櫆与其父亲当年交往的年龄了。刘大櫆二十一岁去桐城教书，姚范二十岁，姚季和不到二十岁，故云姚鼐的年龄已经大过当年其父亲的年龄了。
1751年夏天，姚鼐参加礼部会试报罢(考试落第)。归前，刘大櫆写《送姚姬传南归序》，云：“姬传又深有志于古人之不朽。其射策甲科为显官不足为姬传道;即其区区以文章名于后世，亦非余之所望于姬传。”刘大櫆不希望姚鼐受到进士落第影响，即不要仅仅以文章传名于世，而希望他学古人之不朽。可见，刘大櫆是一个有大志向的人，科举落第，并没有泯灭他的雄心大志。他成为方苞、姚鼐中间的环节，并非偶然。而方苞1749年去世，刘大櫆1750年与姚鼐携手，历史就这样把刘大櫆推到了方苞、姚鼐的中间位置，有如神助。
刘大櫆与姚鼐心心相印，二人从此在一起，日日过从，携手郊游;不在一地，彼此心中牵挂。朋友过南京，姚鼐请人代自己去看望刘大櫆;刘大櫆在黟县山中，常常翘首北望，挂念姚鼐的行迹。刘大櫆吟诗送姚鼐云：“关河阻魂梦，莫遣报书稀。”可见，他是多么希望接到姚鼐的信。
刘大櫆还乡后，姚鼐必过枞阳，看望刘大櫆。而刘大櫆见姚鼐来，如同过节，举杯相迎。生前，刘大櫆曾几次对姚鼐说“吾与汝再世交矣!”刘大櫆去世后，姚鼐写祭文、传记，为刘大櫆墓碑题额。刘大櫆去世十八年后，姚鼐过枞阳，专门去其故居凭吊。在桐城派的四个主要代表人物中，刘大櫆学历最低，官位最卑，而得到方苞和姚鼐二人的特别的尊重，这在文人相轻的中国社会，是罕见的。
姚鼐在祭文中云：“天夺其子，独与以朋。”是说天夺取了刘大櫆的三个儿子，独让他交了许多朋友。他一生交朋友很多，最重要的是上承方苞，下启姚鼐，成为桐城派链条中的重要环节。
垂老一官，终于博士
刘大櫆在桐城派中的地位，既来自于他与方苞、姚鼐等人的交往，也来自于他的品行高尚和他自己的思想。
刘大櫆是道德上垂范当世的人，是一个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的人，是一个传承传统文化，毕生把精力献给教育的人。他重礼节、讲友情，自己事业不顺，却肯乐于助人，为他人写墓志铭、写行状，下笔千言，不讲价钱。他没有儿子，却关心侄子辈后嗣传承，晚年如同方苞，帮亲戚后裔购买墓田。
凡朋友请他写诗文，都不拒绝。刘大櫆的诗文是他内心真情的流露，是他人生轨迹的真实反映。他思念朋友，常以诗寄怀;自己屡屡落第，却真心讴歌他人登第;一生要求不高，只在诗文中求得快乐。读其诗文，并没有感受他的低沉、消极和怨气，而屡屡感受到他对于生活的真实的描述，对于后生的真切希望，以及对于他人成绩的由衷赞扬。
晚年，刘大櫆在安庆书院写下《论文偶记》，主张文章的节奏、神气，继古开来，至今在中国文章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主张写文章贵奇，符合戴名世的写文章的思想;他主张文章贵简，符合方苞的写好文章的思想;他主张文章贵变，与姚鼐的思想相接。刘大櫆的文章写作法，丰富了桐城派的内容。如果没有他本人关于文章的范文，没有他本人关于文章写法的一系列总结，尤其是文章节奏、神气的总结，就没有刘大櫆在桐城派中的地位。
刘大櫆晚年在徽州黟县做教谕，写了许多“记”，宣传了徽州许多景点;写了许多传、墓志铭，记载了许多清代徽州人的故事;写了许多诗，记下了徽州的风土民情和风俗;他主管黟县教育，主讲书院，亲自培养了许多人才，为徽州文化作出了贡献;他亲自主编了《歙县志》《黄山志》，为徽州地方志作出了贡献。刘大櫆对于徽州的贡献大过对于家乡的贡献，是一个传播文化不问地域的人。
徽州弟子吴定写祭文云：“垂老一官，终于博士。”姚鼐写祭文云：“半生场屋，老授学官”，即叙述刘大櫆一生不得志，到老才得一微官。
他的一些文字，因时代的局限性，有许多内容已经过时了，如文以载道、赞扬节妇等。因清代文字狱，他在诗文中不涉及官场文字，但他对于孝子的赞扬，对于勤俭持家的赞扬，对于同时人的奋斗和励志的赞扬，都没有过时。读其作品，如同与一个清代德高望重、才高八斗的老人对话，品味一个矢志不移者终身奋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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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桐城三祖为桐城派早期三位重要作家，分别为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为桐城派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方苞
“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建立，是从方苞开始的。
人物生平
方苞(1668-1749) 清代散文家。字凤九，一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五十年，被牵连进戴名世《南山集》案入狱。赦出后隶汉军旗籍，入直南书房。累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曾写《狱中杂记》，揭露当时司法制度的黑暗与残酷，具有现实意义。
风格及主要成就
方苞治学宗旨，以儒家经典为基础，尊奉程朱理学，日常生活，都遵循古礼。为人刚直，好当面斥责人之过错，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排挤。方苞首创“义法”说，倡“道”“文”统一。在《史记评语》里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以义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论文提倡“义法”，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定了基础。后来桐城派文章的理论，即以方苞所提倡的“义法”为纲领，继续发展完善，于是形成主盟清代文坛的桐城派，影响深远，至今仍为全国学术界重视，方苞也因此被称为桐城派的鼻祖。
方苞著有《周官集注》13卷、《周官析疑》36卷、《考工记析疑》4卷、《周官辩》1卷、《仪礼析疑》17卷、《礼记析疑》46卷、《丧礼或问》1卷、《春秋比事目录》4卷、《诗义补正》8卷、《左传义法举要》、《史记注补正》、《离骚正义》各1卷、《奏议》2卷、《文集》18卷、《集外文》10卷、《补遗》 14卷，另删订了《通志堂宋元经解》。
名篇：《左忠毅公逸事》、《狱中杂记》、《汉文帝论》、《李穆堂文集序》、《书卢象晋传后》、《与李刚主书》、《孙征君传》、《万季野墓表》、《游潭柘记》等。
“义法”解释
所谓“义”，即“言物”，所谓“法”，即“言有序”。“义”指文章的思想内容;“法”指文章的形式技巧。方苞要求文章的形式服从于内容，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文章语言要做到“清真雅正”和“雅洁”，去掉“冗辞”，直到“一字不可增减”。 “义法”说，涉及文章的立意构思、布局谋篇诸问题，对形成有益的文学理论，有积极的意义。
刘大櫆
人物生平
刘大櫆(1698—1780)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安徽桐城县陈洲乡(今枞阳县汤沟镇) 人。刘大櫆出身于耕读世家，祖、父均为秀才，塾师兼事农作。大櫆曾自言“家世皖江侧，薄田十亩余。”幼年，从父读书，(一说刘大櫆为汉高祖刘邦长子齐王刘肥后裔，陈洲刘氏伯二公第十八世孙，属先字辈)“桐城派”代表人物。
大櫆受教于同乡吴直，才华出众。20多岁以布衣入京，方苞见到他的文章，极其叹服说：“如苞何足算哉!邑子刘生乃国士尔!”并赞他是韩愈、欧阳修一流人物，一时名噪京城，士大夫多愿与其结交。雍正七年(1729年)、十年，两次参加考试都登副榜。乾隆六年(1741年)，由方苞荐举应博学鸿词科，被大学士张廷玉压制落选。张后知大櫆同邑，深惋惜。乾隆十五年，张廷玉特举其参试经学，又未被录取。大櫆60岁后为黟县教谕。几年后告归，居枞阳江滨不再出游，以文学教授生徒。
大櫆修干美髯，性格豪放，纵声读古诗文，韵调铿锵，喜饮酒，好吟诗。
风格及主要成就
大櫆师事方苞，深得方苞的推许;他又是姚鼐的老师，故为“桐城派三祖”之一。大櫆虽出方苞之门，但文风不同，方东树曾说：“学博(刘大櫆)论文主品藻，侍郎(方苞)论文主义法。”方苞深于经学，对文章提倡义法，用笔严谨，简明确切;大櫆兼重古文的神韵，博采《庄》、《骚》、《左》、《史》、韩、柳、欧、苏之长，才气雄放，波澜壮阔。形成“日丽春敷，风云变态”的风格。不仅如此，大櫆对“阳湖派”的形成影响也很大。乾隆间，常州钱鲁斯受业于大櫆之门，后与大櫆弟子王灼一起以“师说”传诵于阳湖恽敬、武进张惠言。恽、张二人始尽弃骈俪之学，专治桐城派古文，传人日众，后称“阳湖派”。
刘大櫆著有《海峰先生文集》10卷、《海峰先生诗集》6卷、《论文偶记》1卷、编《古文约选》48卷、《历朝诗约选》93卷，纂修《歙县志》20卷等。
姚鼐
人物生平
姚鼐一世祖居麻溪(今枞阳钱桥河南岸姚王集)，其五世祖姚旭明景泰年间迁居桐城城里。至姚鼐， 其家族居桐城县城已300余年。鼐出生于桐城南门的一个官宦书香人家。其祖先姚旭为明云南布政司右参政、姚之兰为江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衔，皆载入《明史循吏传》;高祖文然，康熙时任刑部尚书;曾祖士，曾任湖北罗田知县，均贤良清廉，辞世皆享名宦祠祀。伯父姚范，进士及第后为翰林院编修，著有《援鹑堂文集-诗集》，学贯经史，与桐城派祖师之一的刘大櫆情深意笃，使姚鼐得以跟其伯父受经学，跟刘大櫆学文。其祖父孔瑛二十六岁时即去世，父淑终生为一介布衣。姚鼐出生时，家庭已衰落，鼐幼嗜学，伯父姚范授以经文，又从刘大櫆学习古文，刘大櫆对姚鼐特别器重，称其“时甫冠带，已具垂天翼”，“后来居上待子耳”。乾隆十五年(1750)，他二十岁考中举人后，经过五次礼部会试均名落孙山，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三十岁第六次应礼部试，才中进士，授庶吉士。3年以后，散馆改主事，分属兵部;旋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姚鼐被荐入馆充纂修官。此职本应翰林方可充任，独鼐与休宁戴东源、兴化伍大椿、歙县程晋芳等8人破格当选。《四库全书》成，鼐乞养归里，不入仕途，时年44岁。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先后动以高官厚禄，均被辞却。鼐言：“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将度其志可行于时，其道可济于众”，否则，不如“从容进退，庶免耻辱之在咎已尔”。
自乾隆四十二年起，姚鼐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致力于教育，因而他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著名的有本邑的方东树、刘开、李宗传、方绩、姚莹;上元梅宗亮、管同;宜兴吴德旋;阳湖李兆洛;娄县姚椿;新城鲁九皋和他的外甥陈用光等。这些学生都是笃守师说，遵桐城家法的文人，对桐城派的传播作用甚大。桐城派古文之传，自方苞以文章称海内，上接震川，同邑刘大櫆继之益振，传至姚鼐则集大成。因此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作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之说。历城周书昌说：“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
嘉庆十五年 (1815年)85岁的姚鼐卒于南京钟山书院，归葬枞阳。
风格及主要成就
姚鼐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并成为“桐城三祖”。其在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为用。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在美学上，提出用 “阳刚”、“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阳刚”僦是豪放，“阴柔"就 是婉约。两大风格相互配合，.相互调剂，就产生出多样的风格。 同时，又发展了刘大櫆的“拟古”主张，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文章八要。学习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声、色)，进而是重视精神(神、理、气、味)，才能达到高的境界。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姚鼐著有《惜抱轩全集》，所编《古文辞类纂》风行一时，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鼐对传统文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提出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对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认为，“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文章阴阳刚柔的变化，乃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鼐在发展前辈的文学思想上，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来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姚鼐以宋儒之学为治学之本，故指斥考据的汉学家为舍本逐末;但他也不废弃汉儒治经之长。姚鼐“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源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词近于方，理深于刘”(《清史稿·文苑·姚鼐传》)。其为文“以神、韵为宗”(方宗诚《桐城文录序》)，形成一种迂徐深婉，一唱三叹，而又耐人寻味，意蕴无穷的风格。近代学者章太炎谓之“谨”，刘师培称之“丰韵”，都是对其文风的富于韵味、言简意丰的高度评价。姚鼐的诗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学唐诗，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当时俨然为一大家，故后人称“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程秉剑《国朝名人集题词》)。姚鼐的书法造诣很深，包世臣推邓石如、刘石庵及姚鼐为清代书法之冠，将姚鼐的行草书列为妙品，故姚鼐非独特文美，其翰墨亦为世重。鼐著有《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老子章义》1卷、《庄子章义》10卷、《惜抱轩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诗集》10卷、《法帖题跋》1卷、《笔记》10卷、《书录》4卷、《尺牍》10卷、《古文辞类纂》75卷、《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登泰山记》是姚鼐的代表作，主要描绘泰山风雪初霁的壮丽景色。写作特点:首先是以时间为顺序，以游踪为线索，依次记叙了作者游泰山的历程和所见到的景色，剪裁得体，详略分明。桐城派主张的“雅洁"和反对“冗辞”，从这里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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