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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三祖

  桐城三祖为桐城派早期三位重要作家,分别为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为桐城派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这是清朝乾隆年间世人对桐城文章的赞誉。桐城派,又称桐城文派、桐城古文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魁、姚鼐均系桐城人,故名。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其参与作家之众、播布地域之广、绵延时间达200年之久,皆为中国文学史上罕见。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魁、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方、刘、姚被称为“桐城派三祖”。

  方苞自幼就能对诗

  方苞1668年生于南京六合,祖籍安庆桐城。他自幼聪明,4岁能作对联,5岁能背诵经文章句,6岁随家由六合迁到江宁旧居居住,仍保留桐城籍。16岁随父回安徽桐城参加科举考试。24岁至京城,入国子监,以文会友,名声大振,被称为“江南第一”。大学士李光地称赞方苞文章是“韩欧复出,北宋后无此作也”。

  安庆师范学院教授朱洪在近期出版的《方苞传》中说: 冬日的一天,方苞父亲方仲舒鸡鸣而起,见大雾蒙眬,山前树木一篇迷糊,远处传来公鸡此起彼伏的叫声。他对刚刚起来的方苞说:“我出个上联,你能对出下联吗?”方苞年龄小,但已和父亲、哥哥后面学对对子了。他马上说:“你出吧!”“鸡声隔雾。”父亲慢慢说。

  方苞看了看屋外弥漫的雾气,果然有公鸡“咯咯咯”的叫声。他抬头看看灰蒙蒙的天,似乎要下雨的样子,应声云:“龙气成云。”母亲听了,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她对丈夫说:苞聪明,将来是读书的料。方仲舒笑笑,他打算明年起,口授经文、章句,为儿子蒙。

  方苞四五岁能对对子、诵章句,七岁读《史记》,十岁开始读经书古文,皆能背诵。一次,方苞在野外玩耍,时值乡村五月农忙时节,男女老少在田野拔秧、插秧。田头一个拔秧的农夫一边用稻草捆秧,一边念道:“稻草扎秧父抱子。”方苞听了,伫足田头。农夫见是一小孩站在这里,口里又念了刚才的一句,笑着问方苞:“你能对出下联吗?”方苞认真寻思,自言自语道:稻草,父也;秧,子也。他举目前望,见不远处的竹林里,几个妇女正把竹笋投入竹篮里,他眉毛一扬,自信地点点头,高声对道:“竹篮装笋母搂儿。”农夫惊喜不已,夸方苞真是个“神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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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南山集》文字狱获罪

  早在青年时代,方苞就有“以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32岁举江南乡试第一,39岁中进士,适逢母病未能参加殿试。方苞44岁时,即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发,方苞因给《南山集》作序,被株连下江宁县监狱。不久,解到京城下刑部狱,定为死刑。在狱中两年,仍坚持著作,著成《礼记析疑》和《丧礼或问》。康熙五十二年,因重臣李光地极力营救,始得康熙皇帝亲笔批示“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遂免死出狱,被贬为贫民。

  在方苞散文选集里记录有,一次康熙微服私访,在骆马湖镇上的茶馆里结识了被废为贫民的方苞,当时改名叫欧阳宏,引入驿馆里吃酒倾谈。聊至“东宫洗马”的笑话,聪明过人的欧阳宏马上就敏锐地觉察到面前这位慈祥和善的老者,可能就是当今皇上。

  康熙见其神色,大惊,想到“这个面目丑陋的老人天分极高,怕再顺着这个“洗马”的题目说下去,会暴露自己的身份。”康熙连忙把张廷玉叫来,把话岔开了。康熙和张廷玉通过聊天方式,考察这个欧阳宏的学问,发现其“学问渊博,才思敏捷,不管是什么事都有独到的甚至是惊人的见解。”康熙后来发现,这个欧阳宏原来就是方苞,将他以布衣身份录入上书房。能在上书房行走的人,屈指可数。

  方苞是桐城文学派的鼻祖

  安庆桐城派研究的知名人士操鹏说:桐城文派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桐城人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初步体现桐城文派的某些特征,可以认作桐城文派的前驱。方苞对中国古代散文创作的最大贡献,是他“集古今文论之大成”的“义法”说。“义法”说是方苞文论的核心。

  方苞根据“义法”剖析具体散文作品时,多次指出“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而学习“左”、“史”的“义法”,必须研读唐宋八家之文,从中揣摩体会。这就使练习古文者有轨迹可寻。这些主张均比较切实,便于人们掌握古文的正确写作方法,是对唐宋以来古文运动创作经验的总结,这在文学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方苞提倡“义法”,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定了基础。后来桐城派文章的理论,即以方苞所提倡的“义法”为纲领,继续发展完善,于是形成主盟清代文坛的桐城派,影响深远,至今仍为全国学术界重视,方苞也因此被称为桐城派的鼻祖。

  链接:方苞(1668年5月—1749年9月),字灵皋,亦字凤九,晚年号望溪,亦号南山牧叟。汉族,安徽省安庆府桐城县(辖域含今安徽省桐城市、枞阳县及杨桥、罗岭地区)人,祖居在今安徽省桐城市区凤仪里附近,生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六合留稼村)。桐枞“桂林方氏”(亦称“县里方”或“大方”)十六世祖,与明末大思想家方以智同属“桂林方氏”大家族。是清代散文家,桐城派散文创始人,与姚鼐、刘大魁合称桐城三祖。早在青年时代,方苞就有“以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32岁举江南乡试第一,39岁中进士,适逢母病未能参加殿试。44岁因受乡先辈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案牵连而入狱,经大学士李光地等人营救,得以赦免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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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鼐(nài)(1731-1815年),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在今桐城中学内),世称惜抱先生、姚惜抱,安庆府桐城(今安徽桐城市)人。清代著名散文家,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派三祖”。

  乾隆十五年(1750年)中江南乡试,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进士,授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改主事,曾任山东、湖南副主考,会试同考官。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入《四库全书》馆充纂修官,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秋借病辞官。旋归里,以授徒为生,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学人弟子。姚鼐文宗方苞,师承刘大櫆,主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在方苞重义理、刘大櫆长于辞章的基础上,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发展和完善了桐城派文论。为桐城派散文之集大成者。

  姚鼐一生勤于文章,诗文双绝,书艺亦佳。著有《惜抱轩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惜抱轩诗集》10卷、《笔记》10卷、《尺牍》10卷、《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辑成《古文辞类纂》75卷。

  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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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雍正九年(1731)十二月二十日,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的哭声缭绕在桐城南门树德堂内。树德堂里喜气洋洋,街坊们也纷纷前来道贺:姚氏又添了一丁。姚氏是桐城世家大族,人丁一直很兴旺,人们只道姚家又得了一读书种子,不知这种子日后会如此茁壮,直将这阀阅门庭又光大了一重。

  桐城姚氏是显赫的吴兴姚氏的后裔,其家族始迁于浙江余姚。一世祖姚胜三随父宦居安庆,由浙江余姚迁居麻溪,五世祖姚旭于明景泰间迁居桐城城里。至姚鼐,其家族居桐城县城已300余年。姚鼐1731年十二月二十日(1732年1月17日)出生于桐城南门的一个官宦书香人家。先祖姚旭为明云南布政使司右参政,姚之兰为江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衔,皆载入《明史循吏传》;姚孙棐曾以“五里三进士(姚孙棐、龙鲤门、许鲤跃),隔河两状元(刘若宰、龙汝言)”而闻名遐迩.。高祖姚文然,康熙时任刑部尚书;曾祖姚士基,曾任湖北罗田知县,均贤良清廉,辞世皆享名宦祠祀。伯父姚范,进士及第后为翰林院编修,著有《援鹑堂文集-诗集》,学贯经史,与桐城派祖师之一的刘大櫆情深意笃,使姚鼐得以跟其伯父受经学,跟刘大櫆学文。其祖父姚孔瑛二十六岁时即去世,父淑终生为一介布衣。姚鼐出生时,家庭已衰落,

  姚鼐幼嗜学,伯父姚范授以经文,又从刘大櫆学习古文,刘大櫆对姚鼐特别器重,称其“时甫冠带,已具垂天翼”,“后来居上待子耳”。乾隆十五年(1750),他二十岁考中举人后,经过五次礼部会试均名落孙山,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三十岁第六次应礼部试,才中进士,授庶吉士,3年以后,散馆改主事,分属兵部;旋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姚鼐被荐入馆充纂修官。此职本应翰林方可充任,独鼐与休宁戴东源、兴化伍大椿、歙县程晋芳等8人破格当选。《四库全书》成,鼐乞养归里,不入仕途,时年44岁。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先后动以高官厚禄,均被辞却。

  自乾隆四十二(1777)年起,姚鼐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致力于教育,因而他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著名的有本邑的方东树、姚莹、刘开;上元梅曾亮、管同;宜兴吴德旋;阳湖李兆洛;娄县姚椿;新城鲁九皋和他的外甥陈用光等。这些学生都是笃守师说,遵桐城家法的文人,对桐城派的传播作用甚大。桐城派古文之传,自方苞以文章称海内,上接震川,同邑刘大櫆继之益振,传至姚鼐则集大成。因此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作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之说。历城周书昌说:“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

  乾隆四十四(1779)年,八十二岁的刘大櫆去世。姚鼐毫无疑义的成为了桐城派的核心。他耗尽心血编纂的《古文辞类纂》终于完成,共75卷,是古文辞赋选本,按照文章的应用分分十三类: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所入选的作品以战国策、两汉散文、唐宋八大家,以及归有光、方苞、刘大櫆等为主,表明了桐城派推崇古文的传统,为桐城派树立了散文史的“正宗”的地位,体现了姚鼐的文学主张。这本集子很受人们喜爱,有很大的影响。

  乾隆四十九年(1784),姚鼐辞去官职。他希望腾出时间来提倡桐城派主张,开始了他四十余年的讲学生涯。姚鼐先后在江宁、扬州、徽州、安庆先后主持锺山、梅花、紫阳、敬敷书院,“士子得以及门为幸”。他的门下有很多后来成为了桐城派的著名作家,如有名的姚门“四大弟子”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以及刘开等,他们使桐城派声势更高。有很多籍贯不是桐城的作家也自认为桐城派

  嘉庆十五年(1815)九月十三日(10月15日),85岁的姚鼐卒于南京钟山书院,归葬桐城杨树湾。此时的桐城派在古文上的地位已无可撼动。道光咸丰年间,桐城派在曾国藩及曾门弟子手中又呈一时之盛,一直延续到严复、林纾和新文学的诞生。

  主要成就

  姚鼐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被盛誉为“中国古文第一人”、“中国古文的高峰”。其在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为用。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在美学上,提出用 “阳刚”、“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阳刚”就是豪放,“阴柔"就 是婉约。两大风格相互配合,.相互调剂,就产生出多样的风格。 同时,又发展了刘大櫆的“拟古”主张,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文章八要。学习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声、色),进而是重视精神(神、理、气、味),才能达到高的境界。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姚鼐著有《惜抱轩全集》,所编《古文辞类纂》风行一时,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鼐对传统文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提出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对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认为,“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 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文章阴阳刚柔的变化,乃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鼐在发展前辈的文学思想上,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来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姚鼐提出文章的核心在于“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的统一,这有其时代的原因。姚鼐在乾隆年间走上文坛。清代的考据风气也在这时开始盛行。人们称这种考据的功夫为“汉学”,与之相对的是势力较弱的“宋学”。学界多推崇汉学,对宋明理学比较厌弃,这往往导致文章的思想性降低。姚鼐不赞成排斥宋学的倾向,同时又针对汉学家、宋学家对文学的轻视态度,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不可偏废的主张。这成为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纲领。

  “义理”,是指当时的理学思想,主要来自宋学;“考据”,是指文章要有实据,避免空泛,主要来自汉学;“辞章”,是指文章还要有结构、文字、音韵上的文学之美。姚鼐认为三者的统一才是最高最美的境界,“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继;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当然,三者有轻有重,考据要为义理服务。姚鼐想调和汉宋,融贯三者,认为作家能兼三者之长的为好作家。这种主张实际上成为了桐城派的文学纲领。姚鼐自己也身体力行,乾隆三十九年(1774),在朝廷任职的姚鼐来到山东,登上了东岳泰山,后来就有了著名的《登泰山记》一文。全篇仅数百字,内容十分丰富,是融考证与辞章的典范。文章从泰山南北的汶水、济水写起,内容涉及天门、岱祠等诸多古迹,辞章优美。如写登上泰山之后“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来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义理、考据、辞章”对当时和后世都影响巨大。一方面,姚鼐实际上是站在维护理学的立场上,企图调和汉宋的争论,兼采考据的长处,以考据充实理学的空疏,从而提高桐城派古文的价值。一方面,这一主张如果推而广之,那麽可以看作是对文章基本的要求。无论何时都同样有重要意义:“义理”要求言之有物,有思想性;“考据”要求立论扎实,有说服力;“辞章”要求字通句顺,有艺术性。

  姚鼐以宋儒之学为治学之本,故指斥考据的汉学家为舍本逐末;但他也不废弃汉儒治经之长。姚鼐“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源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词近于方,理深于刘”(《清史稿·文苑·姚鼐传》)。其为文“以神、韵为宗”(方宗诚《桐城文录序》),形成一种迂徐深婉,一唱三叹,而又耐人寻味,意蕴无穷的风格。近代学者章太炎谓之“谨”,刘师培称之“丰韵”,都是对其文风的富于韵味、言简意丰的高度评价。姚鼐的诗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学唐诗,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当时俨然为一大家,故后人称“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程秉剑《国朝名人集题词》)。姚鼐的书法造诣很深,包世臣推邓石如、刘石庵及姚鼐为清代书法之冠,将姚鼐的行草书列为妙品,故姚鼐非独特文美,其翰墨亦为世重。鼐著有《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老子章义》1卷、《庄子章义》10卷、《惜抱轩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诗集》10卷、《法帖题跋》1卷、《笔记》10卷、《书录》4卷、《尺牍》10卷、《古文辞类纂》75卷、《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登泰山记》是姚鼐的代表作,主要描绘泰山风雪初霁的壮丽景色。写作特点:首先是以时间为顺序,以游踪为线索,依次记叙了作者游泰山的历程和所见到的景色,剪裁得体,详略分明。桐城派主张的“雅洁"和反对“冗辞”,从这里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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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大櫆(1698—1779年),祖籍桐城(今枞阳县陈家洲),是桐城派四个代表人物之一。刘大櫆去世后,姚鼐有诗凭吊其故居:“寥寥空宇今罗雀,兀兀荒台古射蛟”,即感慨刘大櫆去世后,人才稀少,故居荒凉。

  百世所述,当世则穷

  在科举道路上,刘大櫆是一个不幸的人。他16岁到安庆参加秀才考试,即得到吴士玉的赏识。1725年至1733年,他第一次到北京一住9年,参加科举考试三次,两中副榜。1734年至1736年,两次去北京参加乡试,均遭罢黜。最令人扼腕的是,他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已考中,而最后被同乡主考官张廷玉拿下。此前,刘大櫆曾在桐城张家,为张廷玉的侄子教书一二年。刘大櫆终身不得科举之名,而张廷玉也饱受清议。尽管张廷玉事后想弥补,推荐刘大櫆参加经学考试,但已于事无补。刘大櫆被张廷玉罢黜次年,父亲去世。

  在刘大櫆不幸的人生中,得到吴士玉(官至礼部尚书)的赏识,是他的不幸中的幸事。吴士玉第一次在安庆见到刘大櫆文章,即认为他的文章非世俗所及。他吟诗赠刘大櫆云:“生名大櫆其姓刘,意气横绝凌九州。邂逅执礼以刺投,蒙庄滉瀁无谬悠。间仿韩柳劲以遒,诗赋峭蒨穷雕鎪。”认为刘大櫆有韩愈柳宗元之才。

  刘大櫆决定去京城前,因举目无亲,便给吴士玉写信,希望得到吴先生的照顾。他给吴士玉的信中说:“归于中朝,执缙绅大夫之裾而告之曰:桐城刘生者,今之昌黎也。”说明吴士玉在京城广泛宣传刘大櫆,刘大櫆已经知道。

  刘大櫆入京后,因经济困难,加上和他一起赴京赶考、相依为伴的堂弟突然离世,便打算离京回家。吴士玉处心积虑,延请他为塾师,到自己家中课读子弟,帮他解决生活费用,鼓励他安心考试。刘大櫆有诗赠吴士玉:“公如大匠畜杗桷,追琢岂必皆琳璆。笑指孺子谓可教,逢人说尽桐城刘。”

  在刘大櫆几次科举受挫后,吴士玉仍然说服刘大櫆,一定能高中。不料,吴士玉却在1733年去世,为刘大櫆坎坷的人生道路再次投下阴影。

  事业上,刘大櫆靠教书、入幕为生,以写文获得一点碎银。他曾到江南、湖北、两浙入幕。刘大櫆浓髯嘴大,性好喝酒却无酒可喝,偶尔幸添末席,他总吟诗纪念。晚年,他得以在徽州任黟县教谕,勉强有了稳定的生活。

  刘大櫆一生过的都是清贫生活,在湖北做幕僚,冬天仍然穿秋衣。七十四岁,他因病老辞官离开徽州,回枞阳定居,以懂医和精神的追求,活到了八十三岁。1779年十月初八,刘大櫆在枞阳家中去世。

  姚鼐在祭文中说:“百世所述,当世则穷。”意思是说,刘大櫆一定会流芳百世,后人会述学其诗文,但刘大櫆自己生活在世上的时候,却处处不得意,过着四处碰壁的贫苦生活。

  天夺其子,独与以朋

  在家庭生活上,刘大櫆因事业不顺,而屡遭打击。他在京城九年,三个幼儿唯一的幸存者也夭折了;妻子不堪久别和三个幼儿的去世,在刘大櫆去京城八年后,在家中去世。他与妻子是近亲结婚,其子夭折,是人类科学发达缓慢所致。九年后,他心力交瘁地回到家中,是邻居凑了一些东西,供他吃了晚饭。晚年,他以哥哥的孙子为自己的孙子,延续香火。

  在刘大櫆不幸的人生中,认识方苞是他最大的幸事。1725年,刘大櫆第一次到京城,即拜访了祖籍桐城、出生于南京的方苞。方苞一见其文,便说:“如苞何足算哉!邑子刘生乃国士尔!”在方苞眼中,刘大櫆是韩愈、欧阳修一流的人物。因为遭遇“南山集案”,方苞出言谨慎,交友小心。1735年,在雍正南书房供职的方苞奉命推荐人才参加博学宏词考试。他只推荐两人,刘大櫆即是其中之一。听说刘大櫆考试过关而被张廷玉无端拿下,他顿足捶胸,叹息不已。方苞去世后,刘大櫆写祭文云:“櫆试而蹶,公每不愉。愀然累日,顿足长吁。”

  尹会一到江南视学,请方苞推荐人才,方苞只推荐两人,刘大櫆是其中一个。方苞很少给人写信找工作,唯独给刘大櫆找工作,屈身写了数封信给安徽巡抚魏定国、双学使(庆公)。1749年,方苞去世,刘大櫆写文祭祀,其中说:“不材如櫆,举世邪揄。公独左顾,栽植其枯。”“公独左顾”,可见方苞对于刘大櫆的关心!

  作为回报,刘大櫆每去京城,必看方苞。方苞身体不好,刘大櫆便推荐自己熟悉的医生为

  方苞看好了病。方苞离开京城,刘大櫆吟诗送他。方苞到南京定居后,刘大櫆过往南京,必去方苞家小住。方苞去世后,刘大櫆写祭文痛哭。过南京,就去方苞故居凭吊。

  在刘大櫆不幸的人生中,认识姚鼐并与他成为忘年交,是他的人生第二大幸事。刘大櫆在张英家做私塾先生,认识了姚鼐的伯父姚范和姚鼐的父亲姚季和。从此,刘大櫆与姚范兄弟成为朋友。1731年12月20日,姚鼐出生于桐城,比刘大櫆小三十三岁。1750年,刘大櫆归桐城,第一次在姚家见到姚鼐。此时姚鼐二十岁,已超过刘大櫆与其父亲当年交往的年龄了。刘大櫆二十一岁去桐城教书,姚范二十岁,姚季和不到二十岁,故云姚鼐的年龄已经大过当年其父亲的年龄了。

  1751年夏天,姚鼐参加礼部会试报罢(考试落第)。归前,刘大櫆写《送姚姬传南归序》,云:“姬传又深有志于古人之不朽。其射策甲科为显官不足为姬传道;即其区区以文章名于后世,亦非余之所望于姬传。”刘大櫆不希望姚鼐受到进士落第影响,即不要仅仅以文章传名于世,而希望他学古人之不朽。可见,刘大櫆是一个有大志向的人,科举落第,并没有泯灭他的雄心大志。他成为方苞、姚鼐中间的环节,并非偶然。而方苞1749年去世,刘大櫆1750年与姚鼐携手,历史就这样把刘大櫆推到了方苞、姚鼐的中间位置,有如神助。

  刘大櫆与姚鼐心心相印,二人从此在一起,日日过从,携手郊游;不在一地,彼此心中牵挂。朋友过南京,姚鼐请人代自己去看望刘大櫆;刘大櫆在黟县山中,常常翘首北望,挂念姚鼐的行迹。刘大櫆吟诗送姚鼐云:“关河阻魂梦,莫遣报书稀。”可见,他是多么希望接到姚鼐的信。

  刘大櫆还乡后,姚鼐必过枞阳,看望刘大櫆。而刘大櫆见姚鼐来,如同过节,举杯相迎。生前,刘大櫆曾几次对姚鼐说“吾与汝再世交矣!”刘大櫆去世后,姚鼐写祭文、传记,为刘大櫆墓碑题额。刘大櫆去世十八年后,姚鼐过枞阳,专门去其故居凭吊。在桐城派的四个主要代表人物中,刘大櫆学历最低,官位最卑,而得到方苞和姚鼐二人的特别的尊重,这在文人相轻的中国社会,是罕见的。

  姚鼐在祭文中云:“天夺其子,独与以朋。”是说天夺取了刘大櫆的三个儿子,独让他交了许多朋友。他一生交朋友很多,最重要的是上承方苞,下姚鼐,成为桐城派链条中的重要环节。

  垂老一官,终于博士

  刘大櫆在桐城派中的地位,既来自于他与方苞、姚鼐等人的交往,也来自于他的品行高尚和他自己的思想。

  刘大櫆是道德上垂范当世的人,是一个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的人,是一个传承传统文化,毕生把精力献给教育的人。他重礼节、讲友情,自己事业不顺,却肯乐于助人,为他人写墓志铭、写行状,下笔千言,不讲价钱。他没有儿子,却关心侄子辈后嗣传承,晚年如同方苞,帮亲戚后裔购买墓田。

  凡朋友请他写诗文,都不拒绝。刘大櫆的诗文是他内心真情的流露,是他人生轨迹的真实反映。他思念朋友,常以诗寄怀;自己屡屡落第,却真心讴歌他人登第;一生要求不高,只在诗文中求得快乐。读其诗文,并没有感受他的低沉、消极和怨气,而屡屡感受到他对于生活的真实的描述,对于后生的真切希望,以及对于他人成绩的由衷赞扬。

  晚年,刘大櫆在安庆书院写下《论文偶记》,主张文章的节奏、神气,继古开来,至今在中国文章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主张写文章贵奇,符合戴名世的写文章的思想;他主张文章贵简,符合方苞的写好文章的思想;他主张文章贵变,与姚鼐的思想相接。刘大櫆的文章写作法,丰富了桐城派的内容。如果没有他本人关于文章的范文,没有他本人关于文章写法的一系列总结,尤其是文章节奏、神气的总结,就没有刘大櫆在桐城派中的地位。

  刘大櫆晚年在徽州黟县做教谕,写了许多“记”,宣传了徽州许多景点;写了许多传、墓志铭,记载了许多清代徽州人的故事;写了许多诗,记下了徽州的风土民情和风俗;他主管黟县教育,主讲书院,亲自培养了许多人才,为徽州文化作出了贡献;他亲自主编了《歙县志》《黄山志》,为徽州地方志作出了贡献。刘大櫆对于徽州的贡献大过对于家乡的贡献,是一个传播文化不问地域的人。

  徽州弟子吴定写祭文云:“垂老一官,终于博士。”姚鼐写祭文云:“半生场屋,老授学官”,即叙述刘大櫆一生不得志,到老才得一微官。

  他的一些文字,因时代的局限性,有许多内容已经过时了,如文以载道、赞扬节妇等。因清代文字狱,他在诗文中不涉及官场文字,但他对于孝子的赞扬,对于勤俭持家的赞扬,对于同时人的奋斗和励志的赞扬,都没有过时。读其作品,如同与一个清代德高望重才高八斗的老人对话,品味一个矢志不移者终身奋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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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城三祖桐城派早期三位重要作家,分别为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为桐城派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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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苞

  “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建立,是从方苞开始的。

  人物生平

  方苞(1668-1749) 清代散文家。字凤九,一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五十年,被牵连进戴名世《南山集》案入狱。赦出后隶汉军旗籍,入直南书房。累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曾写《狱中杂记》,揭露当时司法制度的黑暗与残酷,具有现实意义。

  风格及主要成就

  方苞治学宗旨,以儒家经典为基础,尊奉程朱理学,日常生活,都遵循古礼。为人刚直,好当面斥责人之过错,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排挤。方苞首创“义法”说,倡“道”“文”统一。在《史记评语》里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以义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论文提倡“义法”,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定了基础。后来桐城派文章的理论,即以方苞所提倡的“义法”为纲领,继续发展完善,于是形成主盟清代文坛的桐城派,影响深远,至今仍为全国学术界重视,方苞也因此被称为桐城派的鼻祖。

  方苞著有《周官集注》13卷、《周官析疑》36卷、《考工记析疑》4卷、《周官辩》1卷、《仪礼析疑》17卷、《礼记析疑》46卷、《丧礼或问》1卷、《春秋比事目录》4卷、《诗义补正》8卷、《左传义法举要》、《史记注补正》、《离骚正义》各1卷、《奏议》2卷、《文集》18卷、《集外文》10卷、《补遗》 14卷,另删订了《通志堂宋元经解》。

  名篇:《左忠毅公逸事》、《狱中杂记》、《汉文帝论》、《李穆堂文集序》、《书卢象晋传后》、《与李刚主书》、《孙征君传》、《万季野墓表》、《游潭柘记》等。

  “义法”解释

  所谓“义”,即“言物”,所谓“法”,即“言有序”。“义”指文章的思想内容;“法”指文章的形式技巧。方苞要求文章的形式服从于内容,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文章语言要做到“清真雅正”和“雅洁”,去掉“冗辞”,直到“一字不可增减”。 “义法”说,涉及文章的立意构思、布局谋篇诸问题,对形成有益的文学理论,有积极的意义。

  刘大櫆

  人物生平

  刘大櫆(1698—1780)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安徽桐城县陈洲乡(今枞阳县汤沟镇) 人。刘大櫆出身于耕读世家,祖、父均为秀才,塾师兼事农作。大櫆曾自言“家世皖江侧,薄田十亩余。”幼年,从父读书,(一说刘大櫆为汉高祖刘邦长子齐王刘肥后裔,陈洲刘氏伯二公第十八世孙,属先字辈)“桐城派”代表人物。

  大櫆受教于同乡吴直,才华出众。20多岁以布衣入京,方苞见到他的文章,极其叹服说:“如苞何足算哉!邑子刘生乃国士尔!”并赞他是韩愈欧阳修一流人物,一时名噪京城,士大夫多愿与其结交。雍正七年(1729年)、十年,两次参加考试都登副榜。乾隆六年(1741年),由方苞荐举应博学鸿词科,被大学士张廷玉压制落选。张后知大櫆同邑,深惋惜。乾隆十五年,张廷玉特举其参试经学,又未被录取。大櫆60岁后为黟县教谕。几年后告归,居枞阳江滨不再出游,以文学教授生徒。

  大櫆修干美髯,性格豪放,纵声读古诗文,韵调铿锵,喜饮酒,好吟诗。

  风格及主要成就

  大櫆师事方苞,深得方苞的推许;他又是姚鼐的老师,故为“桐城派三祖”之一。大櫆虽出方苞之门,但文风不同,方东树曾说:“学博(刘大櫆)论文主品藻,侍郎(方苞)论文主义法。”方苞深于经学,对文章提倡义法,用笔严谨,简明确切;大櫆兼重古文的神韵,博采《庄》、《骚》、《左》、《史》、韩、柳、欧、苏之长,才气雄放,波澜壮阔。形成“日丽春敷,风云变态”的风格。不仅如此,大櫆对“阳湖派”的形成影响也很大。乾隆间,常州钱鲁斯受业于大櫆之门,后与大櫆弟子王灼一起以“师说”传诵于阳湖恽敬、武进张惠言。恽、张二人始尽弃骈俪之学,专治桐城派古文,传人日众,后称“阳湖派”。

  刘大櫆著有《海峰先生文集》10卷、《海峰先生诗集》6卷、《论文偶记》1卷、编《古文约选》48卷、《历朝诗约选》93卷,纂修《歙县志》20卷等。

  姚鼐

  人物生平

  姚鼐一世祖居麻溪(今枞阳钱桥河南岸姚王集),其五世祖姚旭明景泰年间迁居桐城城里。至姚鼐, 其家族居桐城县城已300余年。鼐出生于桐城南门的一个官宦书香人家。其祖先姚旭为明云南布政司右参政、姚之兰为江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衔,皆载入《明史循吏传》;高祖文然,康熙时任刑部尚书;曾祖士,曾任湖北罗田知县,均贤良清廉,辞世皆享名宦祠祀。伯父姚范,进士及第后为翰林院编修,著有《援鹑堂文集-诗集》,学贯经史,与桐城派祖师之一的刘大櫆情深意笃,使姚鼐得以跟其伯父受经学,跟刘大櫆学文。其祖父孔瑛二十六岁时即去世,父淑终生为一介布衣。姚鼐出生时,家庭已衰落,鼐幼嗜学,伯父姚范授以经文,又从刘大櫆学习古文,刘大櫆对姚鼐特别器重,称其“时甫冠带,已具垂天翼”,“后来居上待子耳”。乾隆十五年(1750),他二十岁考中举人后,经过五次礼部会试均名落孙山,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三十岁第六次应礼部试,才中进士,授庶吉士。3年以后,散馆改主事,分属兵部;旋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姚鼐被荐入馆充纂修官。此职本应翰林方可充任,独鼐与休宁戴东源、兴化伍大椿、歙县程晋芳等8人破格当选。《四库全书》成,鼐乞养归里,不入仕途,时年44岁。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先后动以高官厚禄,均被辞却。鼐言:“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将度其志可行于时,其道可济于众”,否则,不如“从容进退,庶免耻辱之在咎已尔”。

  自乾隆四十二年起,姚鼐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致力于教育,因而他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著名的有本邑的方东树、刘开、李宗传、方绩、姚莹;上元梅宗亮、管同;宜兴吴德旋;阳湖李兆洛;娄县姚椿;新城鲁九皋和他的外甥陈用光等。这些学生都是笃守师说,遵桐城家法的文人,对桐城派的传播作用甚大。桐城派古文之传,自方苞以文章称海内,上接震川,同邑刘大櫆继之益振,传至姚鼐则集大成。因此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作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之说。历城周书昌说:“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

  嘉庆十五年 (1815年)85岁的姚鼐卒于南京钟山书院,归葬枞阳。

  风格及主要成就

  姚鼐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并成为“桐城三祖”。其在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为用。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在美学上,提出用 “阳刚”、“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阳刚”僦是豪放,“阴柔"就 是婉约。两大风格相互配合,.相互调剂,就产生出多样的风格。 同时,又发展了刘大櫆的“拟古”主张,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文章八要。学习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声、色),进而是重视精神(神、理、气、味),才能达到高的境界。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姚鼐著有《惜抱轩全集》,所编《古文辞类纂》风行一时,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鼐对传统文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提出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对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认为,“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文章阴阳刚柔的变化,乃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鼐在发展前辈的文学思想上,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来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姚鼐以宋儒之学为治学之本,故指斥考据的汉学家为舍本逐末;但他也不废弃汉儒治经之长。姚鼐“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源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词近于方,理深于刘”(《清史稿·文苑·姚鼐传》)。其为文“以神、韵为宗”(方宗诚《桐城文录序》),形成一种迂徐深婉,一唱三叹,而又耐人寻味,意蕴无穷的风格。近代学者章太炎谓之“谨”,刘师培称之“丰韵”,都是对其文风的富于韵味、言简意丰的高度评价。姚鼐的诗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学唐诗,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当时俨然为一大家,故后人称“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程秉剑《国朝名人集题词》)。姚鼐的书法造诣很深,包世臣推邓石如、刘石庵及姚鼐为清代书法之冠,将姚鼐的行草书列为妙品,故姚鼐非独特文美,其翰墨亦为世重。鼐著有《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老子章义》1卷、《庄子章义》10卷、《惜抱轩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诗集》10卷、《法帖题跋》1卷、《笔记》10卷、《书录》4卷、《尺牍》10卷、《古文辞类纂》75卷、《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登泰山记》是姚鼐的代表作,主要描绘泰山风雪初霁的壮丽景色。写作特点:首先是以时间为顺序,以游踪为线索,依次记叙了作者游泰山的历程和所见到的景色,剪裁得体,详略分明。桐城派主张的“雅洁"和反对“冗辞”,从这里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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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后人尊称桐城“三祖”,认为三人各有千秋,方苞以学问胜,刘大櫆以才气胜,姚鼐以见识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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