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乌尔班二世的一次演说：改变了整个欧洲的历史

　　基督教纪元的第一个千年，西方世界的“末日情绪”达到了顶峰。不过，既然所谓的“末日”最后并未如期而至，那么社会也只能继续前进，东西方的秩序在不断的失衡中持续变化着。脱胎于法兰克帝国的法德两国在彼时的疆界已依稀可辨，尽管那时的德国更多只是个冠以“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称号的地理名词，而非实体民族;同时，东部的斯拉夫民族一刻也没有缓下对西部国度的入侵;来自北部的诺曼人占领了南意大利;而在海洋的那一边，穆斯林军赶走了哥特人，侵占了半个西班牙，甚至连西西里也没能抵御住他们的进攻。欧洲文明最东部的拜占庭，在北非法蒂玛王朝(绿衣大食)及来自波斯的塞尔柱突厥侵扰下战栗不已。

　　可是，战争并未能阻挡商贸的活跃。不同国家的商业都市突破了人为的政治藩篱，联合接力，给欧陆的人们带来了远方的商品，并赚取了数不清的财富。在这样的背景下，贫者愈发沉沦，贵族富者则轿横到不可一世。贵族富者当中产生了自信的骑士阶层，他们用金钱换取铠甲和武器来加强自己，并按照上级领主的意愿，相互兵戎相见。

　　当以国王、贵族为代表的世俗权力日益强大起来时，教会的地位却每况愈下。原本教会的策略始终是讨好国王和贵族，并在他们的冲突里扮演墙头草的角色，坐收其利——由此大部分教士富埒王侯。但就在这样的过程里，罗马帝国覆灭后唯一的幸存者——教会，却逐渐变成了腐败浪费的代名词，因而声名狼藉。从11世纪开始，越来越多真正虔诚的教徒发现，彼时的教会已经不能履行它的责任。神秘主义者开始揭示基督教的灵性力量，由此僧侣们重新将苦修和贫穷镌刻在了教义之上。甚至在勃艮第的克吕尼本笃修道院里，人们要求彻底改革罗马教会——因为教会职务已沧为集市上讨价还价的商品，教会政策只能对世俗权力阿谀逢迎，这样只会导致教会的最终失败。

　　克吕尼的改革呼声振聋发骑，许多教会中人也拍手称赞。其中份量最重的人物名曰希尔德布兰德，他在1073年被教廷里的改革派拥戴为教皇，即格里高利七世。格里高利七世坚决走上与世俗力量代表——亨利四世抗争的道路。他在即位两年后就颁布敕令，取消所有世俗贵族干预教职任免的权力。非但如此，格里高利七世还认为：君权既来自于教皇封授，那么他就有权罢黜国王。这一构想让亨利四世首当其冲。由于亨利四世对教廷不顺从，格里高利七世将他逐出教会——世俗最高统治者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亨利四世不甘如此，他也下达了最后通牒，若是革教令一年内未撤销的话，他就还置彼身，直接废黜教皇。而后，由于贵族借着革教令滋事叛乱，亨利四世只得亲自前往卡诺莎向教皇俯首臣服。不过，此刻即便格里高利七世愿意平息干戈，事态也非这两位始作俑者所能控制——德国的叛乱贵族趁机选出了一位新国王，将亨利四世拒之门外。勃然大怒的亨利四世也照葫芦画瓢，纠集了一批忠于自己的地区主教，选出了一位叫克雷芒三世的新教皇。1084年，亨利四世进军罗马，驱逐了格里高利七世，将他认定的教皇人选克雷芒三世扶上圣座，并叫对方给自己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罗马帝国解体后，拜占庭自认为是罗马的合法继承者，于是自称“东罗马”。但此刻“东罗马”面临着莫大的危险——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政教合一的力量，以令人惊惧的速度急速扩张。从中亚迁徙来的塞尔柱突厥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后，显然也获得了此种特性的加持。他们在东方边境对老大拜占庭帝国构成巨大威胁，不断侵袭帝国境内。

　　此时的拜占庭经济颓败，政治混乱，无法抵挡入侵者。在1071年于安纳托利亚重镇曼齐克尔特爆发的战役中，拜占庭大军惨败于阿尔普•阿尔斯兰率领的突厥军队，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狄奥吉尼斯被俘，此战大大重创了拜占庭的士气民心。十年后，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在拜占庭帝国的内部争斗中获取最终胜利，加冕为罗马皇帝。但他纵有雄心，也无法挽救现状：一方面，拜占庭兵源枯竭，科穆宁的军队只能靠缺乏忠诚和纪律的雇佣军勉强维系;另外一方面，诺曼人对亚得里亚海岸大肆入侵，也让帝国防务捉襟见肘。最终，无计可施的阿莱克修斯一世只能向西方拉丁教会求援。虽然西方拉丁教会早在1054年就与拜占庭控制下的东方教会决裂，但他们起码愿意抵御来自更遥远东方的异教徒。最早接到援助邀请的正是格里高利七世。当时这位教皇正陷于和亨利四世的权斗而无法自拔，所以援救拜占庭的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来自东方教会的又一次求救，让格里高利七世的后继者乌尔班二世有了机会。他以对抗穆斯林的名义，首次将欧洲的贵族们团结在一起，让自己成为他们的“元首”。

　　当时塞尔柱突厥人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势不可当。他们非但不断蚕食拜占庭领地，甚至还从法蒂玛王朝夺取了“圣城”耶路撒冷。基督教的朝圣者不断受到突厥武士的阻挠，而且阻挠越来越严重。此种现状，恰是阿莱克修斯一世给拉丁教会求救信里请求出兵的核心理由。

　　乌尔班二世很快就以“西方元首”的身份，答应了东方帝国皇帝的请求。11月，他在法国中部的克莱芒召开了大公会议。乌尔班二世在众多与会者面前发表了激昂的演说，号召大家解放被穆斯林迫害的基督徒。出乎乌尔班二世的意料，他的演说获得了在场所有听众排山倒海般的欢呼称赞。无数次“Deuslo vult”(主的旨意)的口号打断了演说，数千人当场将十字架缝在衣服上，表示参加东征作战的决心。在乌尔班二世的口中，志愿从征者回报巨大：教皇许诺每个参加十字军的人都不再需要救赎;若有人在与穆斯林的战斗中牺牲，其绝对会升入美妙的天堂;另外，若东方的远征获得胜利，巴勒斯坦、叙利亚将会有无数“流着牛奶和蜜”的土地，迎接十字军新主人。

　　拜占庭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没有意识到这封求救信的后果。他不会想到，这封信在西方唤起了一波新的暴力浪潮，这一浪潮在未来200年中将震撼整个东西方。

　　求救信中对基督教遭受塞尔柱突厥人威胁的描述，在德法被不断夸张演义，广泛流传。传道者将教皇的东征号召散播到各个角落，那些经济窘迫的人受到蒙蔽，视参加十字军为一条好的出路。世俗的贵族和教士们充满激情地描绘伊斯兰教“强大且残忍”的假象，这种假象更衬托出基督教的光明和崇高。

　　德法两国的犹太人首先感受到了这种宗教狂热。即便他们先前一直受到亨利四世的庇护，此时也接到了警告，只能以苦涩的臆想迎接不断发酵的暴力。

　　西班牙教会最早获得了从伊斯兰教手中光复领地的经验。在这片土地上，卡斯蒂亚、莱昂和阿拉贡的国王们从1070年起便开始联手抵抗摩尔人入侵。这些摩尔人自8世纪以来就驱逐了西哥特人，占据了西班牙大部分最肥沃的土地。摩尔人在西班牙的土地上对犹太人和基督教施行宽容政策，一手建立起了数个拥有独特文化的繁荣国度。但好景不长，1031年科尔多瓦的哈里发国解体，基督徒们认为这是从异教手中夺回伊比利亚半岛的好时机。西班牙人很快兴起了名为“Reconquista”的光复失地运动。至1085年，摩尔人重镇托雷多重归基督徒之手。

　　教皇对西班牙国王们的行动也给予支持。他派遣十字军先后援助阿方索六世和桑乔一世，来对抗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军队。摩尔人则向穆拉比特王朝(该王朝由信仰伊斯兰教的北非柏柏尔人兴建)求援——战争的规模日益增大，穆斯林渐渐无法抵挡团结起来的强大的基督教军队。

　　在光复失地运动中，阿方索六世的军队统帅罗德里戈·迪亚兹成了民族英雄。他从敌手摩尔人那里赢得了“熙德”(意为“主人”)的光辉称号。

　　此时的南意大利已是诺曼人的势力范围。诺曼人来自欧洲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他们的战舰驰骋于北海沿岸，让所有敌人闻风丧胆。诺曼人越过大西洋，来到了地中海。他们的领袖罗伯特·圭斯卡特与教皇结盟，承诺用火与剑为罗马教廷开辟领地，播撒主的荣光。双方堪称世俗与教廷合作双赢的典范。罗伯特•圭斯卡特的兄弟罗杰一世夺取了西西里岛，将彼处的许多穆斯林驱逐出境。同时圭斯卡特的军队也攻陷了巴里——拜占庭在意大利最后的据点。这对日益衰败的东罗马帝国来说，无异于又是一记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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