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有无谋逆之心？曾强拉顺治出宫给他请安？

　　多尔衮的一生是谜一样的一生。他生前战功显赫、位至极尊，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权倾朝野;死后不到两个月又被追罪，全面清算、削爵、擢宗室、籍家产、罢庙享、断其后嗣、掘墓、开棺、鞭尸。

　　历史上的多尔衮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谜:多尔衮与孝庄皇太后的关系之谜、争夺后金汗位失败之谜、争夺大清帝位失败之谜……

　　那么，夺位失败后，身为摄政王的多尔衮果真有过谋逆之心吗?

　　我们且先看看多尔衮当上摄政王之后对待几个关键人物的手段。

　　放纵福临玩乐不让其学习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二十六日，福临在盛京皇宫即皇帝位。当时他不满六岁，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他与其他满族孩童一样，从小就喜欢骑射玩耍，这是孩子们的天性，其他的事情无暇顾及。好在有睿亲王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国家大事自由他们处理。这使多尔衮达到了预期目的，他可以毫无顾忌了。

　　多尔衮对福临采取放纵的态度，任其每天耽于玩乐之中。都察院承政满达海、给事中郝杰等曾多次上疏，请示为福临遴选博学明经儒士，“朝夕论讲，及时典章”，目的是从小教导福临懂得治国安邦的道理和方法。不久大学士冯铨、洪承畴也联名上疏多尔衮，奏请为福临“择满汉词臣，朝夕讲进”。

　　然而多尔衮以皇上幼冲，不宜过早讲进为由，统统给批驳了回去。他选派了亲信护从每天去福临身边侍候，经常带他出城习马，有时福临从马背上掉了下来，他们见了并不在意，反而奚落福临一顿。他们之所以敢如此放肆，是因为有多尔衮撑腰，不把小皇帝放在眼里。

　　将济尔哈朗挤出决策中心

　　同为摄政王的郑亲王济尔哈朗于顺治元年正月，请多尔衮居于两摄政王首席，以发挥他的才能。然而，多尔衮一朝大权在手，便紧锣密鼓、大肆扩充自己的权势，独断专行，首先罢免了诸王贝勒管理部院事务的权力，宣布自己“身任国政”，接着便挟嫌报复，向自己的主要政敌豪格开刀，将皇兄豪格废为庶人。

　　济尔哈朗感到此人阴险毒辣，担心他会加害于小皇帝及皇太后，因此，在八月底迁都北京过程中，为确保幼帝及两宫皇太后等皇眷安全，临时改变八旗原有排列顺序，把自己所属、原列于右翼最后行进的镶蓝旗调到前面，靠近正黄旗立营，将皇兄豪格的、原列于左翼末尾的正蓝旗调到镶白旗之前、正白旗之后，将两白旗隔开，防止多尔衮有所动作。豪格前不久遭受打击，把正蓝旗移到前面，还有对豪格信任与同情之意。这样做是济尔哈朗与皇太后共同的意思，由济尔哈朗主持实施。

　　当初在讨论皇位继承人时，济尔哈朗曾先主张立豪格，后同意立福临，就是没投多尔衮的票，多尔衮早就耿耿于怀。现在济尔哈朗又暗示他有篡位野心，更加怀恨在心。于是到北京以后，多尔衮先将济尔哈朗从摄政王中挤掉，降为辅政王，接着又搜集材料，制造罪名，横加迫害。顺治四年正月，多尔衮说郑亲王营造王府时，殿堂的台基违制，并擅立铜狮、龟、鹤等，罚银2000两。

　　大致就在这前后，多尔衮曾令他的亲弟弟多铎和济尔哈朗共听政务。不久，济尔哈朗便被罢辅政之任，而多铎被晋封为辅政叔王。济尔哈朗就这样被挤出了决策中心。

　　拔掉眼中钉豪格霸占其正妃

　　豪格是多尔衮的眼中钉、肉中刺，很难逃出他的掌心。福临出面为长兄昭雪，多尔衮无可奈何，就在豪格被复封为和硕肃亲王的当月，即顺治元年十月，在清军两路出击南明和大顺军的同时，多尔衮派豪格率军下山东，帮助平定地方，稳定漕运之路国;并与出击南明的军队相策应，进攻江北的南明镇将高杰、许定国等，为清军渡江做准备。豪格完成预定任务，于顺治二年初奉命班师返京，竟然丝毫没有得到奖赏。

　　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正月二十一日，多尔衮命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兵征讨四川的张献忠农民起义政权。一同前往的将领有很多是多尔衮恨之入骨的两黄旗属人。豪格率军于三月下旬到达西安，随即发兵攻打在陕西的大顺农民军余部和地方起义军。平定陕西后，从十一月起，又率军自陕西入四川，在百丈关接受了张献忠部将刘进忠的投降。然后在刘进忠的引导下，进入张献忠驻地西充。张献忠在混战中阵亡。豪格乘胜前进，平定了四川起义军。

　　然而，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二月，豪格回到北京，等待他的却不是论功行赏，而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冷清。

　　三月四日，多尔衮以“谋立豪格”为中心罪名的系列大冤案出笼，济尔哈朗、两黄旗大臣、镶蓝旗大臣，均因曾议立和同情豪格获罪。多尔衮从整治郑亲王到整治两黄旗，最后冲向豪格，气势汹汹，非“一网打尽”不罢休。

　　三月六日，多尔衮宣布了七拼八凑的豪格罪状:征战四川已有两年，地方却并未全部平定;对随征将领冒功不予处理;屡教不改，对多尔衮的“三次戒饬，犹不引咎”等等。于是诸王大臣议其罪应死。

　　多尔衮将豪格的心腹俄莫克图、扬善、伊成格、罗硕等人以“附王为乱”的罪名处死。如果不是福临出面涕泣不食，衰求宽恕长兄，豪格也早就成为刀下之鬼了。顺治皇帝一再出面阻止，豪格才免于死罪。多尔衮命将他幽禁起来，但他终究没有逃出多尔衮的手心，最后冤死在狱中，年仅40岁。

　　顺治六年十二月，多尔衮元妃病亡，次年正月，豪格的正妃竟被多尔衮娶入府中。

　　随着年岁的增长，福临和母亲孝庄太后越发感到睿亲王多尔衮野心勃勃，但一时又没有制约的办法，只好先安抚他。顺治元年封他为“叔父摄政王”，一年后又晋封他为“皇叔父摄政王”。

　　强拉皇帝出宫给自己请安

　　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福临已经12岁半了。这时的他已不仅仅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了，宫中的生活使他过早地成熟了。然而多尔衮并未把他放在眼里。

　　七月初十一大早，福临与往常一样，来到乾清宫召见一些大臣后，便读起书来，读累了就铺上纸砚练习作画。福临最喜欢画水牛，他画的牛“意态生动，虽戴嵩莫过焉”。

　　突然族叔固山贝子锡翰、内大臣二等子冷僧机、内大臣席纳布库不顾侍卫的拦阻，匆匆进入殿内，只说让皇上探视摄政王，不容细说，便拥扯着福临出宫，“驾幸”摄政王府，让福临向多尔衮请安，慰其新亡元妃之哀痛。这件事从头到尾显得十分唐突，身为一国之君的皇帝怎么能这样轻意地出宫去向摄政王请安呢?

　　原来这天，锡翰前往多尔衮府上请安，言语间，锡翰已觉查到多尔衮对福临颇有怨言，多尔衮讲自己元妃初亡，福临“宜循家人礼” 来府探望。责备了福临后，又大骂锡翰等亲近大臣，实在是不懂事，难道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吗?锡翰等人心领神会，于是闯宫带福临前往王府慰问。

　　这件事激怒了满朝文武，多尔衮见引火烧身，于是一反常态，大发雷霆，斥责锡翰等人有犯上之罪，命议政王大臣会议严加议处。然而真正处理时，多尔衮却批准对锡翰等从轻发落，略降爵职，不久即予恢复。

　　多尔衮元妃病故，他说“顷予罹此莫大之忧”，而事实并非如此。多尔衮元妃于十二月病故，妻骨未寒，翌年正月他便霸占了豪格的嫡福晋为妃，并在八旗中广选美女，又逼迫朝鲜国王送公主来，尚未举行婚仪，便迫不及待地与公主同房了。拥抱着成群的妻妾，怎么还会有怀念前妻的“莫大之忧”，无非是找借口对福临逞威风罢了。

　　咄咄逼人的“皇父摄政王”

　　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十月十一日，礼亲王代善去世。代善不在了，多尔衮减少了一个重量级的制约者。其后不到一个月，十一月初八日，多尔衮便称皇父摄政王。

　　据《清实录》记载，多尔衮的“皇父摄政王”是皇帝加封、部院诸大臣集议的结果。但据郑亲王后来揭发，“皇父摄政王”是多尔衮自封的。他“背誓肆行，妄自尊大，自称皇父摄政王。凡批票本章，一以皇父摄政王行之”。从此，其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都超越本分，冒用至尊规格。

　　支持这种说法的是，直至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年初，福临在致朝鲜国王的诏书中，还将多尔衮称为皇叔父摄政王。而清朝使臣同时递交的多尔衮的诏书中，却自称皇父摄政王。

　　当时的朝鲜君臣对此事有一段对话。国王问:“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大臣金自点答道:“臣问过来使，他回答说:‘今去叔字，凡朝贺之事，可与皇帝一体’。”大臣郑太和接着说:“敕中虽无此语，似乎是已为太上了。”国王则得出结论:“是两个皇帝啊!”

　　带着皇帝梦离开人世

　　即便是自称“皇父摄政王”，对于多尔衮来说，也还是权宜之计，他已经准备好称帝所用的皇帝服饰。据正白旗大臣苏克萨哈等知内情者揭发:多尔衮死后，侍女吴尔库尼在殡葬之前，告诉身边亲近之人:“王爷没有让别人知道，他曾准备下八补黄袍、大东珠、素珠、黑狐褂，现在可以偷偷放往棺内。”经查属实。

　　而多尔衮生前之所以没有公开称帝，关键是整体实力无法与皇帝的实力相抗衡。他掌握的两白旗没有皇帝亲领的两黄旗那种特殊的凝聚力。镶白旗大部分和正白旗的少部分是夺自豪格的正蓝旗，豪格含冤而死，跟随原主多年的旗属不可能真心为新主子效力。

　　如果多尔衮的两白旗与皇帝亲领的两黄旗发生冲突，本来就倾向皇帝的镶蓝、正红两旗，肯定会站在皇帝一边。而皇太后背后还有强大的娘家科尔沁，更是不容小觑。

　　顺治七年十二月九日，出边围猎的多尔衮病逝，享年39岁。

　　十二月十三日，清廷正式公布摄政王多尔衮去世的消息，下诏臣民服丧。十二月十七日，福临率领诸王大臣到东直门外五里迎接多尔衮的灵柩，并亲自举爵祭奠。十二月二十六日，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这些，对稳定形势有着积极的意义。

　　纵观多尔衮当上摄政王之后所做种种，足见其当皇帝的野心还是没死的。如若其命数不是这么短，真做出谋逆之事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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