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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七子

  “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获得了安定、富贵的生活。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己,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故而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今河北临漳县西)中,又号“邺中七子”。

  孔融,153年生,字文举,孔子二十世孙,孔宙之子,孔褒之弟,山东曲阜人。父亲孔宙,做过太山都尉。

  孔融小时候聪明好学,才思敏捷,巧言妙答,大家都夸他是奇童。4岁时,他已能背诵许多诗赋,并且懂得礼节,父母亲非常喜爱他。一日,父亲买了一些梨子,特地拣了一个最大的梨子给孔融,孔融摇摇头,却另拣了一个最小的梨子说:“我年纪最小,应该吃小的梨,你那个梨就给哥哥吧。”父亲听后十分惊喜。孔融让梨的故事,很快传遍了曲阜。

  孔融十岁那年随父亲到达京城洛阳,当时,著名的士大夫李膺也在京城,如果来访者不是名士或他的亲戚,守门人一般不会向里面通报。孔融想看看李膺是个什么样的人,于是就登门拜访。他对守门人说:“我是李膺的亲戚。”守门人通报后,李膺接见了他。李膺问他说:“你和我是什么亲戚呢?”孔融回答道:“从前我的祖先孔子向你家的祖先老子请教过关于周礼的问题,有师资之尊,因此,我和你也是世交呀!”当时很多宾客都在场,对孔融的回答十分惊奇。中大夫陈韪来到李膺府第,宾客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他却不以为然地说:“小时候聪明长大后就不一定聪明了”孔融立即反驳道:“那么您小时候一定很聪明吧”陈韪无话可说。李膺大笑,说:“你这么聪明将来肯定能成大器”

  东汉末期,宦官把持朝政,大肆搜捕、诛杀正直之士,“党锢之祸”此起彼伏。孔融的哥哥孔褒的好友张俭因得罪宦官侯览遭到通缉,于是张俭便去投奔孔褒。不巧孔褒不在家,孔融当时只有十六岁。张俭因孔融年纪太小,没有把实情告诉他。孔融见张俭形色慌张,于是便把张俭留下。后来事情败露,张俭逃走,孔融、孔褒被逮捕下狱。孔融说人是他留下的,他该负责;孔褒说:“他是来求我的,这不是我弟弟的错。”坚持要由他负责;孔母说她是家长,她该负责,闹得“一门争死”。郡县官吏拿不定主意,只好如实上报朝廷。最后皇帝定了孔褒的罪,下令杀死了他,孔融因此名声大噪。州郡几次辟举他为官,都被辞谢了。

  孔融于灵帝时“辟司徒杨赐府”,开始步入仕途,负责弹劾贪污官僚。河南尹何进迁为大将军,司徒杨赐派孔融前往祝贺,却被挡在门外,即时留下弹劾状辞职。何进十分生气,私自派遣剑客要追杀孔融。不料剑客却对何进说:“孔文举名望非常高,将军如果对他动什么手脚,则那些贤士就会离开您。不如趁机宽待他,可以以此来显示您的威名。”何进忌惮他的名望高,就把他辟举为侍御史,由于和中丞赵舍不和,孔融再次辞官。何进再辟举他为司空掾,北军中侯。在职三日,升迁为虎贲中郎将。后来董卓总揽朝政,想要废掉汉少帝,孔融和董卓展开了激辩,常有正义的言论。董卓怀恨在心,把他转任为议郎,随后又将孔融派到黄巾军最为猖獗的北海国(东汉郡国名,治所在今山东昌乐西)为相。 ...查看更多

  王粲,字仲宣。山阳郡高平县人。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少有才名,为著名学者蔡邕所赏识。王粲极富文采,其诗赋为建安七子之冠,又与曹植并称“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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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学上,王粲与孔融、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并称“建安七子”。而王粲不仅名列七子,而且是其中成就较大的一个,与曹植并称“曹王”。梁朝大文学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赞誉王粲为“七子之冠冕”。同时,由于王粲的特殊经历和贡献,也使他成了中国古代幕府中的一名佼佼者。

  王粲年少时,正值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在混乱的事态局势下,王粲遭遇了怀才不遇的瓶颈时期。王粲十七岁时,受司徒征辟,又被召为黄门侍郎,但王粲出于长安局势混乱并未赴任,之后,他前往荆州投奔同乡刘表,但事情并不如意,刘表见其相貌不扬,身体孱弱,又有过多拘束,所以并未看重他。

  王粲于建安十三年归顺曹操,在此之前的作品或纪汉末战乱,或写其流落荆州时的羁旅之情和壮志难酬的感慨,如《七哀诗》;归顺曹操后,主要是随曹操出征的感受,这些诗再现了汉末战乱的田园荒芜和满目疮痍,也歌颂了曹操的英明神武,同时也表达了自己追随曹操为过效力的意愿。 ...查看更多

 力谏何进

陈琳在汉灵帝时,为国舅、大将军何进的主簿 。当时,宦官擅权,何进欲诛宦官,太后坚决反对,何进欲召集地方豪强,引兵来京城咸阳,以此恫吓、劫持太后。陈琳力谏反对。可是,何进不听劝谏,一意孤行,坚持从地方引兵入京胁逼,结果董卓率兵进京,自立为太师,废少帝,立献帝,社会动乱四起,加快了东汉王朝的覆灭。何进也在乱中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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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进死后,陈琳避难依附于袁绍。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派兵围攻臧洪的盟友张超于雍邱。此时,任袁绍东郡守的臧洪“徒跣号泣、求救于袁绍”,袁多与曹操新和,不予救兵,雍邱被攻破,张超自刎于城上。于是臧洪义愤填膺,与袁绍对抗。袁绍派兵攻打,可“历年不下”,而臧洪以弱兵敌强,抱必死打算,誓守穷城,战斗到底。见此情景,此时也在袁绍帐下效力的陈琳,感到事态严重,连忙写信劝说,臧洪特意回信。 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之战爆发,陈琳作《为袁绍檄豫州文》,痛斥了曹操。 曹操当时正苦于头风,病发在床,因卧读陈琳檄文,竟惊出一身冷汗,翕然而起,头风顿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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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附曹操袁绍败后,陈琳归附曹操。曹操让他担任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为陈琳和阮瑀所作。 曹操深爱其才,对于陈琳的作品,有时曹操竟不能为之增减一字。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丁酉大疫爆发,陈琳染疾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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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干(170--217):北海郡剧县(今山东省寿光市)人,东汉末年杰出文学家。其少年时,正值汉灵帝末年,宦官专权,朝政腐败,而徐干却专志于学。当时的州郡牧慕徐干才名“礼命蹊躇,连武欲致之”。他“轻官忽禄,不耽世荣”。曹操曾任他为司空军谋祭酒参军、五官将文学,他以病辞官;“潜身穷巷,颐志保真”,虽“并日而食”,过着极贫寒清苦的生活,却从不悲愁。曹操又任命他为上艾长,他仍称疾不就。建安中,看到曹操平定北方,中国统一有望,即应召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转五官将文学,历五、六年,以疾辞归。“身穷穷巷,颐志保真”,虽“并日而食”,亦“不以为戚”。(引并见《中论序》)后授上艾长,也因病未就。建安二十二年(217)春,瘟疫流行,干亦染疾而卒。后来曹丕论及徐干时说:“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徐干墓位于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朱里镇会泉庄东南方500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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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就1.诗徐干一生,以“清玄体道”著称。在创作方面,则以诗、赋、散文见长。诗歌今存3篇,都是五言诗。今存徐干作品,没有《公宴》、《斗鸡》之类酬应之作,这也是他有别于其他建安作家之处。徐干诗歌成就不高,钟嵘《诗品》把他列入下品。虽钟嵘贬抑过甚,而从干今存之诗看,较王粲、刘桢亦稍逊。干诗大部散佚,今存10首(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而以《室思》6首和《答刘桢》较为出色。《室思》设为思妇之词,共六章,写一位妇女对远行不归的丈夫的怀念:“端坐而无为,仿佛君容光”,“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以至“展转不能寐”,幻想乘鸿鸾之羽飞到丈夫身边,与之相会。有时又担心丈夫“重新而忘故”,在外另有新欢。全诗情致缱绻,心理刻画细腻,十分委婉动人。《答刘桢》则语言浑朴,感情真挚,亦为佳作。2.赋徐干在辞赋方面的名声颇高,他的《玄猿赋》、《漏卮赋》、《橘赋》(以上皆佚)、《圆扇赋》等,曾被曹丕评为“虽张(衡)、蔡(邕)不过也”(《典论·论文》);刘勰也曾把他与王粲一起作为魏之“赋首”而加标举(《<文心雕龙>·诠赋》)。今存作品不足10篇,而且多有残缺。其中《齐都赋》,从残文来看,原先的规模可能相当宏大。3.散文徐干本人擅长辞赋,能作诗,其五言诗妙绝当时。徐干的存世之作,今只有散文集《中论》。这本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及其文章风貌。当时的人们评价他写《中论》是“欲损世之有余,益俗之不足”,“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当时曹丕称赞此书“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与吴质书》)。《中论》的写作主旨是:“常欲损世之有□、益俗之不足,见辞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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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干墓丽之文并时而作,曾无阐弘大义、敷散道教、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废诗、赋、颂、铭、赞之文,著《中论》之书二十二篇”(《中论序》)。今存辑本分上、下两卷,上卷10篇,多论述处事原则和品德修养,下卷10篇,大部分论述君臣关系和政治机微,因此,它是一部有关伦理及政治的论集。其思想倾向,大体上遵奉儒家旨趣,多祖述先王、孔、孟之言,同时,也受道家、法家的某些影响。《中论》对时弊有所针砭,不过作者持论比较中庸谨慎,一般不指斥时事,所以显得辞旨邈远,较少锋芒。与同时的仲长统《昌言》相比,其揭露现实矛盾的深刻性和批判的尖锐性,都有所逊色。《中论》的语言比较平实,论证讲求逻辑、条理贯通,还不失为一部较好的论说文专著。它是“建安七子”中今存唯一的专著。他的著作,除《中论》外已散佚,《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5卷,已佚。明代杨德周辑、清代陈朝辅增《徐伟长集》 6卷,收入《汇刻建安七子集》中。《中论》2卷,《四部丛刊》有影印明嘉靖乙丑青州刊本。旧《寿光县志》载有他的诗8首、《齐都赋》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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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瑀,字元瑜,东汉末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邺中七子之一。年轻时曾拜蔡邕为师。因得名师指点,文章写得十分精炼,闻名于当时。相传曹操闻听阮瑀有才,为搜罗人才,召他做官,阮瑀不应,后曹操又多次派人召见,匆忙中阮瑀逃进深山,曹操不甘心,命人放火烧山,这才逼出阮瑀,勉强应召。由于阮瑀多次辞官不做,曹操在一次大宴宾客时,把他安排在乐队之中,想煞一下他的傲气,不想阮瑀精通音律,即兴抚弦而歌:"奕奕天门开,大魏应期运"。一方面歌颂了曹操的事业,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自己愿为曹操效忠的思想。曹操听完,大为高兴,请他做司空军谋祭酒官。从此以后,曹操军中檄文多出于他和陈琳之手。建安十六年,阮瑀随军西征关中,曹操请他代笔写一封书信。他骑在马上沉吟片刻,挥毫点就,呈给曹操。曹操提笔想作些修改,竟不能增损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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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禹的诗存十二首,有《阮元禹集》辑本一卷。诗歌《驾出北郭门行》是其生活在邺城时期,学习乐府民歌自制新辞有感而为:"驾出北郭门,马樊不肯驰。下车步踟蹰,抑折枯杨枝。顾闻丘林中,叫叫有悲啼。借问啼者谁:'何为乃如斯?''亲母舍我殁,后母憎孤儿。饥寒无衣食,举动鞭捶施。骨消肌肉尽,体若枯树皮。藏我空室中,父还不能知。上冢察故处,存亡永别离。亲母何可见,泗下声正嘶。弃我于此间,穷厄岂有资?传告后代人,以此为明规。"作品以第一人称自述的形式,通过一个孤儿受到后母虐待和遗弃的悲惨命运,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家庭关系的冷酷无情,反映作者对当时社会上较为普遍的社会问题的关切以及对受害者不幸命运的无限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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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瑀少受学於蔡邕。建安中都护曹洪欲使掌书记,瑀终不为屈。太祖并以琳、瑀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文士传曰:太祖雅闻瑀名,辟之,不应,连见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时征长安,大延宾客,怒瑀不与语,使就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抚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门开,大魏应期运。青盖巡九州,在东西人怨。士为知己死,女为悦者玩。恩义苟敷畅,他人焉能乱?”为曲既捷,音声殊妙,当时冠坐,太祖大悦。臣松之案鱼氏典略、挚虞文章志并云瑀建安初辞疾避役,不为曹洪屈。得太祖召,即投杖而起。不得有逃入山中,焚之乃出之事也。又典略载太祖初征荆州,使瑀作书与刘备,及征马超,又使瑀作书与韩遂,此二书今具存。至长安之前,遂等破走,太祖始以十六年得入关耳。而张骘云初得瑀时太祖在长安,此又乖戾。瑀以十七年卒,太祖十八年策为魏公,而云瑀歌舞辞称“大魏应期运”,愈知甚妄。又其辞云“他人焉能乱”,了不成语。瑀之吐属,必不如此。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典略曰: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太祖尝使瑀作书与韩遂,时太祖适近出,瑀随从,因於马上具草,书成呈之。太祖揽笔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损。琳徙门下督,瑀为仓曹掾属。

  方志记载

  阮瑀(192年-212年),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年少时,受学蔡邕,文思敏捷很受赏识。懂音律,能鼓琴。初魏祖雅闻瑀名,辟之不应连见逼促,逃入山中。因焚山得瑀,为记室。尝使瑀作书与韩遂。时魏祖适近出,瑀随从,于马上具草,书成,呈之魏祖,揽笔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损。论曰:“琳、瑀之表章书记,今之俊也”。《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是他的名作。也颇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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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玚出身于书香门第,应玚的祖父应奉才思敏捷,能“五行俱下”,著有《后序》十余篇。其伯父应劭博学多识,撰述甚丰。有《风俗通》百余篇。二人均是当时的儒者,而应玚的父亲应珣也因其才学著名,任司空掾官职。 应玚自幼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诗学文章自然大为长进。但因他生逢乱世,到处飘零,虽踌躇满志而壮志难酬。应玚的弟弟应璩,字休琏,也是一个文学家。他和其弟应璩在当时均被称之为汝南才子,两兄弟的作品合为一集《应德琏休琏集》。应玚初来邺都时,曹植曹丕都很敬重他,经常邀他和众人一起宴游吟诗,曹操闻其名,任命他为丞相掾属,后又转平侯庶子,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时,应玚为将军府文学(掌校典籍、侍奉文章)。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应玚与徐干、陈琳、刘桢皆卒于疫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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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影响

  应玚长于赋,有文赋数十篇,诗作不多。代表作《待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一首,音调悲节,多写离居飘零之感,曹丕说应玚“和而不壮”,又称赞他说:“常悲然有述作意,其才华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可见他为曹丕所赏识。 应玚处于汉、魏战乱时期,对人民的灾难深感同情,在他的《灵河赋》、《愍骥赋》、《征赋》和《公宴赋》等作品中都有较深刻的反映。这些作品辞情慷慨,深刻反映了汉末社会的动乱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体现了他企盼国家统一的愿望。在魏、晋文学史上,他与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刘桢并称“建安七子”,又因同居邺中(河南省临漳县)亦称“邺中七子”。其传世之作不多,原有集,今散佚。明人辑有《应德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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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经历

刘桢五岁能读诗,八岁能诵《论语》、《诗经》,赋文数万字。因其记忆超群,辩论应答敏捷,而被众人称为神童。后受曹操征辟,曾任丞相掾属、平原侯庶子、五官将文学。(《太平御览》卷385卷引《文士传》)公元197年,因避兵乱,十一岁的刘桢随母兄躲至许昌,在驿馆中结识曹子建。曹植被刘桢的饱学所折服,为进一步深层密交,将其领到丞相府,日夜解文作赋,志同道合,关系日笃。后来他又结识孔融等其他五学子,他们常聚论学问,“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 待其成年之后,刘桢希望际遇明君,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然而,汉末政治极为腐败黑暗,社会危机深重,统治者镇压黄巾军起义后,各地军阀据地称雄,中国陷入分裂、动乱之中。据有中国北方的曹操,政治较为开明,任人唯才,广揽文学之士。这使得当时渴望中国统一、怀有济世抱负的有志之士,如山阳王粲、北海徐干、陈留阮瑀、汝南应玚,以及刘桢等,纷纷从四面八方奔赴曹操治下的邺城,一时人才荟萃,形成以曹氏父子为首的文学集团,并由于他们的诗文大多描写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抒发统一、治国的豪情壮志,慷慨多气,悲凉豪壮,从而形成了“建安风骨”,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刘桢是建安文学集团的重要成员,与曹氏关系密切。在诗文中,他把曹操比做起于丰沛、统一中国的汉高祖刘邦,把曹氏的知遇,比做礼贤下士的信陵君,见《赠五官中郎将四首》。他把统一中国的希望寄托在曹操身上。投曹之初,他被任命为丞相掾属,追随曹操南征北讨,参谋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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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佐曹丕

建安十六年(211年)后,出任平原侯曹植庶子,不久即改任五官中郎将文学,随侍曹丕。从现存诗文看,他与曹丕关系至为密切,而曹丕兄弟亦视为亲故,诗酒唱酬,交往常不拘形迹。曹丕曾特赠廓落带,以示亲宠,并由此而留下一篇妙文(载《典略》)。然而,刘桢性傲,不拘礼法。一次曹丕宴请诸文学,酒酣忘情,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诸人都匍伏于地,不敢仰视,独刘桢平视不避。曹丕对此并未介意,而曹操听说后,要治以不敬之罪。经过援救,才“减死输作”,罚为苦役,终身未再受到重用。这对刘桢自然是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在《赠徐干》一诗中流露出他的痛苦心情。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北方瘟疫流行,刘桢染病去世。曹丕为此极为悲惋,为他整理遗文,作出评价,并追思往日“行则连舆,止则接席”“酒酣耳热,仰而赋诗”的亲密交往,不胜痛悼(见《与吴质书》)。他一生中的的著述包括《毛诗义词》十卷,文集四卷。后人集有《刘公干集》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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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成就

文学

刘桢的作品气势激宕,意境峭拔,不假雕琢而格调颇高。他与王粲合称"刘王"。清代刘熙载说"公斡气胜,仲宣情胜"(《艺概·诗概》),这是从对比中揭示了二人各自的长处。世人把他同曹植合称"曹刘",也是从气格方面着眼的。集中体现其风格的是《赠从弟》三首,抒写诗人的胸怀志节,具有悲凉慷慨、高风跨俗的气概。其中第二首:"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怆,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尤为人所称道。而刘桢创作的弱点是辞藻不够丰富,所以锺嵘在《诗品》说他“气过其文,雕润恨少”。他与王粲各有一篇《大暑赋》,在文采上的差异是很明显的。同样面对动乱的社会,遭遇坎坷的人生,他更多地是表现个人愤慨不平的情感,因此他的作品中总是充盈着慷慨磊落之气。正如他自己所说,风霜逼迫愈严,愈能体现松柏坚贞挺拔的本性。这种精神和气骨造就了刘桢诗歌俊逸而奇丽的风格。不过刘桢的文学造诣不凡,五言诗尤为诸子之尊,今存的诗歌只有15首。《汉魏六朝诗歌鉴赏集》中评价他的诗为:“思健功圆,以特有的清新刚劲,为人们所激赏。不仅称美于当世,并且光景常新,能楷模身后。” 他的诗作多以壮美山川为背景,借景抒情,少数为酬答之作。《赠徐干》诗被钟嵘评作“五言之警策也”。《赠从弟》三首为其众诗之著,第二首又为三首之最,诗为:“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钟嵘的《诗品序》说:“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可见,刘桢文学创作的贡献之大。他最著名的赋作有《鲁都赋》《黎山阳赋》《遂志赋》《瓜赋》《大暑赋》《清虑赋》等。他的赋文风格独特,“积极于宣时,校阅于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文心雕龙·注释》。他一改粉饰太平的世俗,以清新的笔调,娴熟的技巧,朴实准确的语言,纵古合今的大气,描写家乡的风土人情和优美的自然风光。讥讽时事,咏物抒情,实现了汉赋内容由宫廷转向社会,由帝王转向平民的转变。篇幅由长篇宏制转向短小精粹,为以后的文学发展开创了先河。

  辩才刘桢不仅文才出众,机敏雄辩之才也称道当世。曹丕在任五官中郎将时赠给刘桢一条廓洛带,后欲索回,便寄书一纸,调侃说:“夫物,因人而贵,故在贱者之手,不御尊之侧。今虽取之,勿嫌其不反也。”《三国志》刘桢见之,明白文帝是笑他地位低下,不佩带象征尊贵的廓洛带,要收回原赐。但刘桢并未折腰,执意不交,在一次同文堂相会之时,他旧事重提道:“桢闻荆山之下,王卜光夭之后宝;隋侯之珠,烛众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凤貉之尾,缀待臣之帻。此回宝者,伏朽石之下,皆潜污泥之中,而扬光千载之上,发彩畴昔之外,皆未能初自接于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贵者所御,贱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农夫先尝其粒。恨桢所带无他妙饰,苦实珍异,尚可纳也。而未尚听至尊赐而反索者也。”曹丕听刘桢这番妙论,对之十分欣赏,既叹他的博学善喻,更佩服他口若悬河,不卑不亢,恭中有贬,贬中隐褒之辩才,从而放弃索带念头。刘桢雄辩之例很多,他的辩才象常胜利器,有时化险为夷,有时遇逆成畅,有时逢暗则明。有一次刘桢因“不敬”被罚作苦力 ,在京洛之西石料厂磨石料。魏王曹操到石料厂察看,众官吏与苦力者均匍匐在地劳作,不敢仰视。唯有刘桢未跪,照常劳作。曹操大怒走到刘桢面前,刘桢放下锤子,正言道:“魏王雄才天下皆知,刘桢身为苦力,何敢蔑视尊王。但在魏王府数年,常闻魏王教诲,做事当竭尽力,事成则王自喜,事败则王亦辱,桢现为苦力,专研石料,研石是对魏王的敬忠,所以桢不敢辍手中活。”魏王听后,又问:“石若何? ”刘桢朗然答:石“出自荆山悬崖之巅,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莹,雕之不增文,禀气坚贞受之自然,顾其理,枉屈纡绕而不得申。”曹操知刘桢借石自喻,就赦免了他,但却永不再起用。刘桢从小就饱受儒家“仁义礼智信”教育,深知做人要耿性忠直,最恨不轨之为,最厌无信之人。一天晚上魏公子曹丕设宴招待众士,酒酣耳热,曹丕命甄氏出堂与大家见面。刘桢愤然,一是因曹丕夺袁熙之妻甄氏,二是因甄氏有夫再嫁不忠不贞。独有刘桢立而不跪,且满面讥意,不屑一顾。曹丕见状勃然大怒,欲问刘桢死罪,由于众人求情和曹操干预,才免于死,投入狱中,又被罚作苦力。他在劳作中托物自喻,写成《遂志赋》。赦后充署吏。刘桢文学上的巨大成就,雄辩的技巧及忠友敬业精神,赢得了后人赞颂。

  诗词其成就

  主要在诗,可分两类,一类是赠答诗,一类是游乐诗。赠答诗中,最著名的是《赠从弟》三首,分别用苹藻、松树、凤凰为喻,抒写坚贞高洁的性格。游乐诗包括《公宴诗》、《斗鸡诗》、《射鸢诗》等。

  轶事典故

  刘桢,东汉著名文学家,诗人,建安七子之一,以五言诗著称。少与王粲友善,后同应玚一起被曹操征召,为城乡掾属。所著诗大多散失。今存诗十五首,多为赠答之作。明人辑有《刘公斡集》。在魏、晋文学史上,他与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并称“建安七子”,又因同居邺中(河南省临漳县)亦称“邺中七子”。刘桢常与曹操、曹植吟诗作赋,对酒欢歌,深得曹氏父子喜爱,19岁时任丞相掾属。他以诗歌见长,其五言诗颇负盛名,行文才思敏捷,于曹植齐名,后人将他与曹植并称“曹刘”,钟仲伟称他“五言之冠冕”、“文章之圣”,确为“建安七子”中的佼佼者。

  创作特色

  与王粲不同,刘桢的风格是“壮而不密”(曹丕《典论·论文》)。刘桢的诗纯以气势取胜,无论是抒情还是咏物,无论是写山水还是状禽鸟,都显示出其目无千古、踔厉奋发的气概,元好问《论诗绝句》说:“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就是欣赏他这种壮气。《公宴诗》用华丽诗笔尽情写山水之美与游赏之乐。《斗鸡诗》是写斗鸡娱乐的作品,并无深意,但他能以极其精练的语言,传达出斗鸡之神采,同样体现了作者豪迈不羁的性格。《赠人弟》这三首诗分别用蘋藻、松树、凤凰比喻坚贞高洁的性格,既是对其从弟的赞美,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刘履说:“初言蘋藻可充荐羞之用,次言松柏能持节操之坚,而末章复以仪凤期之,则其望愈深而言愈重也。”(《选诗补注》卷二)其中第二首最佳。刘桢的散文,刘勰认为“丽而规益”,“若略取于名实,别有美于为诗矣。”(《文心雕龙·书记》),至如《赠徐干》一诗,以西园春景,映衬乖离之情,“笔气隽逸”(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词句清秀,写来婉转切情,凄恻动人,颇得《古诗十九首》韵致。其散文留传下来很少,仅见寥寥三篇:《与曹植书》(载《太平御览》卷七百三十九)、《谏曹植书》(载《三国志·魏志·邢颐传》)、《答魏太子丕借廓落带书》(载《典略》)。前两篇皆已残缺,唯后一篇较为完整,且辞多谐趣,颇可一读。

  人物评价

  刘桢是“建安七子”的重要成员和“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被誉为“文章之圣”。然而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似乎略显薄弱,且存在一些不甚合理的地方。基于刘桢现存无多的作品,分析其诗歌中包含的格调高峻、情采丰赡、意境凄清三方面的艺术特征。刘桢当时甚有诗名。钟嵘说他: “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诗品》上) 钟嵘《诗品》说:“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称刘桢与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七子:“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以此相报。”又称赞他“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又与吴质书》),平易通俗,长于比兴。《典略》载:“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及收桢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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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建安文学受汉初乐府民歌的影响。汉代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写成大量反映社会民生的作品。建安时代,环境剧变,使诗人得以继承汉乐府的精神而大量创作。此外,建安文学也受诗经、楚辞及古诗十九首等文学传统的影响。建安文学亦源自文学价值的肯定,由于长期创作经验的积累,形成文学批评的发展,对文学本质、文学特点的认识都有所提高。曹丕《典论.论文》谓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肯定了文学的价值,有助文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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