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马台国
邪马台(yé mǎ tái)国是《三国志》中《魏书·东夷传》倭人条(通称魏书倭人传)记载的倭女王国名。
“邪马台国”被国际权威学术界一致认为是日本国家的起源。
早在《后汉书》中就有关于汉光武帝刘秀赐予倭国使者金印的记载。
在晋朝陈寿所著的《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中用了约两千字的篇幅介绍了三国时代倭国的情况。这篇文章里提到了当时在日本国的九州岛东北部有一个很大的女王国叫作“邪马台国”(やまたいこく/ yamataikoku [1] )，下属30多个小国。统治该国的女王就是“卑弥呼”。书中记载道，邪马台国虽然历代也以男人为王，但是在连续六七十年的战乱之后，他们拥立了卑弥呼(hi miko)担任女王。卑弥呼擅长用鬼神之事迷惑百姓，年纪虽然很大却没有结婚，只有弟弟辅佐朝政。卑弥呼为王以来从来没有外人能够见到她的面，只有千名仕女以及一名送伙食的男人出入宫闱。
据记载，公元二三八年，卑弥呼派遣使者难升米朝见魏帝曹睿。魏帝赐予卑弥呼以刻有“亲魏倭王”的紫绶金印一枚，包括铜镜百枚在内的礼物若干。邪马台国与另一个由男王统治的狗奴国向来不和，她特地再次派遣使者来到魏国求助。魏帝派出使者表示支持邪马台国，但是狗奴国对魏帝的檄文却似乎并不在意。在长期的战争中，卑弥呼去世了。邪马台国拥立了一名男性为王，但是国中却引起大乱，只好再度拥立卑弥呼一族的女性“台与”为女王，这才平息了内乱。
公元三二六年，台与再度派遣使者来到中国。此时三国时代已经结束，晋朝占据了主导地位。再往后，邪马台国就从中国的史书中失去了踪影。
关于邪马台国的所在地，国际学术界一致认可的九州岛说较有力，据《后汉书》和《三国志》记载倭国或邪马台国在日本列岛的九州岛的东北部。
国际权威学术界一致认为邪马台是Yamato(日语大和)的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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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邪马台国官吏从中央到地方分七级。中央一级官员由大倭、大率、大夫组成。大倭管理市场，大率是巡视地方的监察官，大夫是刺史。
邪马台国政府收入由下户交上的粮食组成，经济以水田农业与手工业组成。
对外，卑弥呼遣使曹魏，受封为亲魏倭王，对内专心对抗狗奴国。而那些不接受邪马台统治的小国，则与吴国亲近。
早期的邪马台国以男子为王，由于2世纪末发生内乱，乃共立女子为王，名为卑弥呼，以邪马台之地为都，有弟帮助治理国家。此时的邪马台国实际是30余个倭人国家的盟主，卑弥呼女王国对其他诸国有相对统治权。
卑弥呼曾在伊都国家设立一大率之官以检察诸国，并在大倭的监理之下向他国收租赋。
卑弥呼死后(约248年)，又立男王，但因国中不服而复立卑弥呼之女台与为王，内乱始定。
此时已由中国传入水稻栽种和使用铁器，居民种植禾稻、苎麻，养蚕栽桑，缉麻线，制丝锦、缣绢。武器用木弓铁镞。在交换上已经是“国国有市”。社会已有大人、下户与奴婢、生口之别。大人皆四、五个妻子，是上层统治者，下户则有二、三个妻子。两者间的地位与尊卑差别明显。但下户并不是奴隶。而奴婢和生口则具有奴隶性质。
邪马台国与中国三国时代的魏朝通好，两国通过带方郡频繁往来。
文献记载，自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年)后，邪马台国派到魏戍带方郡的使节前后达4次，同时赐生口、倭锦、珠、弓矢等。魏国也曾两次遣使至邪马台国，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赐以金印、紫绶，封其大臣为率善中郎将等职称，并献以锦绢、铜镜、珍珠等。
在中日文化的互动之下，邪马台国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都有较大发展，且出现了文字的雏形，而中国则引进了邪马台国的纺织、印染技术，使中国服装出现了多样化、多元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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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对邪马台国的研究始于江户时代中叶，新井白石和本居宣长对《魏志》中有关倭人的记载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分别提出邪马台国在畿内大和和在九州的说法，对于卑弥呼是否是神功皇后，也作了深入的考证。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历史学界肯定倭人记载的史料价值，形成主张邪马台国在九州和在畿内大和的两个学派，并否定卑弥呼即神功皇后的传统说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考古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参加讨论，对邪马台国的社会性质等作了理论上的研究和阐述，扩大了研究领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邪马台国的研究出现飞跃发展。但在地理位置问题上，仍然无法解决九州说在里程上的矛盾、大和说在方向上的矛盾，从而在社会性质和国家论上也是议论纷纭。
因此，关于邪马台国的社会，有原始社会末期、英雄时代、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和奴隶制社会等各种看法。在国家论上也有部落联盟、国家的雏形或原始国家以及东方专制君主制等各种观点。
日本奈良县樱井市教育委员会2009年3月20日宣布，近期对位于该市的缠向遗迹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公元3世纪前半期的建筑群。这一发现有可能成为探寻作为日本国家起源的“邪马台国”的新线索。
缠向遗迹被认为是“邪马台国”在畿内地区最有可能的所在地，此前曾进行过多次发掘。2009年2月开始的此次调查对1978年发掘出的栅栏和建筑遗迹及其周边约400平方米的范围进行了扩大发掘，结果发现了新的建筑和栅栏遗迹。这些建筑和栅栏的年代为公元3世纪前半期，正好和《魏志·倭人传》中卑弥呼所处的时代一致。
已发掘的建筑正好排列成一排，被栅栏分隔开来。樱井市教委称，这样的构造在同一时期的考古发现中尚属首次，这里很可能是“王权中枢设施的一角”。
一些支持畿内说的学者认为，此次发现的建筑规模较小，应该是“中枢设施”的附属设施，今后的发掘令人期待。还有学者注意到建筑群的规划性，认为这可能是卑弥呼为迎接魏国使者而整顿“国家威容”的结果。
但也有支持九州说的学者认为，仅凭少量建筑和栅栏遗迹就认为这里是“邪马台国”还为时尚早，此次发现并不能动摇九州说。
日本考古专家通过科学检测发现，奈良县樱井市箸墓古坟出土的文物与日本古代“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去世时间相吻合。这一发现可能对确定作为日本国家起源的“邪马台国”的位置产生重要影响。
据日本媒体2009年5月29日报道，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的一个研究小组利用碳14测年法对从箸墓古坟周边出土的土器上附着的碳化物进行了检测。考古学家根据出土状态判断这些土器是古坟完成后不久丢弃的，其年代也应与古坟建造年代相近。研究小组根据检测结果推定，箸墓古坟的建造年代在公元240年至260年之间。这与中国古代史书中记载的卑弥呼的去世时间公元248年左右相吻合。研究小组因此认为，箸墓古坟很可能就是卑弥呼的陵墓。
箸墓古坟位于公元3世纪时期日本最大的村落遗迹缠向遗迹内，全长约280米，远大于此前发现的110米的最长古坟，被认为是强大政权出现的结果，但其墓主却一直是个谜。由于箸墓古坟是日本宫内厅指定的皇族陵墓，不允许发掘，因此古坟周边出土的土器成为判断古坟年代的线索。此前的考证基本是根据土器样式进行的，有卑弥呼本人陵墓、卑弥呼后继者陵墓以及与卑弥呼无直接关系者的陵墓等多种说法。
“邪马台国”被认为是日本国家的起源，其记载见于中国史书《三国志》中的《魏志·倭人传》。书中称“邪马台国”在经过大乱后产生了一个名叫卑弥呼的女王，并记载了卑弥呼统治下的“邪马台国”在公元239至248年间与魏国互派使节的情况。但关于“邪马台国”的位置，书中没有准确记载，史学界一直有畿内地区和九州地区两种意见。日本媒体均认为，上述考古成果很可能对“邪马台国”位置之争产生影响。
有学者指出，碳14测年法在取样时容易混入杂质从而影响检测结果，从世界考古实践来看，检测结果也往往比考古学认定的年代靠前，因此不能仅凭这一点就轻易下结论。但研究小组声称，除箸墓古坟外，他们还对周边古坟出土的土器作了检测，结果年代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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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邪马台国的经济，已进入农耕生活。《魏志?倭人传》记载：“种禾稻、芝麻;蚕桑、缉绩。”种稻是主要的农业生产。同传又指出“人性嗜酒”，说明已有足够的粮食。水稻耕作以外，还种桑、麻、大豆、小豆、绿豆等旱地作物。手工业开始从农业分工，“出细蔓、绣绵”尽斑布、倭锦等丝麻织物，更生产兵器、工具及珠宝、装饰等工艺品。但从整个邪马台国来看，还存在地域差异。如对马国“无良田，食海物自活”，壹支国“多竹木丛林……差有田地，耕田犹不足食”。
《魏志·倭人传》所谈到的生产情况与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基本相同。随着水稻耕作的普及，人们定居下来，出现了村落、市集，人口逐渐增多。邪马台国有7万多户，其属国投马国有5万多户，奴国有2万多户，其他数干户不等。生产工具发达，弥生式后期邪马台国普遍使用铁器农具——铁锄、铁锹、铁镰等。这些遗物在福冈市的井民、长崎县的原迁、熊本县的下前原、大分县的下城等均有发现。
铁的使用进一步促进了冶炼技术的发展。衡量冶炼术水平的标志是铜锗，因为制造青铜器比铁器要复杂得多。以前铜锗的发现除九州的福冈一例外，全部在畿内地区。1980年佐贺县鸟栖市安水田遗址中发现了铜锗模子(熔范)。1982年又在福冈市博多区席田赤穗浦遗址发现了铜锗模子。由此可以说明九州的铜器制作早，冶炼术的水平已相当高了。
当时日本人没有针、剪，穿的衣服还很简单，《魏志?倭人传》载，男子“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女子“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
同传又说“男子无大小，皆藏面文身”，“以朱丹涂其身，如中国有粉也”。这种原始民族的风俗不是全列岛流行，可能只限于沿海地区。
关于丧葬，《倭人传》说“有棺无停，封土作家”。这就是指古代九州流行的瓮棺葬和支石墓葬以后覆土其上而成的古坟。人死时，停丧10余日，不食肉，丧主哭泣，其他人歌舞饮酒。葬毕，全家到水中洗澡。
关于婚姻，当时流行的是一夫多妻制，而不是一夫一妻制。统治阶级可以娶四五个妻子，平民娶二三个妻子。女子不再是群婚，有自己固定的配偶。
此外还有灼骨而卜，以占吉凶的风俗。占卜使用的不是象中国那样的龟甲，而是鹿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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