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的爱恨情仇：多尔衮如何成大清的真正领袖

　　公元1643年即大明崇祯十六年、大清崇德八年，八月十四日凌晨，多尔衮来到三官庙。当年，庄妃就是在这个院落里，说服洪承畴放弃绝食，归顺大清的。

　　到这时为止，皇太极已经去世五天。多尔衮要在三官庙里会晤皇太极生前最为信任的内大臣索尼与图赖。这两个人都是由皇太极一手提拔起来的，是两黄旗中最为重要的管理大臣。多尔衮约见他们的目的，是要探询两黄旗对皇位继承人的最后态度。

　　谈话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这是前清时代满清王公贝勒们的一贯作风，他们喜欢直截了当。直到很多很多年以后，他们也未完全学会绕山绕水、云遮雾罩地打太极拳。

　　索尼告诉多尔衮：“先帝有儿子在，必立其一，其他的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语气坚定，完全没有商量余地。

　　多尔衮没作任何表示就离开了三官庙。晨曦中，全副武装的两黄旗精兵已经把皇城内外围得铁桶一般。按照制度，皇宫警卫历来由皇帝自领的两黄旗护军担任。不同的是，今天拱卫的兵力显然比平时多得多，崇政殿沿途与四周也被围得水泄不通。那里，平日是大清皇帝商讨国是的场所，现在是皇太极停放灵柩的灵堂，今天上午，则将在亡灵面前推举大清皇帝的继承人。

　　前清时代大清帝国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时刻到来了。

　　獾子，杂食性鼬科动物，严寒时冬眠，居洞穴中，性机警，喜夜间行动。獾子油是东北民间治疗烧伤、烫伤的良药。多尔衮的名字，在女真语中是獾子的意思。就其一生行状判断，他与獾子还真的有几分相像。

　　在努尔哈赤的十六个儿子中，多尔衮排行第十四，他的同胞兄弟还有排行第十二的阿济格与第十五的多铎。皇太极是他同父异母的八哥。

　　有两件事情，可能对多尔衮的一生影响巨大，一件是他的亲生母亲、大妃阿巴亥为努尔哈赤殉葬，还有一件就是此次推举皇位继承人。

　　阿巴亥是在公元1601年即大明万历二十九年嫁给努尔哈赤的，当时，努尔哈赤四十三岁，已经有了六、七位妻子，阿巴亥只有十二岁。史书记载说，阿巴亥风姿俊美，颇有心机。老夫少妻，阿巴亥很受努尔哈赤宠爱。两年后，皇太极的母亲大妃孟古格格病逝，不久，阿巴亥便被立为大妃。

　　公元1620年即大明万历四十八年、后金天命五年，发生了一件对后金政权影响深远的变故——努尔哈赤休弃大妃阿巴亥。当时，公开的名义是指斥大妃偷藏财物，实际上有很深的隐情。

　　这年三月，努尔哈赤的一个小妃子德因泽告发大妃阿巴亥允许贴身侍女将一匹蓝布送给情人。当时，女真人中有一项严格的禁忌：不经丈夫同意，女人若将财物送人，就是欺骗丈夫，若是送给男人，就会被认为是倾心于该男子。事实上，这样的禁忌即便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可能仍然在发生作用。德因泽进一步揭发说：“阿巴亥曾经两次备饭送给大贝勒代善，一次给四贝勒皇太极。代善接受并且吃了，皇太极接受而没有吃。而且，大妃一日之内两三次派人去大贝勒家，不知道他们在谋划什么?大妃自己深夜出去也有两三次。”努尔哈赤命人调查，结果证实揭发属实。

　　令努尔哈赤更加恼怒的是，每当诸贝勒大臣在汗王家里议事或宴饮时，大妃阿巴亥都会浓妆艳饰，精心打扮，并且可能在语言眉目之间对代善颇多表示，使在场的其他人很尴尬，又谁都不敢声张，只能假装看不见。这一点，可能令努尔哈赤万难接受。

　　事实上，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恰恰与女真人的习俗和努尔哈赤本人的安排有关。

　　和我国境内其他游牧渔猎民族一样，女真人的财产主要由牲畜和猎获品构成，在天灾人祸的作用下，他们的财产极容易荡然无存。因此，其财富的积累过程十分缓慢，从而导致相对的贫穷。他们缺少形式多样的物质财富，缺少表现自己精神生活的艺术品、装饰品和宗教作品。他们崇尚力量，崇尚年轻，崇尚勇敢。重生轻死、贵少贱老是为风俗。显而易见，这些习俗全部与中原农业地区的文化是反着的。此外，他们坚定信奉萨满教，相信天地万物间充满鬼怪神灵，相信人死后灵魂不灭，去了另外一个神秘的所在继续生活。因此，杀人殉葬便成为一个古老的习俗，为族人所接受。他们死后的墓葬很简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和绝大多数人口中采用火葬，将生前用过的东西、衣物等一起烧掉就构成了他们的随葬品。沈阳努尔哈赤与皇太极陵墓中，埋葬的只是他们的骨灰和殉葬者，原因端在于此。

　　他们采用多种婚姻形式，一夫一妻，一夫多妻，多夫一妻，外婚制，对偶制，嫂婚制，姐妹即连带婚制等。这些婚姻形式的采用，同样与上述特定经济、财产条件下的生存状态有着密切联系。其内在逻辑指向，在于保证未来的生活与生存状态。

　　——在经济层面上，保证经济状况和综合力量的加强，而不是削弱。

　　——在人性层面上，令未亡人在生活与感情上有所寄托。

　　因此，父亲死后，儿子娶没有血缘关系的庶母，哥哥死后，弟弟娶嫂子，弟弟死后，哥哥娶弟妹为妻便成为十分正常的、富有人性化的考虑。与努尔哈赤同时代的哈达部王子康古鲁，在父亲王台死后，就与自己的继母、著名的叶赫格格温姐结婚。这位温姐，恰是努尔哈赤前任大妃孟古格格的姑姑。豪格死后，多尔衮、阿济格两人作为叔叔，各娶了自己的一个侄媳妇。皇太极的五位后妃中，两个妃子是亲姐妹，皇后则是这对姐妹的亲姑姑，诸如此类，十分常见。

　　在习惯于假模假式的汉族人士眼中，上述一切是标准的乱伦，他们会对此表现出真诚的痛心疾首与不屑一顾;孰不知，唯其如此，才在比较中彰显出孔孟之道贞节牌坊之类文化中过多非人性的残忍与虚伪。

　　事实上，直到21世纪的今天，上述婚姻形态仍然通行于我国某些边疆游牧渔猎部族之中。知道了这些，我们也就有可能对于努尔哈赤死后的大妃殉葬、皇太极死后孝庄文皇后与多尔衮之间的关系，具有某种更加贴近事实的理解。

　　在这种习俗之下，偏偏又有了努尔哈赤本人的安排。

　　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努尔哈赤从来没想过由自己指定接班人。他曾经为自己的嫡长子褚英做过类似皇太子一样的安排，褚英被处死之后，他又安排二儿子代善监理国政，并一度让他和自己一样，一个人兼任了两个旗的旗主。努尔哈赤表示，自己百年之后，要将深受宠爱的大妃，还有年幼的子孙们托付给代善。从而，一度使代善的权势极为显赫。这可能是那些贝勒大臣们看到大妃与代善眉目传情时，谁都不敢废话的原因之一。(《满文老档》，太祖卷十四。)

　　如果仅仅从汉族士大夫和中原皇家政治的角度看，完全可以将此理解成是老皇帝在以名位后事交代继位者。但假如考虑到女真人上述事实上盛行着的多种婚姻制度的话，努尔哈赤的这番话则完全应该被理解成，自己死后，不但允许儿子代善继承自己，还希望他娶养无血缘关系的庶母——大妃。否则，这位大妃的举止怎么会如此荒腔野板，离谱得无法理喻?从她的一生行事判断，假如不是置身于这种多种婚姻文化氛围之中，这位史书记载中“有机变”的大妃，应该断不至于会错意到如此程度才对。

　　倒是准太子代善，很有可能因为心智、性情上的厚道和缺少智略，身处其中的文化氛围，再加上权势显赫导致忘乎所以，才真的会错了意。在人性的层面上，他可能并不真正了解其父的真实想法与性情，于是，将努尔哈赤所说的、所想的和所要做的当成了同一回事儿，忘记了死后是死后，而现在活着是活着的道理。结果，真实的情形可能是：努尔哈赤痛恨自己还活着时就开始眉来眼去的大妃和代善。不久，就将代善独掌的两红旗，分出去了一旗，交给代善的儿子岳托。从而，代善自己失去了父亲的欢心，被迅速灰头土脸边缘化，也害了那位大妃。

　　努尔哈赤的处理很有意思，他放出风去，说是要搜查大妃私藏的财物。大妃便慌慌张张把财物分送到各处藏匿，结果，全部被搜查出来，包括藏在儿子阿济格家的三百匹绸缎。史书记载说：大妃阿巴亥“虽然有机变，却终于为努尔哈赤的英明所制服”，可能就包括了这件事情。随后，努尔哈赤宣布：“该大妃奸诈虚伪，人所有的邪恶她全都有。我努尔哈赤用金银珠宝从头到脚地妆饰你，用别人见所未见的上好绸缎供着你，养着你，你竟然不爱你的汗夫，把我蒙在鼓里，去勾引别人，难道不该杀吗?”随后，将这位大妃休弃。当时，努尔哈赤另外一位蒙古族的小妃子也加入战团，揭发阿巴亥。史书中说，大妃阿巴亥好嫉妒，大约由此可以得到证实。(《满文老档》，太祖卷十四。)

　　或许，努尔哈赤对阿巴亥的情意并未泯灭，故不到一年又将她接回，继续做大妃。在成书时间最早的清代官方史书《太祖武皇帝实录》中，记载道：由于大妃有机变且好嫉妒，使努尔哈赤觉得不快，“留下她恐怕身后会祸乱国家，于是预先给诸王交代遗言说：‘等我死时，必须命令她为我殉葬。’”后来，努尔哈赤死后的第二天一大早，诸王便来向她转达努尔哈赤的命令，大妃支吾不从。诸王说：“先帝有命令，想不遵从是不可能的。”最后，在诸王寸步不让的坚持下，大妃阿巴亥自缢而死。也有史书认为，她是被用弓弦勒死的。就此，阿巴亥之死遂成为前清历史上最重要的谜团之一，引发出无数猜想与争论。

　　母亲殉葬时，多尔衮虚岁十五岁，实则还差一个多月满十四岁。按照女真人的习俗，已经成年，他的哥哥阿济格虚岁二十二岁早已成年，弟弟多铎虚岁十三岁，也接近成年。兄弟三人全部名列共柄国政的八和硕贝勒，他们必定对母亲殉葬的内情有些了解，这可能是后来多尔衮独掌大权时，他们对此始终不曾发出过任何不同声音的原因。

　　按照当时的标准，多尔衮虽然已经成年，并与多铎最受晚年努尔哈赤的喜爱。但他当时没有尺寸武功，在皇太极跟随努尔哈赤驰骋疆场时，多尔衮还没有出生。按照努尔哈赤确定多年，且生前从无改变迹象的八旗制度根本原则来看，他没有可能被推举成继位的汗王。假如努尔哈赤要强行指定他为继承人的话，事情就会变得异常复杂。因为，那将意味着八旗制度中根本原则的改变，意味着游牧渔猎部族国家文化上的改变。我们知道，除非在特别特殊的情形之下，这种改变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就像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晚年最喜爱幼子拖雷，但拖雷终究没能当上蒙古大汗一样。因此，年轻的多尔衮只能得到旗主的权力与财富，却不能坐上部族国家汗王的位置，原因端在于此。

　　事实上，努尔哈赤死后，两黄旗虽由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兄弟继承，但是，多铎是正黄旗旗主贝勒，阿济格是镶黄旗旗主贝勒，多尔衮并没有实际掌握一旗。不久，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皇太极将汗王才能掌握的两黄旗旗色收回，交换出两白旗，从此，两黄旗由皇太极掌握，阿济格和多铎分别成了两白旗的旗主贝勒。

　　天聪二年三月，即皇太极继承汗位一年半之后，十七岁的多尔衮随皇太极征蒙古有功，被“赐以美号”，曰：“墨勒根戴青”，是汉文“睿智”的意思。多尔衮和硕睿亲王的汉文爵位便是由此而来。显然，皇太极对多尔衮的才智具有清醒的认识。同月二十九日，阿济格违犯制度，擅自为多铎定亲，被皇太极罚银一千两，并罢免了他镶白旗旗主的名位权力，多尔衮这才正式成为镶白旗旗主。后来，皇太极又任命二十岁刚刚出头的多尔衮主管吏部，这是权力很大的一个部门，号称六部之首。此后，皇太极对多尔衮多次委以重任，使多尔衮有机会建功立业。就这样，皇太极扶持着多尔衮一步步成长起来，从墨勒根戴青贝勒，到睿郡王，再到睿亲王。直至有能力摆平战功显赫的皇长子豪格，先成为辅政王，再成为摄政王。

　　应该说，皇太极待多尔衮不薄。对此，多尔衮心知肚明。对于皇太极，他的感受可能是极度复杂的，一方面，他曾经说过：“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蒋良骐《东华录》卷四，顺治八年二月初十日。)另一方面，他也亲口对大小贝勒们说过：“太宗之所以给予我特殊不同的恩情培育，超过了对于所有其他子弟，是因为他知道诸子弟只有靠我才能成就事业。我很明白他的意思，你们明白吗?”(《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二，顺治二年十二月癸卯。)皇太极称帝时，册封了四大亲王，他们是代善、济尔哈朗、多尔衮、豪格。应该说，皇太极在多尔衮身上倾注了不少心血，甚至超过了对他的亲生儿子豪格。

　　有证据显示，皇太极对多铎也不错。

　　多铎有“荒唐王爷”之称，除了能打仗之外，任侠率性、渔色猎艳的名声也不小。他甚至曾经将主意打到了大清朝第一位汉人大学士范文程的头上，并且可能对范夫人进行过严重的性侵犯。气得范文程范大人装病不上朝，在家里闭门谢客生闷气。假如不是多尔衮出面制止，没有人知道事情会如何结局。《清太宗实录》中记载道，经过皇太极的极力争取，多铎才分到努尔哈赤生前直接统领的十五个牛录四千五百人(《清太宗实录》卷四十六)。

　　很难想象一个主谋逼死他们母亲的人，会如此行事。这种说法几乎全部出自后人的臆测，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

　　细细翻检史料，皇太极主政十七年间，几乎所有王公贝勒都受到过严厉处罚。皇太极最有出息的儿子豪格曾经三次受到过降级、罚款的处分，而多尔衮只受到过一次。

　　事情发生在公元1641年即大明崇祯十四年、大清崇德六年三月。当时，皇太极确定了对锦州长围久困的战略，下令部队轮番围困锦州，由远渐近，最后直逼城下，意图迫使锦州守军弹尽粮绝后不战而降。谁知，时间一久，锦州城内被围的人们受不了，城外围城的人们也受不了了，结果，领兵主帅多尔衮和豪格等助手商量后，私下里决定放官兵轮流回沈阳探家。兵员减少后，害怕城里的明军乘虚劫营，又将包围线后撤了三十里。结果，事实上等于撤除了包围。

　　皇太极知道后勃然震怒，整整一天都在大发雷霆。他把多尔衮等人调回来，不许进城，在城外听候处置。从多尔衮、豪格开始，皇太极一一点名痛斥。他对多尔衮说：“我加爱于你超过了所有诸子弟，好马任你挑，好衣任你穿，好饭任你吃，比对谁都好。就是因为你勤劳国事，能够恪遵朕命。如今，你让我怎么再信任你。”多尔衮和豪格被骂得狗血淋头，诚惶诚恐地自请死罪。最后，多尔衮的睿亲王爵被降为郡王，罚款一万两白银，夺两牛录;豪格的肃亲王爵被降为郡王，罚款八千两白银，夺一牛录。其他三十多人受到处分。

　　几天后，多尔衮等人去衙门办公。皇太极细细询问起来，结果，情况比听汇报时还要糟糕。当时，有人辩解说，是为了能够睡好觉才后撤的。皇太极怒火万丈，把多尔衮等一帮家伙当场赶将出去了，说：“你们赶快回家吧，那样就可以睡好觉了。”并下令，不许他们上朝，说是自己不想搭理他们，相见争如不见。

　　最后，多尔衮诸人拜托范文程等多次求情，方才挨过这一关(《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五)。

　　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多尔衮的才能和功绩是公认的。皇太极执政时期，多尔衮在一系列战略性军事行动中，均有上佳的表现，从而，令皇太极对他“特加爱重”，也为自己赢得了崇高的地位与威望。史书上说他“攻城必克，野战必胜”，不完全是溢美之词。

　　公元1638年即大明崇祯十一年、大清崇德三年八月，皇太极派遣他为“奉命大将军”，率清军左翼兵伐明。多尔衮铁骑纵横山西、河北、山东三省，“自北京以西，千里之内明军皆溃散逃遁”。在长达半年时间里，“转掠二千里”，“旌旗所指，无不如意”。大明总督、著名的卢象升和那位为了给监军太监祝寿而喝了一百杯酒的总督吴阿衡，就是这一次战死在多尔衮手下。洪承畴和孙传庭也是这一次被急急调离围剿李自成的第一线，从而，导致李自成有了喘息之机并死灰复燃的。这一次，多尔衮攻克山东重镇济南，前后只用了一天时间，生擒德王朱由枢，并陆续攻克城池五十余座，杀死两名总督级大员，在五十七次战役中全部获胜，俘获人畜四十六万余，黄金四千多两，白银九十七万余两。在八旗铁骑先后五次大规模绕道伐明的军事行动中，多尔衮指挥的这一次战果最为巨大。他的军功，使素以勇猛善战著称的豪格、阿济格、多铎等人全部相形见绌。

　　多尔衮另外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他不是一个只会带兵打仗的赳赳武夫，他的政治头脑远在其他王公贝勒之上。他曾经对大学士刚林回忆说：“以前经常看明朝的朝报，下面的人糊弄皇上，皇上的旨意也糊弄下面的人们，最是可笑。越看越不得了，索性不看了。”(《多尔衮摄政日记》，六月二十九日。)表明了此人的文化素养与政治敏感。

　　崇德元年第二次征服朝鲜时，皇太极因为汉山城久攻不下，不得不先行回国。当时，朝鲜王国的宗器、社主、宫眷和群臣之家眷财产都在江华岛上。多尔衮率领刚刚组建的水师一举攻克江华岛，俘获朝鲜王妃、王子、宗室、妃嫔等七十六人，群臣眷属一百六十六人。多尔衮一改多铎等人大肆屠戮、侮辱俘虏的做法，严令部下对这些妃嫔、宗室、眷属待之以礼，并派兵护送，将她们交还给朝鲜国王。结果，朝鲜国王立即率群臣出城投降，并对多尔衮的温文有礼、冷静老练大加赞赏。这一年，多尔衮只有二十四岁。

　　天聪九年，多尔衮为皇太极和大清朝立下了一个特殊的功劳。

　　这一年九月，多尔衮率军征伐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残部。他临之以威、施之以谋，导致林丹汗余部不战而降，并献出了中华帝国失踪二百多年的“传国玉玺”。据说，这颗传国玉玺从秦始皇之后一直传到了元朝，具有天命所归的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当年朱元璋派遣大将徐达北伐时，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逃离北京，将这个宝贝带到了蒙古草原，顺帝死后便下落不明。有学者认为，明成祖朱棣之所以五次远征蒙古，其目的之一就是寻找这个东西，以便证明自己夺侄子建文帝的皇位是天命使然。他至死也没能如愿。二百多年后，一位牧民在草原上放羊，发现一只羊连续三天不吃草，一个劲儿用蹄子刨地。这位牧民在羊蹄子刨的地方一挖，挖出了这玩意儿。遂辗转落到了林丹汗手中。据说，林丹汗之所以以统帅四十万蒙古铁骑的成吉思汗自居，就是因为得到了这个长生天授予使命的玩意儿。

　　多尔衮得到这颗传国玉玺并献给皇太极，对于皇太极和后金臣民的影响极大。他们全部真诚地相信后金汗国确实得到了上天的护佑，而皇太极也就接受了大家的拥戴，在“服膺天命”的崇高名义下，登上了大清帝国的皇帝宝座。

　　公元1655年，是为大清顺治十二年。正月，副理事官彭长庚评价多尔衮说：“太宗创业盛京，同事诸王俱树勋劳，而睿王之功为冠。”(蒋良骐《东华录》卷五，顺治十二年正月。)当时，正值多尔衮死后遭到清算之际，这番话对多尔衮来说，应该是公正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多尔衮才被推到了皇太极死后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上。

　　此时，日薄西山的大明帝国，声势浩大的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还有如日中天的大清朝，三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逐鹿于中国大地上，已经接近最后大决战的前夜。致使皇太极身后的权力继承变得格外敏感而关系重大。倘若处置不当，为争夺皇位而发生内斗的话，这个政权的前途就谁都不知道会怎么样了。

　　本来，按照推举制原则，就能力、威望、地位与实力而言，多尔衮最应该被推举为最高权力继承人。偏偏此时的情形已经与努尔哈赤死后大不相同。经过皇太极十七年经营，如今的大清早已不是当年的后金。从人性的层面考察，当年，当所有大小贝勒在代善的带领下，拥戴皇太极即皇帝位，誓死效忠，并全体匍匐在他脚下三跪九叩首时，这一切改变就已经行进在不可逆转的过程之中了。

　　此刻，在组织结构、决策与施政程序、政策法令、思想观念上，大清政权已经深深地汉化了，在一定程度上就像是大明帝国的缩微版。为此，皇太极生前亲自统领的两黄旗大臣，坚定主张必须由皇太极的儿子继位。他们之中有八个人，聚集到三官庙盟誓，为达此目的，他们不惜以生命相搏。其中，还有人指名拥戴豪格。这就使事情变得异常棘手。

　　皇太极有十一个儿子，除夭折的三个之外，豪格是最为出色的一个。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比他的十四叔多尔衮还大三岁。从努尔哈赤的时代起，就开始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了。天聪三年，皇太极第一次绕道入关伐明时，在广渠门外，与袁崇焕的宁锦援兵发生激战，豪格勇悍异常，一直冲杀到了护城壕边上，令明军大溃。

　　豪格也不仅仅是个武夫。在对待大明、朝鲜与蒙古察哈尔的战略关系上，他眼光独到，认为大明是需要首先对付的主要矛盾，并颇有创见地建议，应该想办法联合农民军，共同削弱大明的力量。(《清史稿》列传六，诸王五。)在当时，能够看到这一点的，在王公贝勒中几乎绝无仅有。

　　豪格与多尔衮多次并肩作战，经常是多尔衮为主帅，豪格为副帅。譬如，那颗传国玉玺就是二人一起拿到的。不过，叔侄之间似乎并没有建立起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情谊。豪格对多尔衮好像也并不服气，或许和他年龄比多尔衮大有关。在围困锦州被处罚时，多尔衮自请死罪，豪格的表态就很有意思。他说：“多尔衮是亲王，我也是亲王，因为他是叔父，所以命令他为主帅。既然他失策犯了错，我跟着他，自然也该死。”(《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五)这其中，很是别有一番滋味。

　　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皇太极对豪格有什么特别的关照。豪格曾经三次被降职和罚款处分，有一次是因为和岳托两个人在一起发牢骚，泄漏了皇太极的谈话机密，被皇太极抓住;第二次是因为有个家伙想拍他马屁，强迫一个蒙古部落酋长把女儿嫁给他，他不治那个马屁精的罪，结果，被父亲皇太极治了自己的罪;第三次就是因为锦州战役，和多尔衮一起被处分。三次被处罚之后，他和多尔衮一样，又凭借战功或出色表现恢复了原来的爵位。

　　到皇太极去世时，豪格作为四大亲王之一，已经成为大清国位高权重的人物。而皇长子的身份，更令他具有了其他宗室诸王包括多尔衮在内都不具备的优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豪格似乎比多尔衮具有更加充足的理由成为皇位继承人。他的支持者之多，已经成为多尔衮不得不顾忌的力量。

　　另外一个因素肯定也在两大政治势力的角逐中发挥着潜在的、重大的作用，皇太极生前自领的两黄旗将士和多尔衮三兄弟所属的两白旗之间，关系可能不太和睦，甚至很不和睦。因此，两黄旗的八位重臣特别不愿意看到多尔衮继位。史书记载说，两黄旗八大臣的中坚人物、精兵护军首领“图尔格等人与白旗诸王素有衅隙”，遂调动三个牛录的精兵，全副武装“保护”住了宫门，致使形势变得剑拔弩张。(《清世祖实录》卷三十八，顺治五年四月癸酉。)

　　这就是十四日凌晨，多尔衮离开三官庙时所看到的情形。

　　当情绪、情感性因素充分发酵、膨胀到爆炸的临界点时，理智和理性的作用就必定微乎其微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这时，只有那些真正伟大的人物，方才可能运用理性，化解危机。多尔衮一生之中吊诡之处甚多。但在此时，他的确表现出了这种品质。

　　两年后，当多尔衮已经成为摄政王时，曾经对满清亲贵讲述了当时的情形：

　　“昔日太宗死时，没有确立继承者，诸王、贝勒、大臣都寄希望于我，他们跪着请求我来继位，我说：你们要是这样说，我就要自刎，誓死不从，这才奉今天的皇上登上了皇位。”(《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二，顺治二年十二月癸卯。)

　　多尔衮在此所说的，可能大体是事实。几年以后的顺治九年，清算多尔衮时，那些拥戴他的人谈到了当时的情景：多尔衮的哥哥英王阿济格、弟弟豫王多铎和一批王公贝勒、高级将领确曾跪在多尔衮面前，请求他当机立断继承大位。他们分析形势，认为死心塌地拥戴皇子的就是两黄旗那些人，而甚至在两黄旗中，也有重臣拥戴多尔衮。因此，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多尔衮，不必畏惧两黄旗。(《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三，顺治九年三月癸巳。)

　　事实上，精明强干的多尔衮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双方的实力对比：两白旗全部拥戴多尔衮，两黄旗中，也有两位重臣支持多尔衮。而豪格虽然号称和硕贝勒，实际上真正属于他的兵力却只有七个牛录，尚不足半个旗，加上誓死拥戴皇子的八大臣，主力部队仍然不到两个整旗。(《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戊午。)有两红旗拥戴的代善态度暧昧，很有可能是希望皇子继承，被皇太极从莽古尔泰兄弟手中夺来的正蓝旗情况不明，镶蓝旗的济尔哈朗则一面表示支持皇子继位，一面又说需要和多尔衮商量。

　　在这种实力分布中，双方可能都感受到了形格势禁，都产生了投鼠忌器的心理。多尔衮若欲令智昏，强行继位，势必遭到激烈反弹。其后果无法预料。很有可能像我国历史上那些迅猛崛起的游牧渔猎部族国家一样，经过反复自相残杀之后，飞快地烟消云散在那广阔无边的山野大漠之中。

　　于是，八月十四日，皇太极死后五天，在大清帝国后继皇帝的推举会议上，出现了一个事先谁也没有预料到的结局。应该说，上述情形是这个结局的重要原因，这个结局则是上述情形的逻辑后果——

　　会议在今日沈阳故宫的崇政殿举行，诸王大臣们列坐于大殿的东西两门房。会议一开始，两黄旗八大臣中的索尼与鳌拜便率先提出，应立皇子继位。多尔衮厉声叱责他们没有资格先说话，勒令他们退出会场。

　　随后，英王阿济格与豫王多铎提议多尔衮继位，多尔衮沉吟不语，未置可否。多铎即声称：“你若不愿意，就立我为帝。我的名字是在太祖遗诏里的。”

　　多尔衮迅即反驳道：“太祖遗诏里也提到了肃亲王豪格的名字，不止是你一个人。”这种情形表明，努尔哈赤死前，可能至少在口头上确曾有过遗诏。多尔衮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在反驳多铎的同时，顺便把豪格也排除出了候选人之列。

　　于是，多铎提议：“既然我不行，那就立长，当立礼亲王代善。”

　　代善表示：“睿亲王多尔衮如果同意继位，当然是国家之福。既然他不愿意，就应该立皇子。豪格是皇长子，应该立他。”代善也够狠，仿佛不经意之间，便堵死了多尔衮的路。

　　豪格说：“我福小德薄，不配担当大任。”然后，豪格离开了会场。

　　这时，两黄旗拥戴皇子的大臣们佩剑上前，说：“我们这些人食于帝，衣于帝，皇帝对我们的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皇帝的儿子，我们宁愿跟随皇帝于地下。”

　　见此情形，代善说：“我是皇帝的大哥，我老啦，皇帝在时，我都不参与国家大事，现在哪里还能过问这么大的事?”随即起身离开了会场。阿济格见多尔衮已经继位无望，也跟在代善后面走掉了。

　　留在会场中的多铎不再讲话，一直在观望中的济尔哈朗更是一言不发。多尔衮则当机立断地表态说：“你们说的有道理，我赞成由皇子继位，现在，豪格既然没有这个意思，就应该立皇九子福临为帝。他年纪小，由我和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等他成年之后，我们即行归政。”

　　多尔衮的提议，显然满足了多数人的意愿，立即获得通过。大家按照惯例共同盟誓，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效忠皇帝，绝无异心云云。

　　这一段过程，在清代官方史书上失载，所以在《清实录》、《清史稿》中均无从查考。有一位朝鲜人质写的秘密报告留下了这次推举会议的记载。这位人质是朝鲜国王的世子，他在滞留沈阳期间，颇受满清王公贝勒们的礼遇，交游十分广泛，了解许多大清朝高层的秘辛，并不定期地撰写“秘密状启”报告给本国政府。其作用类似我们今天密级很高的内参、情况简报或间谍收集的情报。他曾经参加了皇太极的丧礼，上述事迹便保留在此人留下的《沈馆录》一书卷六“沈阳状启”中，应该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有一种说法，认定当时推举福临的人是济尔哈朗，而不是多尔衮。不知此说从何而来，想必不是信口一说。

　　多尔衮出人意料地推举出一个六岁的孩子继承皇位，显然与游牧渔猎部族国家政治权力传承中的深层精神不符。因此，王公贝勒们盟誓之前，镇国公艾度礼便表示“二王强迫我们盟誓，我心里实在不服，不过是表面顺从，主人年纪太小，我觉得很不爽”，“二王掌握权力，也不合我心意”。然后，在盟誓之前，先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焚告上天。(《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癸未。)

　　另外两个人也对这一结果感到不满，开始出来活动，试图推翻既成事实。这两个人一个是代善的儿子硕托，一个是萨哈廉的儿子即代善的孙子阿达礼。他们二人在诸王公贝勒已经对天盟誓，但小皇帝福临还没有举行仪式登基之时，动员大家推翻成议，拥戴多尔衮。结果，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竟然是代善出面，告发自己的一子一孙违反誓约，最后，二人被毫不容情地处死。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被逼无奈还是大义灭亲，代善在付出惨痛代价的情况下，又一次发挥了安全阀与稳定器的作用，其凛然不可侵犯的警世作用应该是巨大的。

　　历史上，在我国古代游牧渔猎部族中，许多分裂、仇杀与消亡都是在此种情形之下发生的。后来的事实发展表明，在几大政治势力的形格势禁之下，特别是在汉民族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之下，多尔衮的做法可能是顾全大局、防止内乱发生的唯一有效途径。此时，坚定拥护皇子继位的两黄旗八大臣中，有六人又一次来到三官庙聚会，他们发誓要“六人如同一体，辅佐幼主”。(《清史稿》列传三十六，索尼。)福临继位后，他们中的几位迅速向多尔衮靠拢，不再理睬豪格，令豪格极度郁闷。此种情形再一次表明，此时的大清国，已经在精神层面上潜移默化地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豪格看来，过去，仅仅因为多尔衮是叔父，所以领兵打仗时才会成为主帅，自己不得不屈居副手。如今，明明自己最有资格继承皇位，偏偏又被多尔衮搅了好事，不但皇位没有坐上，反而更要听从辅政王多尔衮的号令，就连那些曾经依附他的两黄旗大臣们，现在也纷纷倒向多尔衮。这口气令他实在难以下咽，因此，他不止一次说：“多尔衮不是一个有福之人，他有暗疾，活不了多久。”并且同样不止一次放出狠话说：“难道我就不能扭断这些家伙的脖子?”(《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戊午。)

　　多尔衮心中的悲愤则可能要更加深重。想想看，他的母亲年轻貌美，却被弄得声名狼藉，正值三十七岁盛年，却不得不给死人殉葬。有证据显示，多尔衮曾经认为皇太极的权位是从自己手里巧取豪夺走的。(蒋良骐《东华录》卷四，顺治八年二月初十日。)如今，皇太极死了，论威望、论战功、论能力，这个皇位本来已经非自己莫属，偏偏皇太极的儿子又横在了前面，使自己不得不推举出他的另外一个孩子——一个六岁的毛孩子来坐那把龙椅。对于多尔衮来说，天底下还有比这更不公平的事情吗?

　　伤人一千，自损八百。表明上看起来，多尔衮是这一轮角力中毋庸置疑的胜利者，实际上，他和豪格是两败俱伤，他们二人在心灵上全部创巨痛深。在向帝王政治演进的过程中，他们进行的只能是一场零和游戏。这种制度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使最高权力的诱惑和人们对这种权力的渴望具有了嗜血的冲动，使人在某些时刻、某些情况下不期而然地变成了兽。诚如一位哲人所说：“当人变成兽时，就比兽还坏。”遂使染指它的人，胜利者常常双手沾满鲜血，而失败者则时常要付出不止一个人的头颅。使这种政治不论达到多么辉煌耀眼的巅峰，其中，都隐藏着走向反面的悲剧基因。多尔衮、豪格的命运和大清帝国后来的发展就是明证。

　　过去，多尔衮与豪格虽然并不亲密，但至少还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如今，他们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多尔衮虽然没有像豪格那样发狠，但他想要干掉豪格的冲动，可能比豪格要扭断多尔衮及其周围那些人脖子的欲望还要强烈一百倍都不止。

　　十二天之后，即大清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福临即皇帝位。两位辅政王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当众发誓要秉公辅佐皇帝。若“妄自尊大，漠视兄弟，不从众议，每事行私，以恩仇为轻重，则天诛地灭，令短折而死。”誓约不长，却令人印象深刻。七年之后，正值三十九岁英年的多尔衮遽然死去，算得上是短折而死了。于是，曾经有人油然想起过这次盟誓。

　　九月十一日，皇太极去世一个多月了，辅政王多尔衮替小皇帝发布谕旨，命令另一位辅政王济尔哈朗率军攻伐锦州与宁远。这是一次很奇怪的军事行动，其战略目标和战役战术指导都莫名其妙。而且是由排名在后的多尔衮命令排名在前的济尔哈朗，并且，两天后就要出发。

　　济尔哈朗带兵走后，多尔衮又代小皇帝发布谕旨，晋封自己为摄政王。虽然这只是一字之差，分量可是不轻。辅政者，辅助君主处理政事之意也;而摄政，则是代替君主处理政务，已经可以直接发号施令了。从《清实录》的记载上看，摄政王多尔衮很客气，他的名字仍然还排在济尔哈朗的后面。

　　成为摄政王之后，多尔衮召集贝勒大臣们开过一个会，会议的重大决定是，从摄政王开始，所有亲王、贝勒、贝子“悉罢部务”，不再分管政府六部事务。所有政府工作全部由各部尚书负责，各部尚书直接对摄政王负责。当年，皇太极设立政府六部，本来就有削夺诸王贝勒权限的意思，并曾经有过悉罢诸王贝勒分管部务之举。后来，随着皇太极权位的巩固而渐渐放松了控制。如今，多尔衮再次祭起这一招儿，意图仍然在于削夺诸王贝勒们的权限，使他们只能“议政”，而不能“干政”。多年以后，到了雍正及其儿子乾隆皇帝时代，索性连诸王议政的权力也予以废止。从此，给这个政权带来过勃勃生机的贵族共和便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只剩下了完全汉化的皇权专制，这个政权也就此步入了真正的回光返照。

　　一个月后，济尔哈朗从宁锦前线返回沈阳，发现，短短一个月时间，一切已经似是而非。不久，他召集大家开会，宣布：今后一切政府事务都要先报告多尔衮，排名顺序也要先写多尔衮。从此，济尔哈朗成了一位挂名辅政王爷。和代善一样，济尔哈朗深谙明哲保身之精义，遂成为前清时期最高层中能够得以善终的很少几个人之一。

　　半年后，公元1644年即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四月一日，在多尔衮即将出征大明前夕，豪格的一个亲信部下，据说在“力谏不从”的情况下，出面检举豪格“悖乱”。处理的结果是，几位忠实于豪格的部下被杀死，豪格本人被废为庶人，所有的七个牛录被剥夺，罚银五千两，然后——“罪恶多端数不胜数，姑且不再追究，遂释之”。(《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戊午。)这是一个奇怪的、完全狗屁不通的判决。表明，在罗织罪名、玩弄权术、陷人于不义上，多尔衮还不是特别娴熟老到，他和他的后代们需要向大明朝官场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另一个可能是，多尔衮急于征伐大明，时间过于仓促，来不及仔细琢磨。

　　三年后，顺治三年正月，已经牢牢掌控了大权的多尔衮再次起用豪格，命他率军前去对付张献忠。顺治五年二月初三日，豪格在把这位令四川人闻之色变的“大西皇帝”杀死后，凯旋回京。一个月以后，为他庆功的热乎劲儿还没有完全过去，豪格便又一次获罪被幽禁起来。这一次，他的罪名真的称得上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不久，时年四十岁的豪格在幽禁中无疾而终。有人认为，他是被受过专门训练、具有高度技巧的大明锦衣卫留用人员奉命杀死的。死后，检查不出任何致死的原因。这可能是福临小皇帝痛恨多尔衮的原因之一，多尔衮的身后亦由此注定。

　　就这样，曾经有过“贤王”之美誉的多尔衮，三十二岁时，成为大清帝国的真正领袖，率领大军直扑北京。当时在中国社会与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所有人物，不是成为他的部下或棋子，就是灭在他的手里。

　　在未来的岁月里，他带领八旗铁骑一举拿下了全中国，在他手中，建立起了对这一片广大土地完整而有效的管理秩序。大明帝国许多遭人痛恨的人物，俨然变成了治国之能臣，如洪承畴，如著名阉党、大明帝国前大学士冯铨，甚至李自成的宰相牛金星之流。

　　随后，豪格死后仅仅两年多一点，三十九岁的多尔衮正值英年便遽然死去。

　　上天待大清何其厚也?上天待多尔衮又何其薄也?

　　他的恩怨情仇几乎与大清王朝的建立和大明帝国的垮台紧紧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波澜壮阔而又波诡云谲的图画。无论如何，应该说，这个大时代的转变最终是在他的手中才得以顺利完成的。然而——

　　从此以后，多尔衮本人却再也没有受到后人的尊敬。

　　历史之吊诡真是令人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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