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火药
明朝不能发挥本身力量，不能引用军事科技非只表现于一时一事，而有官僚组织及社会状态为背景，积习已成，1619年无非一朝弱点无情的暴露。
1618年至1619年(明万历四十六年至四十七年)的辽东战役是明代生死存亡关头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几度损兵折将之后，明帝国在东北地区的藩篱尽失，自此再也无法获取主动，以后增兵增饷、计亩加派再也无法遏止。内部则农民暴动，朝中党争愈烈。至朝代覆亡为止，当中只有每况愈下，从兹更无复兴的趋向。
努尔哈赤逝世，庙号清太祖(明人则斥之为“奴酋”)有远谋深见。他远在1587年(万历十五年)即在辽河流域扩大地盘，侵蚀其他部落，引起巡抚顾养谦提议征剿以免养虎遗患，但监察御史王缄主抚，两方争执之后，其他监察御史亦参劾顾养谦，称其“贪功徼赏”。以后《明实录》即未提及下文，想已不了了之。注意此事发生于辽东战役前32年。努尔哈赤之有机缘创建千秋大业，首先即得助于明廷文武官僚不能和谐，他也仍在此事之后，于1590年及1593年亲来北京纳贡。建州最后一次贡使于1615年始离北京。从以后发表的谈话看来，他已尽知中国虚实。当时明廷饬令所有机密军事文件不得辗转传抄，看来此也是徒有具文，通令只表示机密经常外泄，包括上述主剿、主抚的争执。
1618年他发难时首先计取抚顺城。当年五月八日传闻有建州夷人(建州为永乐帝赋予之名号，满人用“满洲”名号始自1635年)3000名即来抚顺城外互市。当居民纷往城郊之际，努即乘机挥军入城，并杀死明军千户。总兵张承胤提兵往剿，建州军即退出抚顺，但张追击时努又回师反扑，使总兵及随从兵马一时俱没。至此努尔哈赤方始发布其“七大恨”，其实恼恨虽称七宗，要旨不外三点：一为先年明军杀害其父及祖，年幼时其父及祖为明军内应，但在明军讨平各部落时被误杀;次之此时明方已割分建州疆界，但汉人不守承诺，仍往其领域耕种渔猎;三则中国人惯用以夷制夷之计，并干预各部酋长之婚姻。当时努已统一女真各部落，只有叶赫及海西两部尚受明方庇荫，染指于此两部势必与明帝国全面冲突。看来努尔哈赤已下此决心，“七大恨”无异于宣战文书，但明廷如欲避免战争，努传话可用和平方式解决，其条件包括割地赔款，赔款部分包括金银绢布如传统“岁币”模样。此等要求预计明廷无法接受，所以自1618年夏季始，明帝国与未来之清朝开始长期斗争状态。
当时明廷认为奴酋“务期歼灭，以奠封疆”已义无反顾。杨镐以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军中宿将尽指派于其麾下。增援兵马抽自西北宣府、大同、延绥、甘肃各镇，又调集云贵各土司，募兵及于浙江、四川，亦即全国总动员，对外宣称总兵力47万。所有经费统由新设之辽东饷司专理。其征派除贵州外及于全国田土，概在正赋外，每亩加征银三厘五毫，预计可得银200万两。仍由各地库房将现存款项扫数解饷司，以后征得垫补。1618年冬至1619年春季诸事准备停当，即本文承续检讨此转折点之展开。
(一)双方兵力概况及战略指导
杨镐兵力47万全系向努尔哈赤恫吓之辞。1619年战事前夕明兵部尚书黄嘉善言，辽东所有官兵共20万人，此数仍不可靠。所谓20万人，系在辽东镇原额9万之外又加由关内新调往11万。辽东编制数94,693员名载在《大明会典》系国初底数，16及17世纪曾未如额。即张居正执政时代经过极端整顿，时人谓之为“掊克”，犹只能维持至83,000人，况至此又已40年，又承新败之后，即不可能接近此数字。内地遣往之11万人亦多虚员。当明军刚一与满军接触，杜松立即惨败之际，大学士方从哲即向万历帝建言：奴酋之兵据阵上共见约有10万，宜以十二三万方可当之，而昨之主客出口者仅7万余，岂能相敌?
但满洲资料因袭明方传言，亦谓对方有兵力20万。彼方以弱敌强，以寡胜多，即照一般习惯亦乐意夸张敌方兵数。萨尔浒战役，满方称杜松率众6万，但当时明廷派往该路之监军御史呈奏杜松所领只25,000余员名。如以同样比率加诸所谓20万，则杨镐所率兵只83,000人。即再加朝鲜所派兵及叶赫一部参战兵员，其总数亦只能在10万上下，不可能接近20万。
努尔哈赤亦自称八旗兵马10万骑。以后杨镐各路兵败之后，满军于当年七月攻占开原，用兵4万，此为满军首作攻城战，系全力以赴，此4万数可以表现其兵力概况。又在击败杨镐军后，努曾以犒赏加诸220个“牛录”(骑兵连)。按每一牛录有编制数300名，220牛录应共有最大之战斗力66,000人。萨尔浒战役展开时满军仓促动员，兵马到达时随即加入战斗。所以从以上情形看来：在战斗最高潮时，可能投入5万至6万人，但并非经常如此。所以在纯粹数字上，明军仍占优势，但不如外传之甚。
以下尚要说明：在战场上满人集中兵力，常保持局部数量上之优势，但其记录经常高度估计对方兵力，而低估本方兵力，大概炫耀战功，不能放弃以寡敌众之立场。
杨镐之攻略计划，自北至南兵分四路，马林、杜松、李如柏及刘綎各称“主将”，出边各有出发城堡地点，但未指明每路之攻击目标，只称其任务分别为“攻奴酋之北面”、“攻奴酋之南面”等。马林原定由三岔儿堡出边，经彼呈请改由靖安堡出，但攻击发动之前夕，马又请求仍依原案由三岔儿堡出，亦经批准，因此日后马林两路遇敌时，彼此相去不过数公里，但为浑河阻隔，杨镐未派前锋，未控制总预备队。但明军后方重镇如辽阳、广宁仍有专将专兵把守。 ...查看更多
火药早在古代中国炼丹过程中屡屡出现，唐朝时配方已被人们所知；炸药则在19世纪的欧洲，尤其是炸药大王诺贝尔之后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爆燃是火药的属性，爆轰则是炸药的属性，随着有机化学与军事技术的发展，火药、炸药含义趋于模糊，都在广义上代表各类爆炸物。
火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黑火药，古老而常见的火药，由硝石、碳、硫磺按一定比例搭配而成，别看它年代久远，但作为火药的成熟度很高，甚至到了现代很多时候也能派上用场。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黑火药代表了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当时用于制作烟花给人们带来快乐，之后传入欧洲影响深远。
诺贝尔与多种炸药
瑞典科学家诺贝尔则是近代炸药之父，1862~1890年间发明和改进了数十种炸药。硝化甘油，即甘油三硝酸酯是易于发生爆炸的危险品，曾引发几次意外事故使人们对其工业应用不抱希望，但是诺贝尔通过与黑火药配比的方式发明了硝化甘油炸药，此后又通过添加、焦化等手段改造炸药，成功研制出工业用安全炸药，一定程度上将爆炸的威力驾驭在人类手中。此后，诺贝尔涉足军用炸药领域，取得多种贡献，但也遭受许多纠纷和挫折，随着诺贝尔的炸药发明，炸药发展进入突飞猛进的阶段，各领域的应用也越来越广。
大名鼎鼎的高爆炸药TNT
TNT（三硝基甲苯），在1863年由J·威尔勃兰德发明，须由雷管引爆，不仅威力十足而又保存安全，是高爆炸药的代表，也是军事领域的宠儿。1公斤TNT爆炸释放大约420万焦耳能量，足以炸毁5~6米混凝土房屋。此后虽然军事技术越来越先进，TNT的威力早被人超越，但是“物美价廉”的性价比仍使其广为人知。
火药和炸药的火光带来众多的先进技术和近代工业，同时期德国化学家李比希拉开有机化学的序幕，随着科学的发展，各类燃烧爆炸反应被人类广泛研究和应用。科技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在爆炸物领域同样如此，但是火药炸药催发的热兵器加重了战争的阴影，各类意外爆炸事故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伤痛。科技的负面作用不可忽视，而时光倒流返回过去只是幻想而已，如何掌握双刃剑而不被剑所伤是人类必须应对和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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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张艺谋执导的《长城》虽然遭到颇多非议，但《长城》仍是眼下票房最高的一部影片。该片讲述了一群盗贼来中国盗取“黑火药”配方而引发的故事，“火药”是国际公认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历史上真有人来窃取中国火药配方吗?火药究竟是怎么传到西方的?
火药到底是谁发明的?
三位“疑似发明人”为葛洪陶弘景孙思邈
众所周知，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但如果进一步问是哪位中国人发明的，恐怕没人能说得清楚。从史料来看，至少有三个人被视为“疑似发明人”。
第一位是东晋人葛洪。据《晋书·葛洪传》，葛洪是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一生著作颇丰，有《抱朴子》内外篇、《神仙传》、《肘后方》等。说他发明了火药，依据是其《抱朴子·内篇》中的“以硝石化为水乃凝之”一语。这里的硝石就是制造火药最重要的原料：先用硝石将雄黄化为水，再凝固，制取长生药。硝石和雄黄混合剂遇高温或撞击会爆炸，这不就是火药么!接着，葛洪又提出了“或以三物炼之”一说，这三物就是硝石、猪大肠(玄胴肠)、松脂，与雄黄一起炼丹药。现代科学试验证实，如此这般炼丹时，如果加热到350℃至400℃，就会发生爆炸起火。但葛洪这是“水炼”，而非常规的“火炼”，令人怀疑其是否真的发现了火药。
第二位是南朝梁人陶弘景。据《梁书·陶弘景传》，与葛洪一样，陶弘景也是著名炼丹家、医药家，著有《本草经集注》、《真灵位业图》等。《本草经集注》记载：“如握盐雪不冰，强烧之，紫青烟起，仍成灰。不停沸如朴硝，云是真硝石也。此又云一名芒硝，今芒硝乃是炼朴硝作之。”从所记来看，陶弘景已进行了相关的试验活动，但其初衷也不是为了提取火药，而是炼不老丹药。
第三位是隋唐人孙思邈。新旧《唐书》中对孙思邈都有传记，他是隋唐时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有“药王”之誉，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孙思邈在炼丹过程中，将硫黄、硝石、木炭混合制成药粉，这种药粉不就是火药么?具体文字见于其《丹经内伏硫黄法》一文。但据宋孟要甫辑录的《诸家神品丹法》一书，“内伏硫黄法”并非孙思邈的专利，另外还有“黄三官人伏硫黄法”、“伏火硫黄法”等两种。另有学者考证，《丹经内伏硫黄法》甚至根本就不是孙思邈所写。
这三位名人之所以被视为疑似发明人是因为古代炼丹家很多，远不只他们三人，如东汉人魏伯阳、唐朝人陈少微等，都可能发现了火药。鉴于此，学术界至今仍称是“古代中国的炼丹家发明了火药。”
火药最早出现在何时?
流行的三种说法是“西汉说”“东晋说”“隋唐说”
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又称为“黑火药”，与西方人后来发明的“黄火药”有区别。中国火药的发明与炼丹关系十分密切，丹药即传说中的“长生不老药”。所谓“炼丹”通常是通过火烧法，在丹鼎(炉子)中生成，炼丹术是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一大秘术。
火药的主要成分硝石(硝酸钾)、硫黄、炭(木炭)都是炼制丹药的重要原料，其中以硝石为首。古人何时知道“硝石”的?宋李昉《太平御览·药部五》“消石”部引《范子计然》称：“消(硝)石，出陇道。”计然是春秋时人，当时硝石是当中药原料来使用的。可见早在春秋时中国人已开始使用硝石了。
成书于西汉末的道家早期炼丹秘笈《三十六水法》中记载的58种秘方，有33种用到了硝石。除了硝石，还提到制火药的另一重要原料“硫黄”。就此，有学者认为西汉时中国炼丹家已掌握了着火会爆炸的“原始火药”制造技术。
但火药产生的“西汉说”仅是分析出来的，并没有直接的文字记载，国际上也不承认，于是又出现了“东晋说”。这一观点的依据是《抱朴子》对硝石和炼丹的记述。但“东晋说”仍属于推论，接着又出现了“隋唐说”。
“隋唐说”的依据是隋唐人孙思邈在《丹经内伏硫黄法》一文中已明确记述产生火药的“伏火硫黄法”，这也是人类最早关于火药配方的记载。同时，唐朝另一位炼丹家郑思远在《真元妙道要略》中对火药的属性做了说明：“有以硫黄、雄黄合硝石并密烧之焰起，烧手、面及烬屋舍者。”同时，他还提出了防止爆炸的注意事项：“药生者(药指硝石，生者即指未伏火者)不可合三黄等(雄黄、雌黄、硫黄)烧，立见祸事。”这些，有力地佐证了“隋唐说”。
目前“隋唐说”观点成为主流，但持不同意见的学者认为，隋唐文献只能直接证明此时火药已正式发明而非最早发明，所以现在最普遍的说法是“距今一千多年前”中国人发明了火药。
火药何时开始用于军事?
北宋《九国志》记载火药唐末开始用于实战
在炼丹过程中发现的火药首先是运用于医药，火药是何时开始用于军事目的?据北宋路振《九国志·吴臣·郑璠传》，唐昭宗天佑元年(公元904年)，杨行密围攻豫章(今江西南昌)，“璠以所部发机飞火，烧龙沙门，率壮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体。”北宋许洞《虎钤经》就此注解，“发机飞火”就是用火药做飞行动力的火炮或火箭一类武器。北宋官修《武经总要》对这种武器做了具体说明：“放火药箭，则加桦皮羽，以火药五两贯镞后，燔而发之。”如果是“火炮”，“入前药末，旋旋和匀，以纸五重裹衣，以麻缚定，更别熔松脂傅之，以炮放。”这里是将火药做成球状，通过抛石机抛掷出去，向敌人发起攻击。
这是中国最早的火药武器，也是中国最早将火药运用于实战的记载。也就是说，火药是从唐末开始用于军事目的。在此基础上，火器、火枪、飞火松、突火枪、霹雳炮等当时领先世界的武器相继诞生，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火器部队”。此后，还发明了以火药作为推力，与现代火箭原理完全一样的真正“火箭”。
也有学者认为，三国时期已有“火药”和“火箭”用于军事活动的记载。《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称：“昭于是以火箭逆射其云梯，梯燃，梯上人皆烧死。”但此说并未获得认可，因为三国时的“火箭”并不是用火药，而是油脂、松香一类易燃物之“火”。
火药技术曾被盗取吗?
随征工匠最早将火药传至阿拉伯地区
张艺谋新片《长城》中描写的洋人来中国盗取火药配方之事历史上出现过吗?从笔者能查到的史料上，尚未发现。那么，火药包括使用火药的火器是何时从中国传出去的?时间在宋元之际，首先传到阿拉伯，再传到欧洲。最早提到火药原料硝石的国外学者是阿拉伯药物学家伊本·白塔尔，他在公元1240年用阿拉伯文写的《单方大全》一书里写到了硝石，并提到三种名称：“中国雪”、“亚洲石华”和“马鲁得”。
有学者认为，宋朝曾将硝石等作为出口商品，进行海上贸易。据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欲得唐货”条：在当时的真腊(今柬埔寨)，有来自中国的金银品、漆盘、瓷器、纸札、硫黄、焰硝等“唐货”，其中的硫黄、焰硝均是制造火药的原料。此外，火药和火器技术的传播者还有蒙古军西征士兵和随征工匠。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蒙古军队在阿拉伯地区建立“伊儿汗”国后，不少阿拉伯人已懂得了火药和火器制造技术。据《元史》，元世祖还曾征招阿拉伯炮匠来中原，随蒙军征讨南宋。
显然，历史上并无洋人来盗“黑火药”之事，如果非说这事“有影”，宋的死对头金人倒有些可能。据南宋赵万年《襄阳守城录》，公元1207年金人进攻襄阳时尚没火器，守将赵淳用霹雳炮和火箭偷袭金营，致金人溃败。而到了公元1232年蒙古军进攻金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时，金军已用“震天雷”(铁制炸弹)和“飞火枪”袭击蒙古军了。那蒙古人的火药技术又是从哪来的?据《宋史纪事本末》，公元1233年攻下金都后，负责南下灭金的蒙古军统帅窝阔台汗，接受中书令耶律楚材(契丹人)的建议，放弃每到一处即屠城的惯例，“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均未杀，包括掌握火药、火器技术的工匠们，尽为蒙古人所用，蒙古军队很快拥有了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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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这句话显然不对，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之后，也是拿来打仗的，至少从唐朝开始就用上了。
但是为什么到近代，中国作为玩火药的老司机，反而不如西方?
火药刚发明时，看一眼就让人头晕
中国人拿火药打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唐昭宗天祐元年(公元904)，杨行密的军队围攻豫章，也就是今天的南昌，部将郑璠“以所部发机飞火，烧龙沙门，带领壮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体。”
据考证，“发机飞火”就是用火药。如果属实，那么这位郑璠同学是人类有史以来被记载的被实战火药烧伤的第一人，可歌可泣。但是发机飞火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里面是什么样的火药，因为没有更详细的资料流传，我们没办法知道。不过从实战效果看，这种火药是用来燃烧的，而不是爆炸的，跟后来火药的用途并不一样。
之后一百多年，到11世纪，中国的兵书《武经总要》中才有了现存最早的火药配方。
众所周知，现代黑火药的标准配方，是硝75±1%，硫磺10±1%，木炭15±1%。这个比例能够获得最好的燃烧效率和爆炸力。其中硝石是氧化剂，能够分解产生大量的氧气，供火药在密闭空间燃烧，产生爆炸或者推动弹丸的能量。
而11世纪中国的火药配方，是这个样子的↓
△《武经总要》记载的火药配方
《火药法》：晋州硫黄十四两，窝黄(硫磺)七两，焰硝二斤半，麻茹一两，干漆一两，砒黄一两，定粉一两，竹茹一两，黄丹一两，黄蜡半两，淸油一分，桐油半两，松脂十四两，浓油一分。
里面有各种莫名其妙的杂质，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位祖传老中医的方子掉了。
据今人按照这个配方复原实验，发现这种火药因为硝石含量太低，无法在密闭空间比如炮膛、枪膛或者密封炮弹内爆燃，只能在空气中缓慢燃烧，发出大量黄烟。也就是说，这种火药根本无法用来发射弹丸，也不能爆炸，只能用于纵火。
如果了解火药的原理，在这个方子的基础上去掉杂质、调整比例，中国人就能在11世纪搞出火枪火炮和炸弹，实现星辰大海虽远必诛了。
然而没有科学的指导，我们的祖先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向了一条背道而驰的道路。
为了提高这种原始火药的杀伤力，中国的军事发明家们在里面加入了更多的杂质：川乌、草乌、南星、半夏、狼毒、蛇埋、烂骨草、断肠草、姜汁、蛤蟆油……然后发动攻击的效果像是烧了对方的中药铺子，浓烟滚滚能把人呛死，还有毒。
什么时候火药可以爆炸了
在之后100多年的战争中，中国人不断总结经验，终于将火药中杂七杂八的附赠品剔除掉了。到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陈规守卫德安(今湖北安陆)，用火药装在大竹筒里，喷出火焰燃烧敌人，历史上公认这是管形火器的鼻祖。而且火药能够在竹筒内燃烧喷射，显然已经比之前只能缓慢燃烧的原始火药改良了很多。
△喷火的早期火药武器
差不多也在这段时间，史书的记载中，火药不再是烧这个烧那个的猥琐纵火犯，而是动不动就“声如霹雳”“如雷霆震”，能够让城墙崩坏的大杀器。在当时一团乱战的东亚，不管是南宋人、金人、西夏人还是蒙古人，都互相扔过不少这种火药武器。这说明，当时火药中的硝含量已经大幅度提高了。
到元代，中国的火器技术进一步发展，管形火器，也就是火炮、火铳逐渐成熟起来。
△元代中期铜火铳
据学者估算，这段时间，火药中的硝石成分大约在60%左右，能发射弹丸，能爆炸，保证能打死人，打不死全额退款。
不得不承认，这种靠经验总结的方法，虽然慢，但还是有效果的。
中国人是怎么理解火药的
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在南宋时由阿拉伯商人西传，进入欧洲。
面对这种经过东亚大陆传来的新鲜发明，欧洲人最初也是困惑的。
他们搞出来的火药武器是这个样子↓
大概是一个铁瓶子，里面填上火药，瓶口插一根铁箭，射出去把人扎个对穿。
从14世纪开始，欧洲人尝试了很多配方，来摸索火药原料的最佳配比。直到16世纪，随着近代化学科学的兴起，欧洲人终于搞清楚火药中硝、硫磺和木炭各自的作用，并将火枪的火药配方确定为硝70%-80%左右、硫磺10%多一点，木炭10%多一点。这个比例已经很接近现代黑火药的最佳比例了。
不过，对为什么把硝石、硫磺和木炭放在一起就会发生剧烈的燃烧爆炸，古代中国人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了。
在著名的《天工开物》里，明朝人宋应星对火药的原理是这么写的：
凡火药以硝石、硫黄为主，草木灰为铺。硝性至阴，硫性至阳，阴阳两神物相遇于无隙可容之中。其出也，人物膺之，魂散惊而魄齑粉。凡硝性主直，直击者硝九而硫一。硫性主横，爆击者硝七而硫三。其佐使之灰，则青杨、枯杉、桦根、箬叶、蜀葵、毛竹根、茄秸之类，烧使存性，而其中箬叶为最燥也。
凡火药，硫为纯阳，硝为纯阴，两情逼合，成声成变，此乾坤幻出神物也。
阴阳相合、乾坤幻化，透着博大精深，古老的智慧扑面而来。
然而结果是呵呵的。
不仅如此，此时中国火药的配方中，还流传着很多祖传的偏方，比如明代火器专著《火龙经》中，还记载了配合火药使用的“从药”“副料药品”，比如砒霜、桐油等，有二十八品之多，上应二十八宿，能发挥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神奇威力。
欧洲人经过近代化学检验的火药配方由葡萄牙人传到了日本，之后又传入中国。史书记载：“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都御史朱纨遣都指挥卢镗，破双屿，获番酋善铳者。命义士马宪制器，李槐制药，因得其传而造作，比西番犹为精绝云。”
也就是说，公元1548年，中国人仿造了葡萄牙人带来的火枪和火药。在这之后，中国兵书如《纪效新书》《武备志》中记载的火药配比，才基本确定在硝70%-80%，硫磺和木炭在10%左右的比例，并一直沿用到清朝晚期。
明代中国人就只能承认不如西方
与此同时，欧洲的火器技术也在文艺复兴之后发生了飞速的演进。定性、定量的实证科学方法，让他们在16世纪掌握了火炮各部分尺寸与口径的最佳比例，可以按照精确的设计数据铸造火器。在对火炮使用经验的反复总结上，产生了弹道知识，会通过数学计算来操作火炮。
△16世纪用几何算术来操作的欧洲火炮
而中国还在以重量作为火器的标准，缺乏数学标准，甚至在铸造火炮的时候还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来解释，比如中国人会认为铸造火炮的铜里本来有金银之气，开采时金银之气被夺走，需要用铅来恢复铜的天性，比如用心不诚、或身体不洁会导致铸造失败……结果就是中国自己的火器水平一直停留在16世纪之前，不仅制造比例不得法，使用火药和作战运用方面，也在明代晚期就被欧洲甩在后面。
△明代火炮。上面一门是仿制西方加农炮的红衣大炮，下面两门是引进西方技术之前的明代火炮
△欧洲14世纪火炮。上面两门明代自有知识产权火炮在技术上和14世纪的欧洲火炮相比并无差别
比如17世纪的明代人焦勖就在《火攻掣要》一书中所，中国火器“铸造无法，其大器不过神威发熕，灭虏虎蹲，小器不过三眼快枪。此皆身短，受药不多，放弹不远，且无照准而难中的。铳塘外宽内窄，不圆不净，兼以弹不合口，发弹不迅不直，且无猛力。头重无耳，则转动不活，尾薄体轻，装药太紧，即颠倒炸裂”，而西洋火器“精工坚利，命中致远，猛烈无比，更胜诸器百千万倍”。
在见识到西方已经领先之后，无论明朝，还是满洲和后来的清，都非常乐于承认这一点，并努力引进、仿制西方的火器，一点也没有觉得不好意思，也不会吹嘘祖传的火器有西洋火器起不到的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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