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
公元1021年，周敦颐时年4岁，重阳节时，父亲周辅成和几位好友饮酒聊天，看着远处怡人的风景，心情十分畅快。村前五个土墩子引起了周辅成和他朋友的兴趣。大家商量着要为这五个土墩子想出别致的名字，大家抓耳挠腮没有头绪。此时，正在一旁玩耍的周敦颐沉思了一会，脱口而出说，东边的土墩叫木星，南边的土墩叫火星，西边的土墩叫水星，北边的土墩叫金星，中间的土墩叫木星。如果一起叫的话就起名为“五星堆”，周辅成夫人朋友们认为周敦颐说的很有道理，便采用了“五星堆”这个名称。后来，“五星堆”也成为当地著名的一个景观。
周敦颐年少的时候，常常到月岩内读书悟道。月岩距离周敦颐家大约有七公里左右，月岩洞东西两个方向各有一座门。进入洞穴后，如果站立的位置不同，那么视觉也不相同，看到的景物更不相同。如果从东门进入月岩洞，从洞口看月亮只能看见下弦月，再往前走，月亮由缺变圆。行走到月岩洞中间时，月亮便成为望月，随后又开始了由圆变缺的变化进程。周敦颐14岁时，经常在月岩洞中读书，通过观察月岩内月亮的变化形状，他领悟到了“太极阴阳”的思想。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周敦颐开创了理学，而他年少时在月岩洞中对太极的领悟，为他后来理学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周敦颐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生于公元1017年，卒于公元1073年。周敦颐号濂溪，世人将他称为“濂溪先生”。周敦颐为了给学者讲述理学知识，便在莲花峰下开设了濂溪书院，于是便有了濂溪这一名号。周敦颐在濂溪书院期间，为学生们积极地传播理学知识，推动了后世理学的发展进程。周敦颐从小就喜欢研究学问，并具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求学精神。周敦颐八岁时候，父亲去世。随后，周敦颐的母亲带着周敦颐到衡阳投靠舅父。周敦颐聪明好学，深得舅父喜爱，因周敦颐喜欢白色莲花，舅父郑向就在门前凤凰山下亭中为周敦颐种植了白莲。周敦颐每天来此亭中学习参悟，夏天一到，白莲盛开的十分繁密，清幽的香味沁人心脾。周敦颐经常醉心于白莲，而后写出著名文章《爱莲说》，他在文中大赞白莲的高洁和高贵，毫不掩饰自己对白莲的喜爱之情。后来，郑家老房子被改名为“濂溪周氏宗祠”以此来纪念周敦颐在此求学悟道的故事。
古代文人的名号，往往根据居住的地方而来，比如秦观号淮海居士，陶渊明号五柳先生。周敦颐因开设了濂溪学院，便有了濂溪先生这一称呼。周敦颐还曾修建九江烟水亭，改名为“烟水亭”。后人为了纪念周敦颐，有以“濂溪”来命名九江的地标建筑，比如濂溪路。
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的一个流派，是宋代以后“新儒学”的代表性成果，自南宋以后，在政权力量的支持下逐渐成为中国思想领域的执牛耳者，以后元明各代地位日隆，其学术系统和阐发要义也随着时间沉淀而愈发繁复。但是明清鼎革之际，清初统治者并不是顺其自然地继承了这一统治思想，程朱理学在清初地位的确立经历了历史性的曲折与变化。
清初统治者入关后，强制推行“剃发令”、“逃人法”等激化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政策，各地反清运动风起云涌。为了缓和矛盾、控制局势，清初统治者希望借助汉族传统学术思想来巩固统治。在范文程等人的建议下，清廷祭祀孔子，为孔子后裔承袭“衍圣公”头衔。顺治三年(1646年)清政府恢复科举，科举考试依旧从“四书五经”中抽取题目，考试问题沿用八股文。
康熙皇帝本身有着极高的汉学修养，精通满汉文化，他对于推动程朱理学成为统治思想做出了很大努力。康熙帝曾说朱熹的作品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他还将朱熹提拔到孔庙第十一位配享哲人，给予尊隆地位。康熙命学者李光地删节修改《性理大全》成《性理精义》，又主持编辑了《朱子大全》颁布天下。康熙在位后期，程朱理学被尊为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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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人性在宋明时期究竟是解放了还是压制了?
很多人一提起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可能就会说宋明理学对人性的禁锢最严重，但实际上他们可能连宋明理学家到底指谁都不清楚。就人性论而言，宋明理学比早期任何时代都开放，故而这里要指正两个问题：
一，概念演变
宋明理学对于人性有两个观点，一个叫天地之性，即本善之性;一个叫气质之性，即后天人们作恶的根源。宋明理学的看法是，这两种性都是人与生俱来的，不可能消灭任何一方——这是针对佛教和老学思想而提出的!因为佛老要消灭的恰恰是气质之性。而宋明理学的“灭人欲”，实际意思是“灭掉不合理的欲望”，佛老才是“灭掉人的欲望”。
人欲被认为是恶，出自于唐朝韩愈的学生李翱，我们中国直到这个时候，才首次将人作恶的原因归结于“情”，所以讲“性善情恶”。再往上到魏晋玄学，有一个“圣人有情”和“圣人无情”之争，很明显，“圣人无情”命题赢了。所以，从魏晋至于南宋，“无情”、“灭情”的观点是哲学史、思想史上的主流，可以说，这些时期，对于人性是真正压抑着的，“无情”、“无欲”乃是成圣的追求。
理学正是有感于此，才提出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并认为二者都是人天生具备的，这里面的气质之性，指的就是理学以前所说的“情”和“欲”。很容易发现，理学相比于早先的理论，绝对是最开放的——那些连“情”、“欲”都要完全灭绝的思想，怎么可能比理学开放?但是很多人缺乏基本的学术素养，便很容易信口开河人云亦云。如果不相信我说的，那么可以看看当代学界的一些专著和论文。
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贺麟先生早已经指出，这句话绝无可能是程伊川发明的，而是脱胎于民间风俗。有人可能会不屑，说这不是为理学翻案吗?对，确实是要翻案，因为进入到现代化社会以后，中外不少学者都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哲学家在和世俗交流时，通常是世俗影响哲学家，而不是哲学家拉着世俗跑。程伊川当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官员，虽然在士大夫阶层比较有名气，但要想影响民间风俗，那绝无可能，可以说，任何一个哲学家都做不到这一点。
国内现在民间的学术素养，基本上还跟西方近代科学兴起的时候差不多，在古代，人们通常会相信哲学家、思想家在方方面面都能影响到所在国。其实只要对比一下就能发现，今天美国是科学氛围最为浓厚的国家，但一样有非常强大的反智主义思潮，我们国家一直重视科学强国，但民间反科学的人士究竟有多少?任何人恐怕都不能反驳，科学在当代社会的影响力，要远胜于哲学、思想在古代社会的影响力，但即便如此，科学在面对世俗影响力时也基本处于下风状态，就更别说古代的思想家们了。
现代社会中有社会学家做过统计，发现当代社会学、哲学基本都落后于世俗流行文化，通常是世俗已经形成了基本的认识内容，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才姗姗来迟——我以为，这未必不合于古代。而国内比较早就认识到这一点的便是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很早就指出，中国古代老百姓对儒家是冷漠且不熟悉的，可以说，在当时极为看重思想家们对现世产生影响并将过错推在儒家身上的民国时代，这样的观点实在是振聋发聩，且符合于当代学界看法的。可惜，直至今日，民间依旧习惯于将思想家看作是国家结构层面上的主导者——谁能想象到，在西方人们会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影响了西方历史、政治的进程?但在国内，这种愚昧随处可见。
这里还要说一点，鲁迅说中国大致上根源于道教(大意)这句话是用来批评道教的，因为道教是宗教，最容易影响世俗社会，所以，中国的恶和过错基本上是道教的问题——这是鲁迅的本意。有人却误以为是在夸奖道教，又进而把道教替换成道家，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们了。
宋明理学的科技水平如何?
王太庆、汪子嵩先生曾指出，宋明理学乃是中国自然科学发展的巅峰，他们对分析与综合的应用非常接近于西方近代产生出来的科学。而不少史学家和哲学家也都指出，宋明理学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为什么呢?
我们以朱子为例来作个说明：
1、科学史上第一次对雪花的构造提出了假说。
2、北宋的浑天仪是用水环绕大地(和古代相比是最先进的)，于是太阳如何经过环绕大地的水就成了很大问题，但大家一直没办法解决这个困境。到了南宋，朱子第一次指出浑天仪器具中使用水是完全错误的，应该把水换成气——终于，一千年来的困境被解决了。从文献资料来看，他自己很可能亲自动手制作过浑天仪，因此能指出前人有许多妄言。他设想若是人能进入到浑天仪里面，通过仔细观察天上的星体运行轨迹或可得知星体的运行规律和状态——天文望眼镜出现以前，直接观测天体是不可能的事情。
3、对《梦溪笔谈》和北宋科学成果非常重视，鼓励学生们观察使用浑天仪，并动手测量天上星体的角度。朱子本人在测量到北极星仰角度数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后，没有强行解释，而是记载了自己的疑惑，这具备科学实验精神。另外，他还试图解释北极星是否运动这个难题。
4、朱子通过观察，发现山的形状和海水冲刷出来的地貌非常相似，并结合山体中发现的海洋生物化石推测——山体可能是沉积和海水冲刷的共同结果。但是直到三百年以后，西方自然科学家们还误以为这不过是因为海平面曾经上升到了这个高度所致。更晚的时候，西方科学家才提出了根朱子近似的观点。
5、提出九重天的设想，这里的九重天指的是九大星辰，而不是神话中的九重天。其次，他要求学生们编写《星经》和《步天歌》，对天文知识极为重视。
同时，两宋的其他科学成就也不少，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除了上面所言，还包括对于“声音”如何传播的构想，宋人的看法是，声音的传播可能类似于水波的波纹——虽然粗糙，但放在当时，却是前无古人的设想。
李约瑟是从地理环境和古-今科学对比来谈论中国何以不能产生自然科学的，但实际上，我们仔细比较西方近代科学和古代哲学(古代的科学包含于哲学中)，也能够发现二者简直是完全不同的研究框架。而且，并非只有我一个人有这样的疑问——古代西方哲学怎么可能产生出来近代科学呢?之后，在几本《物理学史》和《科学史》中，我发现了重要原因之一，那就是技术的革新。
在放大镜和望远镜出现以前，我们能够看到所有的古代科学在面对最大和最小的对象时，都是以思辨为主，没有一个人能够提出确切的实验证据和具体观测内容。而结果上，我们现代人所观察到的原子、分子等全都依赖于近代技术革新后出现的放大镜，对于宇宙的认识主要依赖于望远镜。
而诸多的技术发明，也帮助科学研究突飞猛进，而技术发明的热潮，却是在帝国全面战争期间产生的，各国皇室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抢夺霸权，便投入大量资金推动技术革命——虽然大部分失败了，然一旦成功，便能对科技史产生重大影响。
随后，现代科学建制出现，产生了专门的学术研究学科。
很多人以为清朝不重视科学，实则不然，清朝是皇家必须学习科学，民间则完全禁止学习科学，这样一来，在科学难以大范围推广的清朝，便很难产生出专门的科学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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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16、17世纪明朝正是阳明学兴起的时候，朝鲜却以“四端七情论”为中心坚持在朱子学的理路上前进。援朝战争中，明朝经略万世德要求朝鲜也让陆象山、王阳明配享文庙，但是遭到尹根硕等人的反对。这些都反映了16、17世纪中华文化圈内虽然都以程朱理学为思想共识，但是各自的差异也开始出现。
藤原惺窝，师从僧人九峰，还俗后从事朱子学著述，被视作日本朱子学的首创者
在中华文化圈的形成过程中，除了政治认同外，文化认同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明朝以前，朝鲜半岛、日本列岛都已经使用汉字很长时间，也深受儒家及汉传佛教的影响。明朝时候，朝鲜、安南、琉球、日本又接受了新兴的宋明理学，这成为中华文化圈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诸国之中，高丽及朝鲜最能与明朝保持高度一致。明朝建立时，正值高丽末期。高丽政权虽然也以儒学理念建构国家体系，但是在思想领域及信仰层面则是佛教占据主导。高丽末期，受到元明崇尚程朱理学的影响，高丽儒生也引入程朱理学力图振兴儒学。
安珦(晦轩)是最早在高丽提倡程朱理学的人。他曾经跟随高丽世子留居燕京。在燕京期间，安珦抄录了朱子著作带回高丽，并在国子监中弘扬朱子学。安珦之后，白颐正(彝斋)赴元朝生活十年，研习程朱理学。白颐正的学说传人有李齐贤(益斋)、朴忠佐等人。李齐贤传弟子李谷(稼亭)、子李穑(牧斋)。李穑传弟子郑道传(三峰)、李崇仁(陶隐)，郑梦周(圃隐)也从游于李穑。白颐正一系，成为高丽末期程朱理学最有影响力的传承体系。此外，还有权溥在高丽刊行朱熹《四书集注》，禹倬传授程朱易学。
经过这些儒者的努力，李齐贤说高丽末期已经“天下同文，家家户户置程朱之书，人皆知性理之学，教化之道近乎成”。程朱理学已经成为朝鲜半岛上最普遍的学问。并且高丽儒生还形成了先学朱子四书学、再读五经的儒学学习程序。
高丽儒者对程朱理学的探讨从伦理规范发展到统治道义，形成经世思想。被李穑称为“东方理学之祖”的郑梦周，在政治上力主高丽放弃北元、转而与明朝结成宗藩关系。在学术上依照春秋义理提出“尊华论”。在社会建设上，他引入《朱子家礼》，建立家庙、倡导三年丧服制度。在个人人格上，他为高丽王朝殉节，成为朝鲜时代忠义的典型。
安珦(晦轩)，最早在高丽提倡程朱理学
在朝鲜王朝的制度建设中，郑道传(三峰)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按照周礼六官与明朝六部制度编撰《经国大典》，分为《吏典》《户典》《礼典》《兵典》《刑典》《工典》。在《经国大典》中贯彻了儒家的民本、德治两个原则。
朝鲜建国后全面引入明朝制度，形成与明朝相同的政治构造与社会土壤，这成为朝鲜接受明朝思想文化的环境。
在政府架构上，朝鲜模仿明朝六部，设六曹：吏曹、户曹、礼曹、兵曹、刑曹、工曹。六曹之上设议政府，由领议政、左议政、右议政合议。地方设五道，后增为八道。仿照明朝御史制度，设暗行御史，监察地方。
在立法上，刑律则执行《大明律》。
在文教、选举领域，朝鲜如明朝一样在中央设置成均馆，在地方设置乡学。士子入书堂习汉文，再入乡学。应试合格者为生员，进入设在汉城的成均馆学习。参加经文科举考试及第者，授予官职。
如同明朝文官政府、科举制度培养出士子阶层，朝鲜的官僚制度与科举制度也培育出一个相同的士子阶层。这是朝鲜在政治上有中华认同之外，文化上形成中华认同的原因所在。
在推行以儒家思想治国的过程中，朝鲜世宗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朝廷中，世宗设置集贤殿，对集贤殿学士赐暇读儒经。制定国家五礼体系?(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士庶家礼(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编撰《三纲行实图》，以儒家纲常伦理教化民众。
由于朝廷崇儒，大批儒生进入官僚集团，形成政治上的既得利益阶层，史学家称之为“勋旧派”。勋旧派的文化贡献主要体现在遵照朝鲜王的命令推行文化政策。代表性学者是郑麟趾(易斋)，他是理学家权近(权溥后人)的传人。
与勋旧派相对，还有一批儒生以道统自任，被称为“士林派”。士林派祖述郑梦周，构建出“郑梦周(圃隐)—吉再(冶隐)—金叔滋?(江湖)—金宗直(毕斋)—郑汝昌(一蠹)、金宏弼(寒暄堂)—赵光祖(静庵)”的道统体系，并以程朱理学为基础提出道学的政治理想。面对朝鲜前期王位更迭及官僚政治中的违反纲常、不道义的现象，他们以程朱理学为思想武器，勇于批判。正因如此，士林派遭受朝鲜王及勋旧派的政治迫害，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遭受多次士祸。金宏弼、赵光祖都死于士祸中，金宗直也被剖棺斩尸。
16世纪后半期是朝鲜程朱理学的真正形成期。从这一时期开始，士林派成为政治上的主导力量。朝鲜儒生对程朱理学的理解水平大幅提升，已经可以提出自己独到的观点，并形成了以四端七情论为论争中心的岭南学派和畿湖学派。
岭南学派的理论基础来自李滉(退溪)。李滉被看作是正统朱子学的维护者。他编撰了《朱子书节要》，成为朝鲜儒生研习朱子学的基础。他所撰写的《宋季元明理学通录》以朱子学为正统对宋明儒学史进行了梳理。李滉对明朝的学术潮流十分敏感，对于刚刚兴起的阳明学，他撰写了《传习录论辩》对《传习录》逐条驳斥。对明朝哲学家罗钦顺的主气论，李滉撰写《非理气为一物辨证》进行批判。因为李滉的巨大威望，阳明学被朝鲜儒学者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斥。作为士林领袖，李滉尊重学校，奏请朝鲜明宗下赐绍修书院匾额，倡导了朝鲜的书院讲学之风。在朝鲜朝后期，书院成为比成均馆、乡学更加重要的士林活动中心。因为退溪的提倡，朝鲜的书院讲学之风的兴起，与明朝陈献章(白沙)之后书院讲学之风相比，也只是略晚而已。
▲岭南学派的理论基础来自李滉(退溪)
李滉自己的思想体系总结在晚年所作的《圣学十图》中。《圣学十图》以图像形式表达他对天人关系、人伦规范的结构性的系统理解。这种表达形式是朝鲜理学的独创。
李滉最有名的论说是“四端七情论”。这是1559年到1566年间，李滉在与奇大升(高峰)的论争之中提出的。是朝鲜儒学对性理学的发展。李滉将“四端”与“七情”相对，认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李滉强调理的根源性，提出“理自到说”。李滉的理论暗含着将人心与道心对立的趋势。
畿湖学派的理论基础来自李洱(栗谷)。李滉去世后，成浑维护李滉的观点，就“四端七情”问题与李洱发生论辩。李洱提出“气发理乘一途说”，认为“发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四端七情都是气发，理蕴含于气中。李洱认为四端为七情中之善者。李洱的理论把人心与道心统一起来。
作为理学家，李洱思想的代表作是《圣学辑要》，以《大学》体系综合儒学。对朱熹的《小学》加以注解，撰写《小学集注》。在普及理学方面，李洱撰写了《四书谚解》《四书小注》。与李滉一样，李洱也重视学校建设，他撰写了初级教育教材《击蒙要诀》以及规范学校教育的《学校模范》。作为士林派在政治上的核心人物，李洱还提出振纲纪、革弊端、安民生的改革要求。
由于李滉、李洱在性理学、尤其是“四端七情论”上对立，其各自门徒形成岭南学派与畿湖学派。而按照朝鲜党争的分野，岭南学派多属于东人党，畿湖学派多属于西人党。学派的分裂与政治上的党争又结合在一起，造成了朝鲜后期政治与社会的分裂。
16、17世纪明朝正是阳明学兴起的时候，朝鲜却以“四端七情论”为中心坚持在朱子学的理路上前进。虽然朝鲜也有人学习阳明学，如许筠(蛟山)、张维(溪谷)等，但朝鲜理学家的主流仍然是批判阳明学。万历二年(1574年)，王阳明配享文庙，这象征着官方对阳明学正统地位的承认。同年，朝鲜理学家许葑出使明朝，在国子监中猛烈地批判阳明学为异端。援朝战争中，明朝经略万世德要求朝鲜也让陆象山、王阳明配享文庙，但是遭到尹根硕等人的反对。这些都反映了16、17世纪中华文化圈内虽然都以程朱理学为思想共识，但是各自的差异也开始出现。
与朝鲜不同，日本的儒学传承主要在博士家中，以汉唐注疏为主。朱子学形成后，主要是经由禅宗中的临济宗传入日本，禅僧玄惠法印、岐阳方秀、桂庵玄树都曾宣传、化用朱子学。而将朱子学发扬光大的则是生活在16世纪后半期的藤原惺窝。
藤原惺窝师从僧人九峰，还俗后从事朱子学著述，被日本学者看作是日本朱子学的首创者。藤原惺窝正处在日本由战国走向统一的时代，前有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后有德川家康。因而，藤原惺窝提倡以儒家五伦、五常作为日本社会的伦理准则，为统一的政治统治提供思想基础。因而，藤原惺窝重视四书、五经，并以朱子学的理论阐述伦常纲纪。藤原惺窝简化了朱熹对于“理”的论证，将“天道”、“性”、“理”三者视为同一，以贯穿在他的理论体系中。
据林罗山《惺窝先生行状》，藤原惺窝“读圣贤性理之书，思当世无善师，而忽奋发欲入大明国，直到筑阳泛溟渤，逢风涛漂著鬼海岛。先生常慕中华之风，欲见其文物，虽然其盛志不遂而归，先生以为圣人无常师，吾求之六经足矣”。藤原惺窝虽然最终没有来过明朝，但是对于明朝一直都很仰慕，这是源于他所习之朱子学。
林罗山是藤原惺窝的弟子，他生活在16世纪末期与17世纪上半期，相当于万历、隆庆、天启、崇祯年间。林罗山以独尊朱子著称于日本哲学史。他批判陆九渊夹杂老庄之学，更是排斥佛学。德川幕府建立后，林罗山是幕府统治合理性的主要论述者。林罗山援引朱子学论证幕府统治下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虽然在思想上，林罗山独尊来自中国的朱子学，但是在政治上他对明朝评价不高，专门仿照贾谊《过秦论》而写有《过明论》。
17世纪，日本还有一位重要的朱子学家——山崎闇斋。与林罗山注重朱子学义理为幕府统治作论辩不同。山崎闇斋的学术贡献主要是在对朱子学文本的注释与讲解上，以及对朱子学的传播上。自山崎闇斋之后，朱子学在日本大行。但是，晚年的山崎闇斋转信神道，成为垂加神道的创立者。正是在16、17世纪朱子学的传播下，日本学者对中国思想的认同，转而形成对“中国”的认同。
▲山崎闇斋是17世纪日本重要的朱子学家
与朱子学在朝鲜居于绝对统治地位不同，日本江户时代德川幕府虽然重视朱子学，但是朱子学尚未取得独尊地位，因此，17世纪时，阳明学也开始在日本得到传播，其重要人物是被称为“近江圣人”的中江藤树。中江藤树对林罗山的观点多有批驳。在中江的思想体系中，他十分注重“孝”，认为孝是天、地、人三才的至德要道，并将孝与心法、太虚、修齐治平相联。中江藤树的弟子熊泽蕃山调和中江的阳明学与林罗山的朱子学，他脱离了中江藤树以自我修养而明德的内在心性论路径，转向政治王道主义。17世纪的日本阳明学对江户时代影响甚大。江户时代后期著名的起义领袖大盐平八郎极为崇尚中江藤树，称“受其赐亦厚矣”(《儒门空虚聚语》)。
程朱理学在朝鲜、日本的传播及其在地化，既使14—17世纪东亚读书人有了思想的共识，形成同一个文化圈，又使朝鲜、日本的朱子学在16、17世纪呈现出地方性的发展态势。1644年明朝的灭亡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基于理学思想的“华夷之辨”，出于对中国文明的认同，朝鲜自居为“小中华”，而日本儒者也将本国视为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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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宋王朝太祖赵匡胤死后太宗继位，而太宗赵光义正是太祖的弟弟，太宗继位由于很不符合儒家的父死子继，整了个兄终弟及，因此宋朝初期对继位问题各说纷纭。因为当时的太祖有两个儿子赵德昭、赵德芳，尤其是赵德昭在太祖死是已经成年。因此太宗说出来的金匮之盟，不管真假但是继位问题都应该按兄终弟及来实行。可惜的是太宗太宗不太地道，先是逼死了赵德昭，而不久后赵德芳有突然年纪轻轻病死，之后又流放了自己的弟弟赵廷美，使其闷闷而死，最后在太宗死后由自己儿子继承了皇位。
可是宋朝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在宋高宗赵构之后，由于儿子都已夭折，随着年龄增大，不得已立了当时太祖一脉赵德芳的子孙为皇子，之后他继位为宋孝宗。而到宋宁宗时期，依旧是所有皇子夭折，这是的奸相史弥远看到了机会，在宁宗死后，联合当时的皇后立了本来是平民的赵与莒为帝，即后来的宋理宗，而宋理宗正是太祖儿子赵德昭的九世孙。这样循环下来，真不得不说再有天道干涉。宋理宗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宋理宗从这个庙号就应该可以看出，后世理学知识分子对他的推崇。宋宁宗的时候由于发生了一次庆元党禁，定义了当时的理学为伪学。这次党禁中大儒朱熹正在其中，因此当时的理学知识分子可谓遭到了灭顶之灾，几乎所有的官员贬的贬死的死。而到宋理宗前期，由于当时奸相史弥远权势滔天，并且宋理宗的得位并不正，因此刚刚有所起色的理学又遭受了打击。
直到宋理宗亲自执政后，他对理学推崇备至，亲自把程颐、程颢、朱熹送进了孔庙，这时全国都掀起了理学热潮，并把理学正式定义为国学。可惜的是由于宋理宗已经到了南宋的晚期，北方蒙古帝国理的铁蹄几乎踏遍了欧亚大陆，而偏居一隅的南宋自然不可避免，因此宋理宗死后十五年宋朝彻底灭亡，迎来了强大的元朝。而理宗更为不幸的是，就是他死后没多久，坟墓就被人掘墓了，人头也被人去邀功献给了当时的元朝。知道朱元璋攻占元大都后，才找到宋理宗的人头，并重新修建其陵墓。
理学其实在宋朝文人圈里真的没有后世影响那么大，从程颐程颢上奏攻击秦桧，到后世的朱熹被党禁所连累，证明理学当时也只限制在当时士大夫阶层流行遵守，并没有无线扩张到当时的亲民阶层，即使宋理宗把理学定义为国学，也只是限于知识分子当中，而且由于宋理宗晚年时有昏庸无度，并且奸臣贾似道当权因此理学也没有多大发展，毕竟时间比较短。
理学真正发展起来的阶段还是在大明朝，它继承了宋朝的文化遗风，并且开创了八股取士的知道，明确规定了朱熹四书集注为考试正统，毕竟当权者姓朱这也无可厚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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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宋明理学亦称“道学”，是一种既贯通宇宙自然(道教)和人生命运(佛教)，又继承孔孟正宗(根本)，并能治理国家(目的)的新儒学，是宋明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汉儒治经重名物训诂，宋儒则重阐释义理、兼谈性命，因有此称。
理学是中国古代精致、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同时成为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理学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兼容佛道两家的哲学理论，论证了纲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至元朝成为官方哲学。
重要理学家有北宋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灏，南宋杨时、朱熹、陆九渊、林希逸，元吴澄、许衡、刘因、 郝经、姚枢，廉希宪，张文谦，刘秉忠、赵汸、汪克宽、华幼武、吴海、戴良、李祁、张宪、梁寅、苏天爵等，明湛若水、王阳明、朱得之等，广义上包含三苏、王安石、司马光等。其哲学中心观念是“理”，“理”是产生世界万物的精神的东西。理学出现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概述
宋明理学，即为两宋至明代的儒学，虽然是儒学，但同时借鉴了道家、玄学甚至是道教和佛学的思想。
宋明时期儒学的发展是儒、释、道三教长期争论和融合的果实，也是春秋战国和汉代这一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思想体系的完善过程。它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形态呈现出来，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北宋嘉祐治平年间(1056年—1067年)，儒学发展形成了王安石荆公学派、司马光温公学派、苏轼的蜀学等派。后来谈兼性理而著名者，有周濂溪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后来洛学由朱熹发扬光大，在福建创出闽学，成为居正统之位的程朱理学。濂、洛、关、闽四学派，人称理学四派。理学实际创始人为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兄弟(程颢，程颐)，至南宋朱熹而集大成。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提出“理”先于天地而存在，将上的地位。其为学主张“即物而穷理”。与朱熹对立的为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提出“宇宙便是吾心”的命题。
明代，王守仁进一步发展陆九渊的学说，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断言心之“灵明”为宇宙万物的根源。为学主“明体心”、“致良知”。此外，北宋张载提出的气一元论，与二程截然不同。明代王廷相以及明末的王夫之、颜元等，对程朱、陆王皆持反对态度。至戴震著《孟子字义疏征》，得出“理存于欲”，指出“后儒以理杀人”，则更给予了理学以有力的批判。
宋明理学，理学一名始称于南宋，朱子曾说“理学最难”，陆九渊也说“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明代，理学成为专指宋以来形成的学术体系的概念。
理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理学就是指宋明以来形成的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包括：(1)在宋代占统治地位的以洛学为主干的道学，至南宋朱熹达顶峰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后来习惯用“理学”指称其思想体系。(2)在宋代产生而在明代中后期占主导地位的以“心”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狭义理学则专指程朱学派。
产生原因
1.经学的发展瓶颈促使了儒学内部的改革
2.佛教、道教的冲击
3.三教合一的思潮
4. 先秦儒道、诸子分家后，儒家宇宙论、本体论、心性论的不完善
5.理学家们的个人努力，提出复兴理学
6.儒家的正统地位受到打击。
代表人物
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即北宋五子;
南宋：朱熹、陆九渊;
明代：王阳明。
就主导思潮而言，理学官方代表人物可概括为“程朱陆王”。
主要派别：按现代学术界的通常做法，可以把宋明理学体系区分为四派：“气学”(张载为代表)、“数学”(邵雍为代表)、“理学”(程朱为代表)、“心学”(陆王为代表)。
宋明理学所讨论的问题随不同时期、不同流派而有所不同。理学与唐以前儒学尊《五经》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四书》成为尊信的主要经典。价值体系和功夫体系都在《四书》。《五经》为粗米，《四书》为熟饭。理学的主要根据和讨论的问题都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紧密相关。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大体是：理气、心性、格物、致知、主敬、主静、涵养、知行、已发未发、道心人心、天理人欲、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等。
宋元明时期，是中国文化和哲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由于宋明时期中国哲学的主要代表形态是理学，人们习惯上多以“宋明理学”的概念来称呼这一时期的哲学。
宋明理学是儒学的一种历史表态，是继魏晋把儒学玄学改造之后，宋明理学是对隋唐以来逐渐走向没落的儒学的一种强有力的复兴。这个复兴儒学的运动，由隋唐之际的王通发其先声，由唐代中期以后的韩愈、李翱、柳宗元诸人继其后续，而至两宋时期蔚为大观，形成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而又影响久远的儒学运动。在时间上，这场儒学运动持续到明清之际，影响直至当代;在空间上，这场儒学运动不限于儒学的故乡，还牵涉到受儒学影响的东亚诸国，以至于在这些国家，所谓的儒学主要就是理学(或称性理学);宋明理学是当时中国有抱负有思想的学术群体对现实社会问题以及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文化挑战的一种积极回应，他们在消化吸收道佛二教思想的基础上，对佛道二教展开了一种与孟子“辟杨墨”相类似的所谓“辟佛老”的文化攻势，力求解决汉末以来中国社会极为严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
宋明理学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有思想有见识的中国人在思考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与文化问题中所生出来的哲学智慧，它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后半期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走势，现代的中国人仍然不得不面对由它所造成的社会及文化后果。然而也正是这个智慧成果，其在成功地回应佛老而使儒学重新走上正统地位。
我们研究理学哲学智慧，不仅在于了解它对回应与解决当时社会与文化问题作了怎样的解答，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对其的分析来帮助我们思索一些诸如“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如何正确回应外来文化”、“如何正确面对和处理社会成员中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等对当代仍至为重要的哲学问题。从新树立国人的信仰，正是理学智慧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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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作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无疑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但从总体上看，它至少有以下两个主要的特点。
(一)思辨化的儒学
与先秦、汉唐儒学不同，宋明理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思辨性。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因其所具有的三世因果的彼岸性深深吸引了儒学的知识分子，也刺激了佛教与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发展。但相对而言，儒家的应变总体上是滞后的。在唐一代，儒家学者中的有识之士如韩愈、李翱等，就已经意识到儒学面临着佛道二教尤其是外来佛教在文化上的严重挑战。但他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 比较简单化，韩愈主张“人其人，火其书”，用政府行政干预的方法来禁止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李翱思考得相对深入一些，主张援道入儒、以儒包佛，来解决佛教文化的冲击。
宋代的理学家们认识到，儒学之所以会受到来自佛教和道教的挑战，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儒学本身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原始儒家大部分典籍失传，直到近代才出土大量竹简，所以如何从哲学本体论上论证儒家思想的正当性与必然性成为儒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先秦孟子从“四 端”说出发，对儒家的性善论作了论证，荀子则从性伪说出发对性恶论作了论证，董仲舒把儒家道德嫁接在讲究阴阳灾异的世界观上，对儒学作了谶纬神学式的论证。在宋明儒学家看来，以往的这些论证要么是“不备”(不够充分，如孟子)，要么是“不明”(混乱不清或者错误，如荀子与扬雄)，而董氏的阴阳灾异和神学 化的论证则更显得粗浅，实际上已误入歧途。
理学家们为了建立儒家的形上学，他们一方面借鉴道家、玄学甚至是道教和佛学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成果，一方面在传统儒学寻找能够用来构筑哲学形上学的因素，例如被列于 “六经之首”而最具形上学性质的《周易》的道器观，孔子的“仁”学，《孟子》与《中庸》对于“性”与“天”的问题的探讨。
理学家们吸收利用这些外来的和传统的文明成果，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儒学形上学本体论概念，并给予系统的哲学论证，如周敦颐、邵雍的“太极”、张载的“太虚”、二程和朱熹的“天 理”、王安石和二苏的“道”、陆九渊和王守仁的…‘心”，等等。传统儒学经由理学家们的改造，道德信条式的理论体系终于变成以哲学形上学作基础的哲学理论体系。就此而言，它体现着宋明理学家们融合创造的哲学智慧。
(二)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学
从儒学自身发展来看，理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或者儒学复兴运动，它所强调的义理之学，是对于汉唐儒学的一种反动，表现出一种想要摈弃汉唐训诂之学而直接面向经典、回复圣人之道的气势，颇有一点“文艺复兴”的味道。理学家们标榜自己的学说为“实学”、“实说”，批评佛老的学说以及汉唐的章句之学和讲求诗词歌赋的词章之学为“虚学”、“虚说”。虚实之别，就在于是否讲求儒家的义理。理学所强调的义理，实质上也就是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它包括儒家所提倡的纲常人伦以及内含于其中的“所以然”与“所当然”的道理。
理学家所强调的义理，就其内容而言，与汉代董氏的儒学相比，其重点不在政治哲学上，而在伦理道德上;与先秦的元典儒学相比，其对伦理道德的阐述，更侧重于哲学的表达。宋明理学家在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上，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逻辑层次的哲学范畴和理论结构。无论是各种各样的理学本体论、作为道德基础的人性 论、“存理去欲”或“存心去欲”的修养论、“格物”或“格心”的认识论、成贤成圣的境界论、由修齐而治平的功能论，均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
综观宋明理学，心学一派对于伦理道德以外的事物并无兴趣，理学一派由于“格物穷理”的理论指导，对于万物之理的认识仿佛也有超出伦理道德狭隘范围的趋势，然而其理论目的仍然指归于对儒家伦理的必然性、普遍性和绝对性的把握。所以，无论是理学的宇宙论、本体论或知识论，都不能简单地与西方哲学相比附，其思维的对象不是自然与万物，而是伦理与道德，其理论的旨趣不在于人类理智对于自然对象以及人类理智自身的把握，而是人类对于社会伦理价值与规范的正当性的认识和对于主体道德的个体自觉。
主要学派
宋明理学的主要学派，包括：
周敦颐的道学派(以“道”为核心概念)
王安石荆公学派
司马光温公学派
苏轼的蜀学等派
邵雍的数学派(以“数”为核心概念)
二程与朱熹的理学派(以“理”为核心概念)
胡安国、胡宏、与张栻的湖湘学派(以“性”为核心概念”)
陆九渊与王阳明的心学派(以“心”为核心概念)，
陈亮与叶适的事功学派(以“事功”为核心概念)等。
陆王心学于程朱理学日趋僵化之际，而盛于明代中后期。张横渠、罗钦顺与王夫之的气学则于心学日趋式微之际，与事功学派合流而盛于清代。
总结
南北朝时期：佛、道盛行，儒学面临挑战;南北朝;佛教徒提出佛为正，儒道为邪教，三教归佛，又称“三教合一，隋朝：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唐朝：统治者奉行以道为主的三教并行政策，儒学的地位受到挑战。北宋时，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他们又冲破汉唐儒学的束缚，融合了道佛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理学：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产物(当时佛教已经大致完成融合儒道的进程)。是儒家思想汲取道家、玄学、道教、佛教的有益内容，并注入哲学因素，囊括天人关系的形成的更为理性化、思辨化的思想体系。
周敦颐：宋明理学之鼻祖，为宋明理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二程老师，其对朱熹的思想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周敦颐著作《太极图说》被视为理学之大纲。
程颢、程颐：确定了理学的最高范畴“天理”，(这里的“天理”即是封建的等级秩序和道德规范，或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并主张先理后物。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伦者，天理也”;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物皆有理，把知识、道理、天理联系起来。
朱熹为集理学之大成者，主张：天理是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强调“存天理，灭人欲”; 通过学习、实践提高自身的修养(“格物致知”)的目的是明道德之善;③编著《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朱熹在历史上被誉为一代儒学宗师，地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
程朱理学适应了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但三纲五常的纲常名教，严重地束缚了人的思想和生活;朱熹的学术思想对日本、朝鲜和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宋时期理学发展到心学，陆九渊是心学的开创者，其核心命题是“心即理也”，意思是本心即天理——世界的本源是心。名言：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王守仁是心学的集大成者。宣扬“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在认识论上，他提出 “致良知”学说：认为良知就是本心，就是理，天理就在自己心中，只要克服私欲、回复良知就能成为圣贤。(通过内心的自我反省达到“致良知”)
评价
顾炎武曾痛责明末以来的清谈理学“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老庄，今之清谈孔孟”。 颜元称：以为“秦火之后，汉儒掇拾遗文，遂误为训诂之学。晋人又诬为清谈，汉唐又流为佛老，至宋而加甚矣。仆尝有言，训诂、清谈、禅宗、乡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诬民，而宋人兼之，乌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也!仆窃谓其祸甚于杨墨，烈于嬴秦。每一念及，辄为太息流涕，甚则痛哭!”又指责“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也”。其门生王源对理学虚伪性的无情揭露更为露骨，他说“明季流贼之祸，皆阳明所酿也”。 余英时说：“理学家虽然以政治主体的‘共治者’自待，但毕竟仍旧接受了‘君以制命为职’的大原则。”
消极：理学被曲解之后以三纲五常维持专制统治，压制扼杀人的自然欲望和创造性。适应了统治阶级压制人民的需要。
积极：有利于塑造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重视主观意志，注重气节道德，自我调节，发愤图强，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凸现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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