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学派
王艮明朝哲学家，初名银，王守仁替他改名为艮，字汝止，号心斋，生于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卒于嘉靖十九年(1541年)，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他出身于一个世代灶户(从事盐业生产)的家庭，，7岁就读乡塾，11岁因贫辍学，随父兄烧盐。19岁起，多次到山东经商，曾一度习医。后转而治学，成为泰州学派的创立者。
王在山东谒孔庙时，得到很大启发，认为“圣人者可学而至也”。于是日诵《孝经》、《论语》、《大学》，置书于袖中，逢人质义。
在10多年的自学中，一方面不耻下问，一方面“不泥传注”，强调个人心得。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认为“道”不是神秘的东西，“道”应解决老百姓的穿衣吃饭问题，有衣穿有饭吃才是真理。38岁时去江西往游王阳明之门，下拜执弟子礼，王阳明对他甚为称许。在从学中，一度受王阳明主观主义“良知”学说影响，但他始终坚持独立思考的治学态度，因而“时时不满其师说”。嘉靖二年(1523)，北上入京，沿途讲学，受到各方重视而轰动一时，王阳明闻讯大为震怒，欲设法召他回来“痛加制裁”，但已鞭长莫及，他的学术思想已流传四方。嘉靖五年(1526)，王应泰州知府王瑶湖之聘，主讲于安定书院，宣传“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求学者纷至沓来，这为泰州学派的创立准备了条件。嘉靖十八年(1539)，57岁的王艮已病魔缠身。次年冬，病重弥留时，他对儿子王襞说：“汝知学，吾复何忧!”他希望泰州学派能延续下去。逝世后，四方送葬者有数百人之多。
王艮的一生对泰州学派作出很大贡献。他的学生大多为下层群众，计有农夫、樵夫、陶匠、灶丁等487人。王艮不信“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天才论，而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这是他自学成才的切身体会。由于他非经院出身，一生文词著述很少，着重口传心授，使“愚夫愚妇”明白易懂，这成了泰州学派的特色之一。王艮的著作，后人辑为《王心斋先生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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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 王艮，明代哲学家。泰州学派创始人。生于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即1483年7月20日。卒于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即1541年1月2日。享年五十八岁。
王艮，生活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的上半叶。当时，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衰落的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商品经济不断发展，手工业者和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衰败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更加腐败，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更加残酷，阶级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置身于这个黑暗社会生活底层的王艮，为谋生存、求发展，不得不顽强地争斗和迂回 前进。终于使一个海滨的穷灶丁，锻就为“名垂史册”、受人仰慕的学者。
王艮的一生，大致上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烧盐、贩盐发家时期(从孩提至26岁);发愤刻苦自学、悟道讲学时期(27岁至37岁);从学王(守仁)门、周流各地时期(38至46岁);独立讲学，自成一家时期(这一时期，为王艮活动的鼎盛时期，47岁至58岁)。
泰州学派观点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一生勤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的学识博大渊深、包涵很广，在哲学、伦理、社会政治以及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丰富详实的论述，构成了泰州学派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特色。
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百姓日用之学”，是王艮思想的闪光点和泰州学派思想的主旨和重要的进步命题，具有鲜明的人民性。他还把“百姓”和 “圣人”放在等同的地位，说：“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王艮的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小生产者、小市民阶层的要求和愿望，维护了劳苦大众的利益。他的人民性的观点，是具有反封建统治的进步意义的;
王艮的“格物说”，构成他讲学传道的思想基础，具有鲜明的反抗封建压迫的积极意义。他说：“格物致知四字本旨，二千年来未有定论”。他认为“格，如格式之格，即后挈矩之谓”。“挈矩”，意为度量。他说：“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挈矩，则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这就是说：“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格物”必先“正已”，“本治而末治，正已而物正”。王艮的这番话，明白地指出“正人必先正已”;
王艮的“明哲保身”说，是他与封建统治者消极、不合作的体现，起到了反抗封建统治政治压迫的积极作用。王艮主张尊身、安身、保身、爱身。他说：要“以身为本”，“修身立本”，“立本安身”，“明哲保身”，“身尊则道尊”。他提出的明哲保身以及出、处、进、退、隐、见等策略，形似消极，实质是以退自保、以退求进的一种手法，是非常明智的，是一种反映社会悲剧矛盾(既有变革因素而其因素又不成熟)，有志改革者寻求政治解脱或出路的呐喊和辩解;
王艮对于社会政治类型作出“三种景象”的区分，即羲皇景象、三代景象、五伯(霸)景象。王艮还在垂暮之年(逝世前两年)，亲自起草《均分草荡议》并带头践议，将多余的草荡无偿划分给贫民。这样的具有反封建独占的平均主义、小私有观点和行动，在“田连阡陌”、“一人口插几张匙”的封建地主眼里，把它视为“异教旁门”、大逆不道，而广大劳苦大众则是衷心地拥护和爱戴他的;
王艮的“以孝弟为本”的“孝悌观”，既继承了中国相传数千年优良传统，又突破了“五经传注”的伦理传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王艮自称学的是“总经”。这就是说，他学的东西为人所未学，他有一套自己的主见。他说：“盖闻天地之道，先以化生，后以形生。化生者，天地，即父|母也;形生者，父母，即天地也。是故仁人孝子，事亲如事天，事天如事亲，其义一也”。但王艮主张的“孝”和“悌”，不是绝对盲从，而是坚持独立思考，有所选择。他说：“父兄所为，不可不识;父兄所命，不可不择”。这些都说明王艮不仅能真心诚意地事奉他的父兄，但绝不是“愚孝”、“盲从”，而且能做到抵制和纠正他们的一些错误的东西。因此说，王艮的“孝悌观”和传统的“孝”和“悌”是有原则区别的;
在教育思想方面。王艮的“有教无类”的教育学风以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学习和教学态度，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发展和传承
泰州学派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社会基础和诸种条件，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史的必然。清末民初袁承业说：“心斋先生毅然崛于草莽鱼盐之中，以道统自任，一时天下之士，率翕然从之，风动宇内，绵绵数百年不绝。”泰州学派的形成、发展过程，可大体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王艮开门授徒，逐渐形成泰州学派，是为开创时期;
第二阶段，经过王艮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王栋、王襞、何心隐等的阐述、继承和传播、发展，是为泰州学派的兴盛时期;
第三阶段，再经过四传、五传，以李贽为代表的思想、文艺领域、以徐光启为代表的科学领域，对泰州学派思想的发扬光大，掀起了一股股声势浩大的早期启蒙思潮，是为泰州学派的顶峰时期。
泰州学派对晚明社会在思想、文艺、科学、文化等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辉煌的、为世人所称道的和永难磨灭的。据记载，泰州学派从王艮开门授徒至明末，五传，其弟子有姓名可查者达487人。其中载入《明史》者20余人;编入《明儒学案》者3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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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李贽(1527-1602年)，字宏甫，号卓吾。福建泉州府人，汉族。明代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举人，历任河南共城(今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户部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仕宦生涯历21年，于万历九年到湖北客居于耿定理家，教授耿家子弟，潜心研究学术。主要著作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他崇尚儒家学说，但反对当时把程朱理学作为评价是非的唯一标准;强调为社稷民生着想、关心百姓生活才是“真道学”;提倡个性自由、官民平等和男女平等，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主要地位。
李贽深受“阳明学”支流“泰州学派”影响，且以“异端”自居。针对当时官学和知识阶层独奉儒家程朱理学为权威的情况，贬斥程朱理学为伪道学，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诗文多抨击前七子、后七子复古之主张，认为《西厢记》、《水浒传》就是“古今至文”。公安派三袁兄弟受其影响较深。晚年颇好史学，据历代正史纂《藏书》，又广泛收集明代资料撰写《续藏书》，对传统史学观点有所突破。李贽承认个人私欲，“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天尽世道以交”，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商业交易合乎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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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王艮和他所创立的泰州学派，以其“百姓日用之学”和“淮南格物”的独特风旨，构成它不同于前人、也不同于王阳明的独特思想体系，自成一家。其门墙之盛，并不逊于渐中、江右诸王门;而其影响之大，则有逾于王门诸派。《明史·王艮传》说：“王(守仁)氏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之上。然艮本狂士，往往驾师说上之，持论益高远，出入于二氏。”《王畿传》也说：“泰州王艮亦受业守仁，门徒之盛，与畿相垺。”在我们看来，布衣王艮之所以能在学术上超过王门诸子中的封建官僚士大夫，首先在于他始终如阳明所说“圭角未融”，保持了平民性格和特色，保持了他和下层群众的联系。其次，从学风来看，王艮自诩为“东西南北之人”，没有正宗儒学的严格道统观念。他治学不重师教，兼收并取，亦儒亦释亦道。即使在儒学内部，他也不严守门派家法。如其认为，朱、陆之争并无是非可分，说：“昔者，陆子以简易为是而以朱子多识穷理为非，籽江多识穷理为是而以陆子简易为非。呜呼，人生之间，孰知其是与非而从之乎?”又如前所述，他对王阳明与湛若水之问的争论也采取折衷调和的态度。而从他标举“自然”来看，则又多少汲取了陈(献章)、湛(若水)的思想。难其不拘守师说，才能“往往驾师说上之”，形成自己的独立学派。这大概也是学求本身发展的一条规律吧。
袁承业在重订王艮、王栋、王襞遗集时，费二年之力，编成《明儒王心斋先生师承弟子表》。虽如袁氏自谓“搜罗未广，遗漏颇多”，然亦可概见泰州学派的发展状况。袁氏在该表序言中说：“心斋先生毅然崛起于草莽鱼盐之中，以道统自任，一时天下之人，率翕然从之，风动宇内，绵绵数百年不绝。”该表著录自王艮至其五传弟子共计487人，其中以进士为官者18人，以贡士为官者23人;载入《明史》者20余人，编入《明儒学案》者30余人。“上自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农吏，几无辈无之。”按地区分别，则江西得35人，安徽23人，福建9人，浙江10人，湖南7人，湖北11人，山东7人，四川3人，北直(河北)、河南、陕西、广东各1人，江苏本省百数十人。从这个不完全的统计中，可以看出两个特点：一是泰州学派的传授对象十分广泛，但仍以下层群众为主，尤其在泰州本地，受学者多数是劳动人民;二是泰州学派并非囿于一隅的地方性学派，其思愁学说的传播地区，主要是在长江中下游，尤其是在长江三角洲和赣水流域等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看来，这并非偶然。
泰州学派的历史影响，并非因其宣传了阳明心学而著名(其实，在发挥“良知”学说方面，泰州学派远不如王畿一派)，而主要是因为它发展了平民教育，提出了背离正宗儒学的“异端”思想，甚至发展成为反抗封建压迫的“异端”运动。这是泰州学派的伏良传统。
王艮开创泰州学派，首先着眼于平民教育。他在青年时代，即“毅然以先觉为己任，而不忍斯人之无知也”，故其传道宗旨是“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直至晚年，王艮仍以“愚夫愚妇皆知所以为学”作为自己的理想。泰州后学大都继承了这一传统，注意向劳动群众传授知识。如徐樾收纳不很识字的颜钧为弟子，焦竑亦向田夫夏美廷授学。曾在王艮门下受学的朱恕和韩贞，毕生从事乡间教育，颇有声名。
黄宗羲叙述朱恕事迹道：“朱恕，字忠信，泰州草堰人，樵薪养母。一日过心斋讲堂，歌曰：‘离山十里，薪在家里。离山一里，薪在山里。’心斋闻之，谓门弟子曰：‘小子听之!道病不求耳，求则不难，不求无易。’樵听心斋语，浸浸百味，于是每樵必造阶下听之，饥则向都养乞浆解裹饭以食。听毕，则浩歌负薪而去。弟子 其然，转相惊异。有宗姓者，招而谓之曰：‘吾以数十金贷汝，别寻活计，庶免作苦，且可日夕与吾辈游也。’樵得金，俯而思，继而大恚曰：‘子非爱我!我且憧憧然，经营念起，断送一生矣。’遂掷还之。胡庐山为学使，召之，不往;以事役之，短衣徒跣，入见庐山，与诚礼而退。”
韩贞(1509一1584年)，字以贞，号乐吾，兴化人，世业陶，贫不能学。十二岁，束茅作笔，就于砖上沃水学字。十五岁，父死于瘟疫，贫乏棺衾，乃为人牧牛，得钱数千以葬父。十九岁，母故，悲悼二亲不已，因信佛。闻朱恕讲孔孟之学，遂弃佛归儒。恕教以《孝经》，始学文识字。二十五岁，恕引其至安丰场王艮门下，布衫芝履，惟晨昏从洒扫而已。时门下士皆笑其蓑衣为行李者，于是题诗壁间曰：“随我山前与水前，半蓑霜雪半蓑烟。日间着起披云走，夜里摊开抱月眠。宠辱不加藤裸上，是非还向锦袍边。生成难并衣冠客，相伴渔樵乐圣贤。”王艮见诗，问知为乐吾，遂制需巾深衣，赋诗赠之曰：“莽莽群中独耸肩，孤峰云外插青天。凤凰飞上梧桐树，音响遥闻亿万年。”二十七岁，辞王艮归，儒衣深衣，众皆笑其狂。兄呵之曰：“吾家素业陶，小子不务本，反游学何为?”痛挞之，毁其衣巾。过数日，从容谓兄曰：“兄前日责我，恐我游学，情其四肢。自从朱师学得‘勤’字，今从王师(指王襞)更学得真切。一日有二日之功，一月有二月之积，一年有二年之用。先使兄与伯母一家得所，尽得子弟之职，然后再去问学，岂的惰其四肢，以失孝弟，虚顶儒巾，作名教中罪人耶?”三十五岁，时其乡又大旱，族火负官租者系狱，因往海上求为童师，斯得修束以代偿。不得，则又走海边为人煮盐，其业更苦，得工偿，即持以分族人。而犹不足，适诸生中有翟姓者，为之纠蒙童数十人，因先得束修若干，星驰赴县，代完通族官租。三十六岁，声名大振，远近来学者数百人。门庭履常满，倦倦以明道化人为己任，即田夫、樵子未尝不提命之。三十七岁，邑中杨南金见其力学，劝攻举业，从事三月，稍稍能文，遂与杨试南都(今南京)，见诸生等篷跣入棘院，慨然谓杨曰：“大丈夫出则为帝王师，入则为百世师，所以伊尹三聘不起，为重道也。今治文如此求名，非炫玉求售、枉己而何?”谢而归，复业陶。杨异之，以妹许焉。三十八岁，娶杨氏，谓妻曰：“汝兄岂无富族可配乎?尔今归吾贫士，盖谓无梁鸿耳。吾不鸿，非尔夫;尔不光(孟光)，非吾妻也。”开其笥，余一、二裙布，尽分给所亲，有胭脂花粉悉火焚之，令妻织蒲为业。杨氏亦安其贫。四十六岁，复大旱，因乡民饥困，拆卖前构三楹草堂，得米寿数十斛以绘亲族邻里。至麦秋熟，乡人感其义，为再构三楹讲堂，一时远近闻之助工者甚众，堂因较前倍广焉。尝至泰州，见一葛姓者，有一子九岁，因欠官租，携于市中出卖。韩贞见而怜之，即出买布嫁女钱数千与之，命葛某同子归家。县令程鸣伊乡饮大宾，虚左以待。不赴，致书谢曰：“某鄙陋失也，自责不遑，安敢妄列衣冠，有负大典。惟愿明府爱某一心，推及万家，使人人知孝知弟，则人人乡饮，政平讼息，其恩奚啻一鄙俗之夫受明府之宠渥耶?”隆庆三年(1569年)，邑中大水，田庐俱没，人心滔滔思乱。县令请韩贞往化“乱民”，遂驾小舟，遍历乡村，作诗喻之曰：“善生活计细商量，切勿粗心错商量。鱼不忍饥钩上死，鸟因贪食网中忙。安贫颜子声名远，饿死伯夷姓字香。去食去兵留信在，男儿到此留纲常。”“万民为之感，虽卖妻卖女，而邑中无萑苻之惊。”尝与诸名公讲学，或有谈及别务者，辄大怒曰：“光阴有几，乃作此闲泛之语?”又有引经相辩者，则又大怒曰：“舍却目前不理会，乃搬弄此陈言，岂学究讲肄耶?”诸公咸悚。
从朱恕、韩贞事迹梗概中，仍可窥见泰州后学的平民性格。第一，他们刻苦砺学，渴求知识，并向劳动人民传播文化。黄宗羲说，韩贞在“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谈，弦诵之声洋洋然也。”又说：“农工商骇之游者千余。”而且他们讲的是百姓的当下日用之学，反对讲“闲泛语”，反对搬弄经书陈言。如韩贞说：“一条直路本天通，只在寻常日用中。静坐观空空无物，无心应物物还空。固知野老能成圣，谁道江鱼不化龙?自是不修修便得，愚夫尧舜本来同。”他们的思想和学风与王艮一脉相承，而且他们比王艮更富于平民气息，因而也就更具有宗教的神秘色彩。第二，他们像王艮一样，同情人民的疾苦。然而，他们缺少改革社会的理想，仅“以化俗为己任”，企图通过启发“良知”，多行善事去改变苦难的现实世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第三，他们不愿“并列衣冠”，与统治阶级保持了一定距离，但他们因安于贫困，歌咏自然而缺乏反抗压迫的精神。韩贞奉命去灾区感化“乱民”，宣扬“安贫死节”一类封建思想糟粕，说明了他的思想局限性。在泰州学派中，朱恕、韩贞一派人致力于平民教育的历史功绩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们并不是泰州学派的主要思想代表。
泰州学派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战斗风格的学派。李贽称赞王艮是位有“气骨”的人，记他是“真英雄”，而他的后学也都是“英雄”。他指出，王艮的学生徐越“以布政使请兵督战而死广南”，徐越的学生颜钧“以布衣讲学，雄视一世而遭诬陷”，颜钧的学生罗汝芳“虽得免于一难”，但终被张居正所排斥，而何心隐“以布衣倡道”，又遭到明朝统治者的杀害。何心隐之后，还有钱怀苏、程学颜“一代高似一代”。他感慨说：“盖英雄之世，不可免于世而可以进于道。”至于李贽本人的“叛逆”米育神更是泰州传统的继承者。
黄宗羲对泰州学派的批评是很尖锐的。他在《明儒学案》卷首引《师说》，指责王艮违背阳明的“良知”学宗旨，使得“末流蔓衍，浸为小人之无忌惮”。在《泰州学案·序》中，他做了全面的批评，说：
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缚龙蛇，传至颜钧、何心隐一派，遂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顾端文公曰：“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只缘他一种聪明，亦自有不可到处。”羲以为非其聪明，正其学术所谓祖师禅者，以作用见性。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柱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是。
黄宗羲虽然从传统偏见出发，称泰州学派为“小人之无忌惮”，但说他们“掀翻天地”，“非名教之所能羁络”，即指出泰州学派的“异端”思想家具有坚强不屈的战斗性格，他们是“掀翻天地”，破除名教的无忌惮的封建“叛逆”，这颇道出了泰州学派的本质，也道出了泰州学派与阳明心学的根本区别。封建叛逆精神是泰州学派最可宝贵的传统。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仍能看到这一传统给予不同时期的进步思想家的深刻思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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