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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病学派

  温病学派是中国明代末年以后,在南方逐渐兴起的,以研究外感温热病为中心的一个学术派别。明清之际,温病学派温疫流行猖獗,尤以江浙一带为著,且该地区气候溽暑,热病盛行,客观上促使江浙诸医家对温热病进行研究,并由此逐渐形成一个学派。

  温病学派是吴门最具地方特色和科技优势的一大流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吴门医派主流。明清时期达鼎盛阶段,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居世界科技领先的地位。

  温病学派是中国明代末年以后,在南方逐渐兴起的,以研究外感温热病为中心的一个学术派别。明清之际,温疫流行猖獗,尤以江浙一带为著,且该地区气候溽暑,热病盛行,客观上促使江浙诸医家对温热病进行研究,并由此逐渐形成一个学派。

  继明末清初吴有性著《瘟疫论》(1642)阐发疫病流行之特点、治疗之法当与《伤寒论》有所不同后,江浙地区又相继出现了一些相关的新理论与治疗方法。其共同特点是认为“温热病及瘟疫非伤寒”,故后人称其为“温病学派”,叶天士(1667—1746)乃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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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后又有在学术上毫无门派之见的吴鞠通(1758—1836),在全面研究上迄《素问》、张仲景,下至吴有性、叶天士的相关学说后,把温病传变与脏腑病机联系起来,提出将温病分为上焦(肺与心)、中焦(胃与脾)、下焦(肝与肾)三个阶段,即所谓“三焦辨证”的理论体系。

  温病学派产生成熟于明清两代的我国南方地区有着其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

  首先,明清两代由于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集中,流行性疾病成为了当时医学界面临的新问题。据有关文献统计,明代276年中大疫流行64次,清代266年中大疫流行74次,如明永乐六年,江西建昌,浙江杭州,福建建宁、绍武等地死者七万八千四百余人,由于传统的伤寒法治这些瘟疫效果并不理想,这使当时的医家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来治疗这些瘟疫,这便为温病学说的产生创造的积极的条件。

  另外,温病学派产生于我国南方地区也和中国南方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中国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湖河渚泊,地处卑湿,水资源丰富,一年四季气候分明,较之北方多温,这也造成了江南多温病的自然条件。这也使江南医家有了更多的治疗温病的实践机会,这也是温病学派产生于中国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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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以外,前代医家的不断探索也为温病学派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在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温病学派也就应运而生了。

  吴有性所处的时代,是明朝末年,当时政治腐败,清兵入侵,瘟疫大流行,人民生活极度困苦。据《吴江县志》载:“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吴有性目睹当时的惨状,深有感慨地说:“守古法不合今病……医者徬徨无错,病者日进危笃,病愈急,投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他痛心忧虑,感到一个医生的责任重大,为了治病救人,他全力投入到传染病的治疗中,不顾个人安危,深入疫区,进行细致观察和比较。他在六十岁时将自己平生治疗温病的心得体会和经验编著了一部论述传染病学的重要著作《瘟疫论》,取得了创造性的成就,充实了中医理论中关于传染病的内容,在中国医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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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病学派是吴门最具地方特色和科技优势的一大流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吴门医派主流。明清时期达鼎盛阶段,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居世界科技领先的地位。

  温病学派的特色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在治疗外感病方面逐步摆脱伤寒学说的羁绊而形成的一大学派。

  2、温病家有强烈的崇实创新精神。通常被称为"时医", 处方用药以"轻、清、灵、巧"见长。

  3、以卫气营血辨证论治典型的温病。以逆传心包、湿温、伏气温病理论治疗非典型温病。

  4、重视预防及潜伏期和初期治疗,病程中注意存津救液、保护元神。

  5、验齿察舌、辨斑疹白瘖等阳性体证检查被普遍采用,提高了中医诊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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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病学派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和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完善了中医学的理论

  温病学派将温病从伤寒中独立出来,纠正了前人的错误,补充了前人在理论上的空白,使温病的治疗摆脱了《伤寒论》的束缚,在临床上也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效果。

  初步建立了中医传染病学

  吴有性创造性地提出“戾气”通过口鼻侵犯人体,使人感染瘟疫,科学地预见了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是从“口鼻而入”。这些都为传染病学的防治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使中医传染病学得到了初步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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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传统辨证论治的补充

  温病辨证论治的纲领卫气营血辨证补充了传统的“六经辨证”或“八纲辩证”的内容,为中医诊断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注重实践的传统

  温病学派医家注重实践,敢于突破创新的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后世中医的发展。

  综上所述,温病学派作为中国医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它完善了中医基础理论,同时也开创了中医传染病学的先河,为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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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疫论》是吴有性唯一一部传世之作。共二卷。卷一载论文五十篇,主要阐发温疫之病因、病机、证候、治疗,并从中参论温疫与伤寒的区别。卷二载论文三十篇,着重叙述温疫的各种兼挟证治,还设立了多篇有关温疫的质疑正误及疫疠证治的辨论文章。

  《温疫论》一书提出了当时对传染病的称呼“疫病”的病因是“非其时而有其气”。《温疫论》认为伤寒等病是由于感受天地之常气而致病,而“疫病”则是“感天地之疫气”致病。《温疫论》将“瘟疫”与其他热性病区别开来,从而使传染病病因突破了前人“六气学说”的束缚。《温疫论》在中国第一次建立了以机体抗病功能不良,感染戾气为发病原因的新论点。

  《温疫论》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通过空气与接触,由口鼻进入而致病。《温疫论》中还指出戾气有特异性,只有某一特异的戾气才引起相应的传染病。该书还认为疗疮、发背等外科病是由于杂气感染,而不是由于“火”。《温疫论》首次把外科感染疫病与传染病的病因划入同一范畴。

  《温疫论》也十分重视机体抵抗力的重要性。该书认为:“木气充满,邪不可入”,机体抵抗力强,则虽有接触传染的可能,但不大会发病。假如“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机体抵抗力减低,又受到传染,则可以发病。

  《温疫论》还提出了传染病的传染途径是“有天受,有传染”。“天受”就是空气传染,“传染”就是接触传染。所以书中注明“凡人口鼻通乎天气”,“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温疫论》认为传染病流行形式可以是大流行,也可以是散发的。

  《温疫论》在传染病的病源、病因以及免疫性、流行性的大量论述都十分科学。尤其在17世纪中叶细菌学出现之前,《温疫论》提出了:“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气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即“戾气”。这种学说是十分先进的。《温疫论》对温疫的免疫性的论述也确是十分令人敬佩。书中说:“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真是一段绝妙的阐述。

  《温度论》记载了不少治疗传染病的新方法。如书中认为传染病初起宜用达原饮,等到病深;些,即所谓“邪毒犯育”时,即不厌“急证急攻”。这些方法都为后世传染病的治疗奠定了基础。

  《温疫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代一些著名医家如戴北山、杨栗山、刘松峰、叶天士吴鞠通等,都或多或少地在《温疫论》的基础上有所发挥,有所创造。我国历代医家在与传染病斗争的实践中创造了温病学说。温病学说,渊源于《内经》,孕育于《伤寒论》,产生于金元,成熟于明清。

  在温病学说的发展过程中,《温疫论》作为我国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的贡献是很大的。直至今天,中国应用温病学说的理、法、方、药治疗一些传染病,如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痢疾等,取得了很高的疗效。而其中很多地方就是继承和发扬了《温疫论》的理论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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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吴有性同历史上所有的伟大医学家一样,都有不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如他虽发明了“戾气”学说之千古绝唱,把致疫因子的基本特征和致病特点做了许多正确描述,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微生物科学,只能是一种科学假说;他提出寻找针对性药物,通篇体现的仍然是以攻下祛邪为主体的辨证论治,故也只能是一种示后人的理想,这些都是不应苛求的。

  书中还误将鹤膝风、老年中风等非传染性疾病也归入疫病范畴。虽提出反对妄投寒凉的正确主张,但对黄连只能清“本热”,不能清“邪热”,反对用黄连治疫的认识则欠确当。

  认为“温病”、“温疫”、“瘟疫”三者无区别的“正名”也是不恰当的,温病与温疫有广义和狭义之别,温病包括温疫,温疫只是温病的一种。吴氏对疫病的治疗方法尚欠丰富,尤其对预防措施论及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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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吴氏有些错误论点、偏见和缺憾,但瑕不掩瑜,吴氏以他的医学实践和聪明才智、创新精神,在中国医学乃至世界医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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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桂(1667-1746年),字天士.号香岩,晚号上津老人,江苏昊县人.叶桂出身于世医家庭,祖父叶紫帆擅长儿科,行医40多年,以医德高尚、治病不分贫富而名噪吴中.父亲叶阳生,喜好琴、诗、书、画,也精于医理,所治病症较为广泛,为乡里所推重,可惜享年不永,未满半百而逝,其时叶桂只有1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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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桂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白天向老师习读经书,晚上随父学医,对医学尤为热心,未及弱冠之年便已通读了《内经》、《难经》等经典医著,为日后从医生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父亲死后,家庭生活艰难,叶桂放弃举业,从其父门人朱某学医并应诊。未及数年,他的医术已超过老师,以至登门求医者络绎不绝。叶桂不仅聪明,读书有过目不忘之能,而且虚心好学,只要听说某位医者擅长某技,他总要拜师学艺。在他整个学医、行医过程中,前后拜师达17人之多,因此博采众长,医道日精。他通过切脉望色、听声究原,揭示病症,言之确凿,就像能见到病人的五脏一样。他治病多有奇效,对于疑难病症,或就患者平日嗜好而找到得救之法,或就其他医生的药方而略加变通,有时并不开药,仅使患者注意饮食起居而消病,有时在未患病时而预知,甚至预断数十年后病的结果.对于“病之极难捉摸者,一经诊视,指示灼然”.种种遗闻逸事颇多流传,所以未满30岁便名著朝野,“即下至贩夫竖子,远至邻省外服,无不知有叶天士先生”.可以说,叶夭士是清代最为著名的临床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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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桂对医学精益求精,对前人的经验主张师古不泥,兼收并蓄,反对那些盲目效仿,偏执一方以及以人试药的流弊陋习。他曾说:“剂之寒温,视疾之凉热。自刘河间以暑火立论,专用寒凉。东垣论脾胃之火,必务温养,习用参附。丹溪创阴虚火动之论,又偏于寒凉.嗣是宗丹溪者,多寒凉;宗东垣者,多温养。近之医者,茫无定识,假兼备以伟中,借和平以藏拙,甚至朝用一方,晚易一剂,而无有成见.盖病有见症、有变症、有转症,必灼见其初中转变,胸有成竹,而后施之以方.否则,以药治药,实以人试药也。”他认为,作为一个医生应该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高超的医术,决不可把病人的性命当儿戏。因此临终之前,他告诫子女说: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以济世。这充分反映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值得后世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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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桂幼承家学,始以儿科为主,以后拜师多人,博采众长,学力日进,由内科而“贯通各科”。特别是受温病学家周扬俊的影响,对温热病的研究较为深入,著有《温热论》一书。从吴有性首倡《温疫论》,周扬俊著《温热暑疫全书》,至叶桂《温热论》的问世,反映了吴中温病学派逐步发展成熟的历史过程。《温热论》是叶桂在吸取前贤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经验心得而撰成的阐述温病学的论著。全书词简意深,论析精辟,说理透彻,是中医温病学中一部高度概括、提纲挚领的重要代表作,它对温热病的发生与变化、诊断与治疗以及预后的顺逆,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法、方、药,在温病学派中起到了承前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叶桂《温热论》的问世,标志着温病学说理论体系的确立和吴中温病学派的正式形成.如果说金、元以来,特别是明末吴有性等人开创了温病学说,对温病学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的话,那么直到清代前期,温病学说才渐趋成熟,从病因病机到辨证施治,有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形成了专门学说。而叶桂在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章虚谷在《医门棒喝》中作了这样的评价:“邪之寒热不同,治法迥异,岂可混哉!二千年来,纷纷议论,不能辨析明白。近世叶天士始辨其源流,明其变化,不独为后学指南,雨实补仲景之残缺,厥功大矣。”与叶桂同时或稍后,苏州的许多医家都在温病研究方面取得了成绩,较为著名的如薛生白、缪遵义等.前者著有《湿热论》,着重于对湿温病的探讨,后者著有《温热朗照》,着重于整理前人对温病理论阐发的心得。他们与叶桂被并称为“吴中三大家”。在他们的影响下,温病学的研究率先在吴中地区形成中心,并很快扩散出去,掀起了温病学研究的高潮.因此,称叶桂为吴中温病学派的创始人绝非虚誉。

  叶桂对医学的贡献,不止在温病学方面,在杂病诊治方面,也有许多创见.叶桂在诊治疾病方面的医疗经验,在《临证指南医案》一书中有较为集中的反映。该书以医案形式介绍了他诊治温热病、内科杂病以及妇科、儿科、五官科等病症的案例,在古代个人医案著作中最负盛名,刊本达数十种之多.他的医术见解和方治特色,在这本书中有充分的反映,要而言之:第一,胃阴学说。金元时期的医学名家认识到脾、胃的重要性,视之为人体“硫柱”。但是具体论述则各有偏颇,有的重在阳气的升发,有的将脾、胃合一而议.明代医家虽然注意了“脾阴”,而对“胃阴”却未引起重视。叶桂倡言胃阴,使脾、胃学说得到新的发展。他认为,脾、胃有别,互为表里,脾气主升,得阳始运,胃气主降,柔润则安.因此,治脾应甘温升发,治胃宜甘凉通降。脾、胃分治,是叶桂的独到见解。他关于甘凉育养胃阴的方法,被认为是“超出千古”之论。第二,调补奇经八脉学说。叶桂重视奇经辨证,结合个人实践,发展了奇经八脉的辨证论治法则。在生理上,他认为奇经有收摄精气、调节正经气血以及维续、护卫、包举形体的作用;在病理上,凡肝、肾、脾、胃之病,久虚不复,必延及奇经;在辨证上,奇经之病须分虚实;在治疗上,常须通、补兼施。第三,久病入络说。叶桂认为,凡寒、暑、劳形、阳气受损、嗅怒动肝、七情郁结等,均能造成气血阻滞而伤人经络.初病气结在经,久病血伤入络,是叶桂在杂病诊治方面的著名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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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络病的治疗,应以辛润通络为用药原则。第四,中风病议.叶桂认为中风诸症,皆为“身中阳气变”所致。他在《临证指南医案》一书中有中风病的专论,指出造成阳气动变的因素有二,一为肝风内动,二与心肾相关.病机既明,在治疗方面,应注重补肾水、养心血、平肝木等方法.此外,他最先描述了猩红热的舌象,对于血症、产后病、儿科病、老年病等均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叶桂不仅医术精湛,而且为人敦厚.他对于前来就医的达官贵人,索费甚高,毫不通融,而对于贫病无告的贫民百姓,则往往不收分文,甚至还以药相赠。在清人的文集、笔记及方志资料中,记载了不少关于他医术精湛、助人为乐的故事。清代的苏州状元石楹玉在为《本事方释义》作序时说道:“余生晚,不及见先生。然吴中父老皆乐谈其轶事,书之虽累犊不能尽,谓为当今之扁鹊、淳于意可也。”吴中父老对叶桂的遗闻逸事津津乐道,正表明了人民群众对他的敬慕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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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桂的学术思想和实践,在灿烂的祖国医学长河中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在此,我们可以借用余瀛鳌、陶晓华先生的一段话对他的一生进行概括:“总结其治学特点,就是广访名师,博取众长,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加上刻苦钻研,终成一代名家.他在医学上的突出贡献是:创立了温病的辨治体系;较完整地介绍了他个人的学术临床经验,为后世时方应用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方药和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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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他在六十岁时将自己平生治疗温病的心得体会和经验编著了一部论述传染病学的重要著作《瘟疫论》,取得了创造性的成就,充实了中医理论中关于传染病的内容,在中国医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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