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保卫战
京师保卫战或称北京保卫战、北京之战、明京师保卫战、明保卫京师之战 是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中国明朝在兵部尚书于谦领导下，将蒙古瓦剌首领也先所率攻打北京的大军击退的战争，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六日，明军主力在土木堡遭遇惨败，几乎全军覆没，明英宗也被俘，消息传到京城，皇宫上下惊慌一片。土木之变，使明王朝遇到严重的危机。危急之时时任兵部尚书的于谦加强战备。十八日，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 京城大官富户纷纷南逃，有的大臣也主张南迁。于谦、陈循、王直坚决反对，主张保卫京师为天下根本。于谦临危受命，任兵部尚书。朱祁钰九月六日即皇帝位，是为明代宗，遥尊明英宗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也先挟明英宗要挟明廷之计不逞，遂于十月率大军进犯北京。十月十一日瓦剌军抵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把明英宗放置在德胜门外空房内。十三日，于谦、石亨率军与瓦剌军战于德胜门外，瓦剌军大败。随后又转战至西直门进攻明军，也被明军击退。
瓦剌军不甘失败，又在彰义门组织进攻，明军佯装失利，瓦剌军追到土城，被潜伏在民居内的明军火枪手阻击，死伤无数，不得推进。加上天寒地冻，京师外围守军的奋力抵抗，到十一月八日，瓦剌军退出塞外，京师解严。
于谦和主战派官员领导和组织的京师保卫战，取得了胜利，粉碎了瓦剌军企图夺取北京的野心，明王朝转危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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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朱棣率军在忽兰忽失温大败瓦剌军后，瓦剌开始接受明朝的称号，与明朝保持着臣属关系。但瓦剌军仍然比蒙古族内诸部强大，他们经常发动战争，兼并弱小部落。到明正统年间，瓦剌的势力空前强大，控制了西起中亚、东接朝鲜、北连西伯利亚、南抵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成为继元而起的一个最大的蒙古政权，严重威胁着明朝的北部安全。
瓦剌是当时蒙古三部之一，另外两部是鞑靼和兀良哈。明正统年间，瓦剌逐渐强盛，多次侵犯明朝北方边塞;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首领也先借口明廷侮辱贡使、削减马价、拒绝联姻，率四路大军南下，统率所部大举进犯明朝边境，前锋直指大同。太监王振怂恿明英宗朱祁镇率二十万大军七月十六日冒险亲征;明朝大军刚到山西大同，前线即传来各路明军溃败的消息，王振不敢进军，便令大军撤退。
退至土木堡时，瓦剌军追来，明军溃败，王振及众多将领死于乱军之中，明英宗被俘，这就是土木堡之变。也先乘明军主力溃散、京师空虚，率军南进，企图攻占明朝都城北京。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六日，瓦剌首领也先挟持被俘的明朝英宗皇帝，由今河北的新保安、宣化和山西的大同出塞休整。九月在与英宗皇帝一起被俘的明太监喜宁的唆使下，欲以送还英宗为名，趁势进取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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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固守京师
土木堡之变的消息传到京师后，举朝震动，城内人心惶惶。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命皇帝异母弟弟郕王朱祁钰监国，召集朝臣商议战守大计。以徐有贞为首的一些大臣主张还都南京;而主张抵抗的兵部侍郎于谦则以宋朝南迁的故事为反对迁都，并对皇太后晓以迁都的利害，征得皇太后的支持。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人都赞同于谦，廷议乃决定固守北京。
积极备战
稳定内部
八月二十三日，于谦等人针对当时的危急局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诛除宦党，平息民愤。明廷将招致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王振抄家灭族，打击宦党的气焰，初步稳定了内部;其次，八月二十九日，文武百官请皇太后改立监国郕王为帝，遥尊被俘的朱祁镇为太上皇。当时，也先挟明英宗作为攻城略地的政治工具。于谦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拥立朱祁钰即位，这样即使也先的阴谋不能得逞。再次，举荐人才，调兵遣将，妥善安排。原大同副将石亨在“土木堡之战”中战败，单骑逃回，被贬官下狱。于谦认为，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而且战败的主要责任不在他。于是将其释放，并委任以京师总兵官的重任，统一指挥京师步兵部队。在后来的北京保卫战中，石亨指挥有方，英勇作战，战果显著。“论功，亨为多，晋侯”。同时，另以名将指挥京城的火器部队、骑兵部队和镇守大同、宣府、居庸关、紫荆关等重要关口，并严惩了一批贪生怕死、玩忽职守的将校。另外，于谦还改革了军制，把传统的“三大营”改为10个团营，使其更加适应防御作战的需要。经过一个多月的整军备战，明军兵精粮足，士气大振，严阵以待。
作战部署
按照明朝的体制，兵部尚书是不能直接指挥军队的。为此，明代宗专门下令，授予于谦“提督各营军马”的重任，命在京的各营将领皆接受其节制。将士凡有违抗军令者，于谦有先斩后奏之权。于是，于谦担负起了全权指挥北京保卫战的重任，其地位仅次于皇帝。又便于统一部署，共同抗击瓦剌于谦升任兵部尚书，积极备战;于谦注意提拔一批有才能的将领。同时，从各地调来兵力，日夜赶造武器，装备军队。在北京周围。布置兵力，严把九门。注意日夜操练军队，迅速地提高战斗力。随后两京、河南、山东等地的勤王部队也陆续赶到。于谦严整军纪，并选拨新进将领操练军兵，分守九城，并命令边防部队加紧修固沿边大小关隘。
这样，逐步形成了一个依城为营，以战为守，分调援军，内外夹击的作战部署，准备与瓦剌军决战于北京城下。
后勤保障
于谦认为，土木堡之战的失利，犯了许多兵家之大忌，其中后勤保障没搞好是重要原因。20万明军长期在风雨中辗转，军粮不备、军械不习、运输不及时，连唯一的饮用水源都被切断，在人饥马渴的情况下，是不能打胜仗的。因此，于谦上任后，首先实行正确的后勤方略，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做好后勤准备。
在人力准备方面，着重整顿、充实京军。京军的主力在土木堡之战中覆没后，京城只剩下部分守城部队。为了迎接战斗，于谦重组京军。他急调两京、河南的备操军，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的官军，以及浙江兵来到北京，使京城兵力由数万人迅速增加到22万多人，形成了兵力数量上对于瓦剌军队的优势。并派监察御史白圭等15名重要官员，前往京畿、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招募兵员，进行应急训练，以备补充。
在武器装备的筹措方面，于谦也想尽了办法。当时，京城军中仅有1/10的将士有盔甲，兵器也严重不足。为此，他一方面命令工部加紧赶制，一面将南京库存兵器的2/3，共126万件调入北京，补充守城部队。还派出人员到土木堡收集明军溃败时丢弃的头盔9000余项、甲5000余件;神枪(火枪)1.1万余杆、神铳(火铳)2万多只，神箭(火箭)44万枚、火炮800余门。并更换了明军的战服、军旗等。
在粮食储备和运输方面，当时，供应北京的粮食有数百万石储备在东郊的通州，可供京师军民一年的食用。由于短期内无法将其运到北京，有人担心被瓦剌利用，主张将这些粮食烧毁。于谦不同意。他认为，这些粮食是宝贵的财富，是京城保卫战的重要物质基础。如果没有粮食，军队就会不战自溃。因此，它采用了一切措施运粮。除官府征用的500辆大车昼夜运粮外，还动员百姓及官兵的家属、亲友自备车辆前往通州运粮。并提出，对运到北京20石以上粮食的人，除运费外，另发白银一两，以资鼓励。重赏之下有勇夫。在于谦的督促下，运粮队伍川流不息，昼夜往返。不几天工夫，就把通州的几百万石粮食运进京城并储备起来，从而使军心大振，也稳定了民心。在此基础上，于谦还下令，官兵皆预支半年禄饷，众从皆欢呼雀跃。
发动群众
在发动群众支前方面，于谦将全城军民都动员起来，备战备荒。城内的木土、瓦匠、石匠等统一编成工程队，进行训练。筹集了大量砖石、木材、石灰、工具等，以备战时急用。组织力量加固北京周边45里的城墙，增修了京城的崇文、正阳、宣武、东直、朝阳、西直、阜成、德胜、安定9门，特别是城北的德胜门、安定门，城西的西直门和阜成门，把城内侧由土筑改为砖砌，并深浚了城壕，加强了城防。同时，命令工部组织人员在城墙堞口设置门扉，在城东、西、南面城墙上绑上沙栏木，共设置门扉11000余个、沙栏木长5100余丈，进一步增强了北京城池的防御性能。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于谦还传檄京城周围的州县和山西、河北等地民众，拿起武器，视情况打击瓦剌军队，切断其后路。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首先是由于以于谦为首的一部分文武大臣坚决抗战，他们诛杀宦党，稳定局面，激发了广大军民抗击瓦剌军的勇气。同时，注意发现和使用人才;其次是以于谦为首的主战派，在情况万分危急时，能够抓住问题的关键，即时拥立新君，使也先以为奇货可居的政治王牌英宗失去了其实际的意义，从而使抗敌军民能够放开手脚，一心保城杀敌。
再加上于谦能够知己知彼，冷静地分析敌我双方长处和短处。瓦剌军队擅长骑射和野外作战，但是存在着兵力有限，不善于攻坚，并且火器很少等弱点。而明军在于谦的带领下，士气高涨，以城池为依靠，以战代守，充分发挥自己火器多，装备精良的优势，在与敌对阵中，先以少数兵力引诱敌军，待敌迫近时，再突然以火铳、火炮火箭等进攻。等敌人阵势被火器打乱之时，用步兵、骑兵发起猛烈反击。这就较充分地发挥了己之所长，削弱了瓦剌军队的优势，从而使明军能够迅速地变被动为主动，仅在五天时间内便迅速地击败敌军，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不仅加强了京师部队的战斗力，组成了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机动兵力，使瓦剌军不敢窥视京师;而且还促进了边防建设，收复了许多要塞和重镇，使明王朝的统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然而北京保卫战也留下了后遗症。被瓦剌放回的英宗在宦官和佞臣的拥戴下发动夺门之变、于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重登帝位，废景帝为成王。而当年拥立景帝并力主抗敌的于谦却在石亨、徐有贞等卑劣政客的诬蔑下被英宗杀害。
于谦的被害令天下人扼腕叹息。大敌当前，于谦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保家卫国。成为北京保卫战的中流砥柱。他的节操和功绩彪柄千古。于谦遇害后，有个叫陈逵的官员收殓了他的遗骸。后来，于谦的女婿又把灵柩运回故乡杭州与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墓一样葬在西子湖畔。后人用“赖有岳于双少保(二人均曾被加封为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的诗句来缅怀两位民族英雄的气节和千秋功绩。
此战，明军面对危局，迅速备战，军民互相配合，依托坚固城防，积极歼敌于城外，取得了京师保卫战的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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