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北伐
拓跋嗣继位前后，北方刘屈孑(赫连勃勃)、南方刘裕同时崛起，这两个人及其后人将来都给北魏带来大麻烦。
姚兴极力扶植刘屈孑，令其收集旧部，为后秦北面屏障。但刘屈孑是个白眼狼，杀死岳父没弈干，吞并多兰部，背叛后秦，改名赫连勃勃，自称大单于，大夏王，姚兴从此陷入与赫连勃勃的苦战之中，因此主动向拓跋嗣抛去了红线，要结婚姻之好。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年，拓跋珪低三下四前来求亲，姚兴留马扣使，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而今却沦落到这个份上。
415年，姚兴女兴平公主来到平城，与拓跋嗣完婚，夫妻恩爱。后来，姚氏铸金人不成，不得为皇后，并于结婚五年后病故，拓跋嗣十分惋惜，追封为皇后。
西平公主到平城不足一年，姚兴病死，姚泓继位，姚氏子弟多有不复者，内讧大起，赫连勃勃趁机南侵，擒杀姚军都，“遂据雍，抄掠郿城”。
刘裕见机大喜，决定发动第二次北伐，平灭后秦。刘裕是这一时期的第一牛人，少年贫苦，以贩卖草鞋为生，399年应征入伍，在镇压孙恩的战事中崭露头角，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403年，军阀桓玄杀入建康，废白痴晋安帝司马德宗，自称大楚皇帝。404年，刘裕与刘毅、何无忌等二十七人在京口起兵，次年击溃桓玄，迎晋安帝复位，自此大权在握。410年，刘裕进行第一次北伐，一举消灭了南燕，慕容超被押送建康，斩于菜市口，鲜卑慕容部建立的政权自此全面谢幕。411年，又镇压了神棍卢循的造反，413年，又派兵西攻谯纵，收复了巴蜀。
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八月，刘裕出兵讨秦，五路并进。第一路是先锋主力，由龙骧将军王镇恶与冠军将军檀道济率领，从淮北直扑许昌、洛阳方向;第二路是偏师，由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率领，自襄阳向北，攻略南阳，这两路的战略目的是尽收黄河之南。
第三路是诱敌之师，兵力很少，但声势造的很大，由振武将军沈田子、建威将军傅弘之率领，自襄阳向西北挺近，进攻武关(今陕西商州附近)，威胁关中，使后秦主力不敢东出潼关，救助中原。待收复中原之后，第三路待机再动。
四路、五路为水军，建武将军沈林子、彭城内史刘遵考率领第四路，出石门(今河南荥阳西北)，自汴水入黄河，保障先锋军团的粮草后勤。由征虏将军王仲德统领第五路，开通巨野泽(今山东巨野北)，率舟师自泗水入黄河，巡视河防，防止北魏干涉。高手出招，法度森严，无懈可击，这样的战略部署，是东晋历次北伐最高峰。
刘裕自己驻扎在彭城，总督五路，待北魏态度明朗之后，再行西进。
王镇恶是前秦名相王猛之孙，前秦灭亡后移居江南，刘裕委之以先锋之任，王镇恶慨然发誓：“我若不能攻克关中，誓死不渡江回乡!”
王镇恶与檀道济所向披靡，连战连捷，秦军望风而降，顺利攻克许昌，擒获后秦颍川太守姚垣及大将杨业。沈林子的一路水军进入黄河后，得到了襄邑(今河南睢县)豪强董神虎的协助，很快就攻克仓垣(今河南开封西北)。
从巨野进入黄河的王仲德水军溯河而上，一路无阻。当时，魏军占据黄河以北，只有滑台(今河南滑县)一城孤悬在黄河南岸，滑台守将是北魏的兖州刺史尉迟建。尉迟建见晋军水陆并进，声势浩大，吓得心惊胆战，弃城北渡黄河，王仲德兵不血刃，白捡了一座滑台城。
拓跋嗣与西平公主新婚燕尔，见后秦有难，岂甘心袖手旁观?最关键的是，拓跋嗣担心刘裕行假途灭虢之计，顺道攻打北魏，因此立即派叔孙建、公孙表引军南下，先杀了畏敌如虎的尉迟建，然后渡河兵临滑台城下，质问王仲德为何入侵魏国。
关于与北魏的关系，刘裕在出征之前就定下基调：全力灭秦，暂不惹魏，先礼后兵，因此王仲德让司马竺和之在城头答话：“刘太尉借道黄河，只是想到洛阳清扫先帝皇陵，并无针对魏国的军事行动，魏军自己弃城而去，我们也倍感意外。王征虏(王仲德)只是借空城稍做停留，很快就将西进，你们何必扬旗鸣鼓、虎视眈眈呢?”
刘裕比王仲德还能装，亲自给北魏河北镇将于栗磾写了封信：黑矛公阁下，本太尉的敌人只是姚秦，仅仅是借道黄河，没有别的企图，请勿忧虑。
我们现在看到的《魏书》，实际上已经对北魏人名做了改动，姓氏按照太和改制之后的姓氏，名字一般取鲜卑本名的一个音节，或者另取新名。如刘库仁，实际的姓名为独孤没根(独孤改为刘，没根急读作“库仁”)。我们前面分析过的叔孙建，实际叫“乙旃幡能健”(《宋书索虏传》：“虏又遣楚兵将军徐州刺史安平公涉归幡能健，“涉归”是个官号，拓跋珪的鲜卑名就是“涉圭”，慕容廆的父亲也叫“涉归”)。
公元402年，荆州刺史的东晋将领桓玄发动政变，企图夺取刘牢之的北府兵兵权。在刘牢之自杀后，野心勃勃的桓玄逼晋安帝退位，自己当了皇帝。刘裕想推翻桓玄，但实力不足。于是，他假意投到桓玄麾下，暗中却在京口联络了许多北府兵中下级军官。两年后，刘裕率兵向都城建康进攻，桓玄急忙派兵阻击，结果却被刘裕打得大败，便挟持晋安帝逃到益州。刘裕进入建康后，指挥各路人马追击桓玄，下令诛杀桓玄一族。桓玄逃到益州后，被当地人杀死。刘裕迎晋安帝回建康复位。
晋安帝对刘裕等诸将大加封赏，刘裕被提升为侍中、车骑将军，从此控制了东晋的军政大权。7年后，南燕侵扰淮北，刘裕上表晋安帝请求出师北伐。刘裕深知，北伐是当时东晋人的愿望，打胜了，就会提高自己的威望。
南燕是鲜卑人建立的政权。公元409年4月，刘裕率领水陆大军讨伐南燕，沿淮水、泗水进军下邳（今江苏邳县西南），再由陆路进军包围广固（今山东益都西北），前后仅用了10个月的时间，便灭掉了南燕。南燕灭亡后没多久，后秦的皇帝姚兴病死，几个太子互相残杀，于是刘裕又亲自带兵去攻打后秦。
公元416年8月，刘裕让尚书左仆射刘穆之管理朝政，筹备粮草，以供应作战部队，自己率水陆大军8万，分五路北伐后秦。
晋军都督王仲德带领人马做先锋，沿黄河向西行，很快就到了滑台。另一路由龙骧将军王镇恶带领，沿淮水、泗水北上，再沿黄河向西前进，一直打到洛阳。洛阳的守将姚洗见东晋势力强大，被迫打开城门投降。王镇恶进入洛阳后，俘虏了后秦的士兵4000多人，又把他们放了，让他们回家，秦国人都很高兴。
收复洛阳后，刘裕派将军毛修之留在洛阳守城，王镇恶继续西进。这时，东晋朝廷下了诏书，任刘裕为相国，封为宋公，并且授给他九锡之礼。九锡是九种礼器，是天子赐给诸侯、大臣有殊勋者的九种器用之物，是最高礼遇的表示。在朝廷中只有一个人可以授，一旦授了九锡，他的地位就只在皇帝之下了。这说明当时的刘裕地位已经很高了。
秦王姚泓听说洛阳失守，急忙派太守姚绍同武卫将军姚鸾带了5万兵马去援助潼关，王镇恶与姚绍的军队作战，秦军大败，5万人马损失了一半。姚绍逃到了定城（今陕西华阴县东）。姚泓得知战败的消息，非常着急，就向魏国皇帝拓跋嗣求援，希望魏国能帮助他打败晋军。可他没想到，此时刘裕也派人到了魏国，想借北魏的水道向西进军。魏国皇帝拓跋嗣不知怎么办好，有大臣建议让刘裕的部队过去，但又害怕刘裕会攻打自己，就派司徒孙嵩带领10万人驻守在黄河北岸，监视晋军的活动。
晋军开始西行，魏军也派了几千名骑兵在岸上，跟随晋军一起西行。魏军不断地扰乱晋军，晋军士兵有的掉入水中被冲到岸上，魏军抓到立刻就杀掉，刘裕非常生气，就派兵下船去攻打魏国。可是，等晋军士兵一上岸，魏军就躲了起来，晋军士兵没办法，只好又上船，魏军就又来扰乱。于是，刘裕摆出一个“却月阵”与魏军对战。
“却月阵”由700名勇士、200辆战车组成。刘裕派亲兵登上黄河北岸，沿着河岸摆了一个半圆形的军阵，两头紧靠着河岸，中间向外鼓出来，像一个新月。阵的中央，埋伏着名弩弓手，由新野太守朱超石带领。最中间有一辆战车，上面有一杆白色的旗，用来发布命令。
魏军将士一看这从来没见过的阵势，有些害怕，不敢贸然向前。这时，“却月阵”中的白旗连续晃动几下，2000名弩弓手登上战车。司徒嵩以为晋军要进攻了，赶忙下令，命部队向“却月阵”冲去。这时，白旗一摇，晋军弩弓手开始射箭，魏军一排排倒下。可魏军人数众多，还是不断向前冲。白旗又一摇，“却月阵”中又推出100辆战车，车上装着弩弓利矛，晋军用锤子敲打机关，无数利矛飞出来射向魏兵，这种矛十分厉害，可以一下射死三四个人。魏军一下子就有几千人倒下，后面的人吓得赶紧逃命，再也不敢扰乱晋军西进了。晋军几路人马会合，很快攻下了长安。
刘裕在长安住了两个月，建康传来急报“左仆射刘穆之死了”。刘裕非常担心，他害怕自己离开朝廷太久，大权会被别人夺去，于是就返回了建康，亲自掌管了朝政，又派一些亲信担任要职。此时，刘裕做皇帝的野心一天天大起来。不久后，他派人害死了晋安帝。
之后，刘裕又派心腹傅亮去劝晋恭帝让位给他。当时，朝廷大臣们认为刘裕做皇帝是改变不了的，都不敢说什么。晋恭帝见大势已定，就被迫把皇位让给了刘裕。刘裕登上皇位，改国号为宋，史称刘宋。东晋王朝至此灭亡。从这之后，公元420年到公元589年里，中国南方的政权频繁更替，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王朝。这些王朝都在建康定都，史称“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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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东晋自偏安以来，时时面临着北方的威胁。祖逖、庾亮、殷浩、桓温都曾先后北伐，但无一成功。为了国家的强大，刘裕决定兴师北上。
义熙五年(409)，南燕主慕容德死，其侄慕容超袭位，纵兵肆虐淮北，掳去晋两郡太守，驱掠百姓千余家。刘裕因此上表北伐。三月，他统领晋军向北挺进。
南燕大将公孙五楼见晋师威猛，向慕容超建议扼据大岘(今山东沂县)，坚壁清野，但被拒绝。刘裕看准时机，冒险越过大岘山隘，一举攻克临胊(今山东掖县)，夺得大量辎重。接着，晋军将士在刘裕的亲自鼓动下迅速进击，直逼燕都广固(今山东益都)。慕容超遁入城中坚守不出。双方进入相持阶段。晋军一方面高垒重堑，将广固团团围住，以燕人之粮充实军用;一方面招降纳降，采取分化瓦解之策。南燕大将桓遵兄弟及徐州刺史段宏相继归附，尤其是尚书郎张纲被俘，对刘裕十分有利，最后正是利用他所设计的攻城器械拿下燕都，活捉了慕容超。刘裕以广固久守不降为由，入城后，尽杀王公以下三千人以泄愤。
齐境克服，刘裕本想停镇下邳，荡凊河洛，但孙恩妹夫卢循复集孙恩残部，败晋军于豫章(今江西南昌)。刘裕不得不班师回朝。回京后，先后督师镇压卢循、剿灭割据长江中上游的刘毅、谯纵势力，逼走司马休之，使南方出现了百年来从未有过的一统局面。
义熙十二年(公元416)一月，后秦主姚兴死，姚泓继位，内部叛乱迭起，政权不稳。刘裕认为这是灭亡后秦的良机。时刘裕图以晋室名声安抚北方人民，故想奉司马德文之名北伐，司马德文因而上书出兵，以修谒晋室山陵，最终刘裕就与司马德文一同率兵出发。八月，刘裕以刘穆之任尚书左仆射，内总朝政，外供军粮，自己率大军分四路北伐。九月，刘裕扺达彭城。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领兵由淮、淝转向许、洛，后秦诸屯守皆望风降附，晋军进展神速。十月，王镇恶军占领洛阳。
次年正月，刘裕留其子刘义隆镇守彭城，自率大军北上。此时北魏派十万重兵驻守河北，并以游骑骚扰晋军。刘裕在行军中，虽常设奇阵或用大弩强槊击败魏军，但进军速度缓慢。王镇恶军由洛阳进抵潼关后，为秦主力守险以阻，檀道济军的粮道也为秦将姚绍截断。晋军一时处于危境。王、檀向刘裕求援，而刘裕却为北魏军牵制，自顾不暇。幸得当地百姓的帮助，潼关晋军才转危为安。七月，刘裕摆脱魏军，进至陕城;前锋沈田子攻入武关，进屯青泥(今陕西蓝田)。八月，刘裕至潼关，与诸部会合。
秦主姚泓为缓解两面受敌的危局，谋划先消灭沈田子军，再抵御刘裕，于是率步骑数万急趋青泥。沈田子军本为疑军，不过千余人，但各自为战，骁勇异常，数次出击竟使姚泓败还长安。此时，王镇恶突破潼关防线，率师直进，一举攻陷长安城，姚泓率群臣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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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前因
晋元兴二年(404)，刘裕起兵击败篡晋称帝的桓玄。次年，拥戴晋安帝复位，控制东晋朝政。南燕主慕容超见东晋内乱，从义熙二年(406)起，多次派兵袭扰东晋边境，南下攻掠淮北。彭城(今江苏徐州)以南晋民，纷纷筑堡自卫，抗击南燕军。时南燕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加剧，慕容超信用奸佞，诛戮贤良，赋役苛重，激起民众强烈反抗。
刘裕为抗击南燕，外扬声威，遂欲挂帅北伐。时朝臣多劝阻，刘裕不从。五年四月，自建康(今南京)出发，率舟师溯淮水入泗水。
经过
晋义熙五年(南燕太上五年，409年)四月至次年二月，东晋中军将军刘裕率军攻克燕都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灭亡南燕的著名战争。
义熙五年正月，南燕帝慕容超嫌宫廷乐师不够，欲对东晋用兵掠取。二月，慕容超轻启边衅，进击东晋宿豫(今江苏宿迁东南)，掠走百姓2500人。刘裕为抗击南燕，外扬声威，于四月自建康(今南京)率舟师溯淮水入泗水。
五月，进抵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留船舰、辎重，改由陆路进至琅邪(今山东临沂北)。为防南燕以奇兵断其后，所过皆筑城垒，留兵防守。南燕鲜卑人恃勇轻敌，对晋军进入其境不以为虑。慕容超没有采纳征虏将军公孙五楼“凭据大岘山(今山东沂山)之险，使晋军不能深入”或“坚壁清野”、“断晋粮道”之良策。
六月，刘裕未遇抵抗，过莒县(今属山东)，越大岘山。南燕主慕容超先遣公孙五楼、贺赖卢及左将军段晖 等，率步、骑兵5万进据临朐(今属山东)。慕容超得知晋兵已过大岘山，自率步骑4万继后。燕军至临朐，慕容超派公孙五楼率骑前出，控制临朐城南的巨蔑水(今山东弥河)。与晋军前锋孟龙符遭遇，公孙五楼战败退走。刘裕以战车4000辆分左右翼，兵、车相间，骑兵在后，向前推进。晋军进抵临朐南，慕容超派精骑前后夹击。两军力战，胜负未决，刘裕采纳参军胡藩之策，遣胡藩及谘议参军檀韶、建威将军向弥率军绕至燕军之后，乘虚攻克临朐。慕容超单骑逃往城南左将军段晖营中。刘裕纵兵追击，大败燕军，段晖等十余将被斩。慕容超逃还广固。刘裕乘胜追击北上，攻克广固外城。慕容超退守内城。刘裕筑围困之，招降纳叛，争取民
心，并就地取粮养战。慕容超被困于广固内城，先后遣尚书郎张钢、尚书令韩范，驰往后秦求援。七月，后秦主姚兴派卫将军姚强率步、骑兵l万，与洛阳(河南洛阳东北)守将姚绍汇合，统兵共救南燕。并遣使向刘裕宣称，后秦以10万兵屯洛阳，若晋军不还，当长驱而进。刘裕识破姚兴虚张声势，不为所动。不久，姚兴被夏主刘勃勃击败于贰城(今陕西黄陵西北)，遂令姚强撤周长安(今西安西北)。慕容超久困于广固，不见后秦援兵，欲割大岘山以南与东晋为条件，称藩于东晋，刘裕不允。南燕大臣张华、封恺、封融及尚书张俊相继降晋。
九月，刘裕截获为借兵去后秦的韩范，使其绕城而行，以示后秦救兵无望，城内南燕守军惊恐。十月，燕臣张纲被俘，晋军制成飞楼、冲车等各种攻城器具，加强攻防能力。
六年二月，南燕贺赖卢、公孙五楼率军挖地道出击晋军，被击败，退回内城。刘裕乘机四面攻城，南燕尚书悦寿打开城门迎降，晋军攻入广固内城。慕容超率数十骑突围而走，被晋军追获，送至建康斩首，南燕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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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对于刘裕在收复长安之后，急回建康的原因，向来说法之一。大体有以下几种看法：
篡位说
崔浩，苏辙等人认为：是他留在朝中的盟友刘穆之去世了。而刘穆之去世的原因，正是由于刘裕的急于称帝。当晋军攻下洛阳的时候，刘裕觉得自己居功至伟，有了更多和朝廷讨价还价的筹码，就派人回到建康向皇帝索要九锡。刘穆之没有想到刘裕这么明目张胆地藐视朝廷，羞愤之下竟然病发去世了。这一下刘裕觉得在朝中失去了心腹和根基，顿时担心起自己的地位来。他留下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做安西将军，让他镇守长安，自己连忙赶回建康。当他离开的时候，满怀希望的长安百姓都无比痛心失望，纷纷来到刘裕门前请愿。但在刘裕看来，这些当然远没有他当皇帝重要，他不顾百姓们的挽留，终于还是离开了。后来夏国王赫连勃勃进攻关中，刘义真撤回江南，本来很有希望的北伐事业就这样功亏一篑了。然刘裕回建康是过了两年之后才称帝。
今人看法
后来的齐梁陈三代开国之君，他们都没北伐，为什么他们当住了皇帝，后来的隋文帝杨坚，宋太祖赵匡胤在没当皇帝之前建立过很大的功业吗?他们照样篡位。刘裕要是想当皇帝，需要通过北伐吗?他北伐之前，平定孙恩起义，平定桓玄之乱，在北伐后秦之前刘裕不光把南燕给灭了，还把西蜀，卢循，刘毅等南方各大割据势力全部扫平。这个功劳已经够大的了，刘裕之前东晋时期哪个有过这么大的功业。当个皇帝易如反掌，难道他还需要再灭一个后秦再来当皇帝吗? 所以并非是为了篡位。
因刘裕在晋朝末期收复北方的青、兖、司三州，大致拥有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东晋南朝时期疆域最大，实力最强，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的一个王朝。自潼关以东、黄河以南直至青州已为南朝版图，江淮流域得到保障，这是祖逖、桓温、谢安经营百年所未能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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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支持
刘裕发动的几次北伐，受到北方民众的拥戴。早在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刘裕首次北伐南燕时，“河北居民荷戈负粮至者，日以千数。这次北伐后秦，晋、秦两军在潼关相持，“镇恶悬军远入，转输不充，与贼相持久，将士乏食，乃亲到弘农督上民租，百姓竞送义粟，军食复振。刘裕入长安，“长安安堵如故”，及至“三秦父老闻刘裕将还，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理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祝。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之欲何之乎!’裕为之愍然 ‘。上述记载，反映出北方汉族民众对刘裕北伐的支持，这是东晋获胜的主要原因。北方各族人民饱经战乱之苦，渴望国家统一，家居安稳，尤其是广大的汉族民众，由于有很深的奉晋朝为正朔和认同本民族政权的心理，所以他们希望晋王朝重统江山。另一方面，尽管北方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汉化程度较高，也采取一些汉族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但在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初期，由于入居内地的各少数民族还远未达到与汉族完全融合的程度，所以汉族民众对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仍怀有戒心④。一旦东晋兴兵北伐,北方汉族民众总要起来响应，这就是为什么东晋的北伐能够取得一些成功的原因。北方汉族民众所持的上述民族认同心理，是时代的产物，我们对其不能过分苛责。而刘裕及其部将懂得怎样迎合北方汉族民众的这种心理。北伐之初，刘裕传书北魏，解释借道伐秦的意图，打的旗号就是：“洛是晋之旧京，而羌姚据之。晋欲修复山陵之计久矣”。檀道济、王镇恶等在攻占洛阳、长安时，“以国恩抚慰，号令严肃”，安定了人心，“戎夷感悦”，“百姓安堵。所以说，北方民众尤其是汉族士人对东晋的支持，是刘裕两伐中原 之战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顺应发展趋势
南燕王朝，本为后燕分裂出来的一个小的割据势力，其统治的地区仅为今山东济南以东，枣庄以北至渤海之滨，在东晋十六国后期为一区区小国。它既无开明的政治措施，又不发展社会经济，只有封闭式的割据统治与压榨。北中国的百姓早已对这种割据分裂，兵连祸结的混乱局面，恨之欲绝。特别是原来从北方随东晋东迁的吏民，更怀有热切统一北方、回归故里的愿望。故而， 刘裕兴师北伐，适应了当时人民的要求，使晋师所到之处，呈现出一片“华夷大悦”的局面。这便成为东晋制胜政治上独有的优势。
雄厚的战争实力
晋王朝，自定都江南以来，虽内乱不已，多次发生过大小规模不等的战争，但基本上维持着一统江山，远远不像北方多国纷争，兵祸蜂起，社会经济受到严重摧残的凋敝残破局面。刘裕当政后，采取了减轻赋税、发展生产的措施，加上江南的自然经济地理条件，使东晋的经济实力逐步增强，训练和征调了强大的车、步、水、骑等大量军队。这支军队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明显地优于南燕军，为战胜南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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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疑点一
这次刘裕一生中唯一的重大失败，也给后人留下了两个永远争论不休的话题：一、刘裕发起第二次北伐的主要动机何在?二、假如刘穆之不死，刘裕有统一中国的机会吗?
自从崔浩将刘裕比作晋室的曹操开始，到如今涉及此段历史的多数文章，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都大同小异：刘裕为了篡位需要提升威望，所以借北伐立威，并无统一天下的雄心。不过，说得人多就代表正确吗?这个答案果然是无懈可击吗?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一点儿，不要只睁着刘裕一个人的事，用相似的历史作一下对比，那么就可以发现，这种说法其实漏洞很大。
刘裕要取司马家而代之是肯定的，但这和北伐没有必然联系，北伐成功对他建立新朝只是一个有利条件，绝非必要条件。假如刘裕的目的仅仅是一个皇位，那他完全用不着发动这次战争。
在北伐后秦之前，刘裕已经对内平定桓玄与孙恩、卢循之乱，相当于两挽东晋这座危楼于既倒，对外则攻灭了南燕和谯蜀两国，并曾用外交手段就收复十三郡领土。这样的武勋实际上已超过了当年代魏的司马氏祖孙(即使把篡位前司马氏四代老板的战绩加起来，对内也没有可与刘裕相提并论的功勋，平定淮南三叛性质上仅与刘裕摆平刘毅和司马休之差不多，而对外也只灭掉了一个蜀汉)。
再看看刘裕之后，无论是南朝的萧道成、萧衍、陈霸先，或是北朝的高欢、宇文泰、杨坚，论武功均不能望伐秦前的刘裕项背。
如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推论：既然这么多道行不如他的篡位同行们，都可以顺顺当当地改朝换代，凭什么武功已经凌驾于众人之上的刘裕就还得再灭一个后秦?
另外从刘裕回师后的具体行止，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二。刘裕东归后，他的常驻地仍是指挥北伐的战时大本营彭城，而并非国都建康。他也没有在其北伐成功，声望最高的义熙十四年称帝，而是又等了两年，那时晋军已在关中失利，刘裕的声望已然受损。这些事实也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刘裕回来后并没马上把改朝换代当成第一要务;二、他要称帝，其实已不需要更大威望的支持。总之，刘裕回来肯定是要篡位的，但他并不是为了篡位而回来，就像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并不是为了吃饭一样。
至于说刘裕不想一统天下，就像说某位穷人白手起家，打拼半辈子创立一家公司，目的只是为了当老板，并不想赚钱一样，你信吗?对已经是国家实际元首的刘裕而言，假如能够完成统一，那么最大的受益人，正是刘裕及其子孙，故而仅从利益的角度来说，他也比那些“渴望统一的广大人民群众”更有扫平列国的动力。
虽然在商战中，每一个神智正常的公司经营者(少数别有用心的诈骗犯除外)，都是希望盈利的，但并不妨碍年年都有很多家公司亏损以至破产。这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能不能盈利，并不是由公司老板个人的想法甚至能力所决定的，要受到里里外外很多种因素的制约，经营天下者，业务自然更加复杂，但原理与此类似。那么假设上天格外眷顾，让刘裕始终能后顾无忧，放手于北征，他能开创一个统一的王朝吗?
对于这个问题，北魏崔浩也作出了著名的回答：不能。他提出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刘裕不能“行荆扬之化于三秦之地”，无法巩固他占领的地区;二是由于兵种、地形、气候等方面的差异，晋军在华北作战将是以短击长，所以刘裕“不能发吴越之兵与官军(北魏军)争夺河北”。
这两条理由有道理吗?都有。但果然无懈可击吗?恐怕不见得。别的不说，就以崔浩服务的北魏帝国为例：当年拓跋珪称王于牛川时，它只是塞外一个落后的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国家，与中原在经济、文化和制度上的差异，较之江东与关中，恐怕只大不小，后来击败后燕，便成功入主发达富庶的河北之地，并且站稳了脚跟，这一成功，难道靠的是“行塞北之教化于燕赵之地”?
当然，对于复杂的历史事件不能简单类比，要研究拓跋珪做到的事刘裕能不能做到，我们不妨仔细审看一下现存的资料，利用一些疑点进行推测，看看刘裕本来打算怎么做?
刘裕对关中人事安排的一大疑点是：他明明不信任王镇恶，手下也并非没有其他将才，为何还将关中防务这样的重任交给此人?最常见的解释，是说王镇恶在灭秦之战中功劳最大，所以这次任命属于论功行赏。
但这种解释，显然会在另一个重要人物身上碰钉子，这便是那位论行政职务还在王镇恶之上的安西长史王修(按两汉至魏晋的习惯，长史为掾属之长，而且后来王镇恶被杀后，王修未经刘裕批准，就能任命毛修之接任安西司马之职，也可见一斑)。
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地位如此重要的王长史，却在《晋书》、《宋书》、《南史》等史籍中都没有传记，我只能确定，他并非出自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这两大政治豪门，而且就在下所看到的史料而言，在他被任命为安西长史之前，这个人就没在史书中露过脸。这就奇怪了，这么一个要名气没名气，要功绩没功绩，要后台没后台的“三无”人员，怎么就能平地一声雷，跃居众多名将谋臣之上?
好在史书在他头次出场时提供了一点线索：“(刘裕)以太尉咨议参军京兆(人)王修为长史”[2] ， 京兆，就是晋朝时长安所在的郡名。看出来了吧，王修和王镇恶之所以让刘裕选中的共同点在哪儿?提示一下：并非都姓王。
刘裕所策动的北伐，尤其是北伐后秦之战，是东晋北伐历史上最成功的，也是影响最深远的。虽然刘裕北伐，还抱有个人或集团的目的，但它并不能影响我们对其历史作用进行客观的评价。
司马光叙述刘裕北伐成功后匆忙东归，关中复失时，大发感叹：“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艰难，失之造次，使丰、鄗之都复输寇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坚凝之难。’信哉‘。不像司马光只是大发感叹，王夫之一言点破了长安得而复失的原因：“刘裕灭姚秦，欲留长安经略西北，不果而归，而中原遂终于沦没。史称将佐思归,裕之饰说也。……夫裕欲归而急于篡，固其情已”。但王夫之仍然肯定了“裕之北伐，非徒示威以逼主攘夺，而无志于中原者，青泥既败，长安失守，登高北望，慨然流涕，志欲再举”;他还将刘裕与曹操相比较，称其用人虽有不足，而“为功于天下，烈于曹操”。显然也包括了对刘裕北伐成功的肯定。
吕思勉则认为刘裕急急篡位的说法只是史家附会王买德的话说：“宋武代晋，在当日，业已势如振槁，即无关、洛 邑之绩，岂虑无成?苟其急于图，篡平司马休之后，迳篡可矣，何必多伐秦一举?武帝之于异己，虽云肆意翦除，亦特其庸中佼佼者耳，反之子必尚多。刘穆之死，后路无所付托，设有窃发，得不更诒大局之忧?欲攘外者必先安内，则武帝之南归，亦不得訾其专为私计心也。义真虽云年少，留西之精兵良将，不为不多。王镇恶之死，在正月十四日(应为十五)，而勃勃之图长安，仍历三时而后克，可见兵力实非不足。长安之陷，其关键，全在王修之死。义真之信谗，庸非始料所及，此尤不容苟责者也。”
笔者认为，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关中的得而复失，根本的原因还是刘裕受限于东晋的实力以及北魏对东晋的牵制，因此他不可能坚守长安，更不可能统一北方。换句话讲，不是刘裕不想成就统一的大业，而是当时南北统一的条件还未具备，时机尚不成熟。其后，北魏统一了北方，再后隋统一了全国，才真正实现了南北统一的局面。从这一点来看，刘裕北伐后秦的成功，可以算作一支插曲，它在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这一轮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从而大统一的进程中，把历史的车轮向前推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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