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匈奴
东汉初年，匈奴比较强盛，刘秀无力与匈奴战，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内部为争王位发生动乱，匈奴贵族相互殘杀，呼韩邪单于率领部众归附东汉王朝，从此匈奴分为南匈奴和北匈奴。东汉政府设立匈奴中郎将进行监护，并每年给归附的南匈奴一定的粮食、丝帛等物资，南单于则协助东汉政府共同抵御北匈奴的侵扰，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
南匈奴归属汉朝后，北边诸郡都布满了南匈奴人及北匈奴的新附之众。此后匈奴人不断内迁至凉州以东并州以西，后来集中到并州中部的汾水流域一带。
和平、安定的环境有利于南匈奴社会生产的发展。同时，南匈奴人从入塞开始，不仅分布沿边诸郡，而且与汉族人错居。
这种胡汉错居的方式，带来了文化上的融合，对于匈奴人由以生产组织和军事组织相结合的畜牧业经济转向农业经济提供了便利。
公元187年，南匈奴发生内讧，此时正值黄巾军起义，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各地封建割据势力并起，汉朝无暇顾及匈奴。于是，南匈奴一部参加了农民军的打土豪活动，主要活动区域在今河南省黄河以北、山西省南部地区。公元195年，南匈奴参与了中原封建军阀的混战，沿黄河而下，东汉大学者蔡邕之女蔡文姬就是这一时期被掳掠去匈奴的。此时，南匈奴已经占据黄河流域诸多郡县。
公元202年，南匈奴首领归附曹操。曹操为了北方的稳定，先后将南匈奴分为五部(注2)每部择立贵族为帅，另选汉人为司马对其进行监督。同时，曹操还把并州的中下层匈奴人编入汉族。这样，南匈奴上下完全编入曹魏政权，中国北方完成了实际的统一。
但该措施让匈奴的很多下层人民沦为奴隶，因此魏晋时期，黄河流域出现了很多地区贩卖匈奴人和其他杂胡为奴隶的事。以至“五胡十六国”时期，匈奴后裔刘渊利用这些下层奴隶的反抗情绪，建立了“后汉政权”。但在西晋时期，各族人民往往打破民族的界限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各族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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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南匈奴是匈奴分裂后向南迁徙并主动汉化的匈奴.西汉中后期,在汉军的不断打击下,匈奴逐渐失去汉匈双方关系中的优势地位,靠近汉朝疆界的大片领土丧失,“被占领土”上的匈奴人沦为汉军仆佣,军事上的失利加剧了内部矛盾的发展,匈奴中的温和派开始谋求放弃敌对,研究和接近汉族,主战派则一步步失去在匈奴内部的主导地位。
南匈奴地图
这种形势下,汉朝及时打出一系列怀柔的招牌,于是大批匈奴人南迁,来到汉军的势力范围内,接受汉朝统治,成为大汉子民,这些主动寻求与汉族合作与交融的匈奴人被称为南匈奴。
从国家概念上讲,南匈奴是汉朝的子民,不再是匈奴国的子民。从民族概念上讲,南匈奴仍然是匈奴族,是具有汉朝“公民”资格的匈奴族,属汉朝的少数民族。 ...查看更多
200年，著名的“官渡之战”后，曹操统一北方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昔日的实力派诸侯董卓、袁术、吕布、公孙瓒、袁绍等死的死、败的败，已成强弩之末，刘备、孙权等后起之秀则一时半会儿难以形成实质性威胁。
就在曹操打算渡过长江，一鼓作气灭掉刘备、孙权、刘表、刘璋等南方割据力量时，背后被人插了一刀。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敢在曹操背后动刀?
他们不是别人，是我们很熟悉的匈奴。
匈奴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性格彪悍，作风泼辣。自春秋战国、秦朝两汉以来，匈奴就经常南下侵扰，烧杀掳掠，给中原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成为中原各国的心腹大患。在汉武帝时期，匈奴遭到卫青、霍去病等一代名将的主动攻击，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北匈奴向欧洲方向逃跑，祸害欧洲老百姓去了;南匈奴则留在河套地区，依附汉朝，成为汉朝的臣民。
到了东汉末年，朝廷对南匈奴的约束力越来越小，中原各路诸侯又互相厮杀不休，这给了南匈奴兴风作浪的机会。南匈奴在新任单于呼厨泉的率领下，重新出现在中原大地上，祸害中原民众。他们抢粮食、抢钱财、抢牛羊，只要是有用的东西，他们统统带走。
就连东汉大文学家蔡邕的女儿、才貌双全的知名才女蔡文姬，都被南匈奴的左贤王掳走。蔡文姬在南匈奴生活了12之久，还生下两个孩子。多年以后，曹操看在老朋友蔡邕的情面上，用重金将蔡文姬赎回来。这就是著名的“文姬归汉”典故。
南匈奴并没有猖獗多久，三下两下便被曹操揍得鼻青脸肿，不得不向曹操举手投降。
怎么处置南匈奴呢?这成为摆在曹操面前的一道难题。是像秦朝那样，在北方边境驻扎重兵，保持足够的威慑;还是继续像汉朝那样，一手采用和亲政策，一手派出官员到南匈奴去直接进行管理?
曹操的做法，不同于秦朝，也不同于汉朝。他作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将南匈奴分为5个部分，即左部、右部、南部、北部和中部。其中，左部居住在太原故兹氏县(今山西省汾阳东南)，右部居住在祁县(今山西省祁县东南)，南部居住在蒲子县(今山西省隰县)，北部居住在新兴县(今山西省忻县)，中部居住在大陵县(今山西省文水县东北)。
同时，曹操将南匈奴单于呼厨泉留在邺城，待以上宾之礼。这5部分别选出尊贵者担任领导，由汉人大臣担任司马，对其进行监督。这样一来，南匈奴没了单于，又被分散居住，力量遭到削弱，再也难以聚集起来闹事，就无法威胁中原政权了。
高，实在是高!
不仅如此，曹操还鼓励南匈奴人大规模迁移到中原居住，史称“关中人口百余万，戎狄居半，匈汉杂居”。这也为削弱南匈奴力量产生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事实证明，曹操的这个决定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在那以后直到西晋时期的“八王之乱”，长达近百年时间，南匈奴都没有起来作乱。他们与周边民众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中原民众也为此受益了近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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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东汉和帝永元元年(纪元89 年)，窦宪统率的汉、南匈奴等联军击溃北匈奴，勒石燕然，之后联军又对北匈奴予以连续打击，迫使其远遁西迁。此时，南匈奴“破北成南” 的理想达成。
堪注意的，此时以及其后，他们都未接收这片故乡国土，较一个半世纪以前呼韩邪单于时代迥然相异。也惟其如此，以后草原主人不再是匈奴人， 而已转变为北方来的丁零系突厥民族， 以及东方来的原居森林边缘东胡系鲜卑民族， 分割内、 外蒙古。
尤其鲜卑人的西进填补内蒙古地区，未及撤退而残留在这个地区，以及投降南匈奴后又越出长城逃返内蒙古的北匈奴人，都加入了新兴的鲜卑阵营，而被称为 “鲜卑人”， 鲜卑也由此强盛。
北匈奴西迁之前形势图
南匈奴人继续留在长城之内，成为一个没有自己国土的附庸集团与寄生者。南匈奴未返归草原是一项重要的历史转捩现象，问题关系到汉朝与南匈奴双方。
后汉政府方面，纪元50年允纳南匈奴投降，象征的是一项从所未有新的边境政策确立：以开放长城， 收容降附的异民族进入汉族中国为手段， 而替代较前汉时代大量减少了的边郡汉族居民，并责成被引进的异民族，在长城地区看守“中国” 北方大门为目的， 接替后汉节约政策下汉族自身边防军的职任。
基于此一目的，所以，不只南匈奴， 继匈奴之后是乌桓， 乌桓之后又是鲜卑，都纷纷迁入。这个政策， 一时颇为有效，后汉匈奴问题轻松解决， 原因之一，便因有南匈奴与其他异民族中介其间。北匈奴败亡， 汉朝既不能占领草原， 又警惕到王莽时代匈奴叛变的教训，而不愿再蹈放归南匈奴覆辙，此其一。
其二，汉朝决策当局了解空虚了的草原定必再有游牧民族移住，这些新游牧民族仍须有人监视。所以， 既为了避免不愉快的历史重演， 也为了继续警戒汉朝北方门户的需要，有效途径， 便唯有坚定仍留南匈奴住在长城地区。
同时，南匈奴继续留居汉朝北方境内，似乎也出于自身志愿。消灭北匈奴的行动，固以南匈奴统治集团要求为最炽烈，但他们所以热心于此，可以发觉，目的仅在解决一个竞争对手，而无意代替这些被打倒的同族登上草原。
依于史料显示，他们无论在事前或事后，从未为自己表示过重返草原的愿望。这一事态，令人有出乎意料的诧异之感。然而， 如果对南匈奴当初投降汉朝的背景能够明了，则他们所以不愿重返草原的疑问，也可以释然。
北匈奴西迁之后形势图
一世纪中匈奴第二次大分裂原因，史料记录说是南匈奴怀念汉朝旧日恩情，投降的南单于自己也如此说，事实上， 念念不忘是附着于旧日恩情的汉式经济生活。换句话说， 汉化影响已强烈到使他们不可能切断与汉朝间的关系。
匈奴汉化，自汉朝初年和亲政策收效以来，趋势日益加强， 虽然他们自己不会觉察这回事。举一个例， 纪元前一世纪中匈奴第一次大分裂， 拒绝投降汉朝的郅支单于西迁康居，第一件大事已是 “发民 (康居人) 作城， 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 不唯此也， 城内还建筑了单于本人起居的 “大内”。 城郭与宫廷， 正便是汉式生活习惯。 郅支一方面与汉朝为敌， 一方面又在自身经济社会生活间感染汉式因素，代表的正是匈奴汉化第一个阶段的普遍现象。
郅支单于(?-公元前36年)，名呼屠吾斯，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之后的北匈奴第一代单于，曾击败大宛、乌孙等国，强迫四方各族进贡，威震西域，一度领导了匈奴的短暂复兴，最后被汉朝远征军击灭。
呼韩邪单于成为汉朝藩属以后，匈奴汉化进入第二个阶段，虽然他们仍旧回到蒙古高原继续其游牧传统，明显的事例有二：
一是社会的，“太子” 观念产生便是。 而且， 自呼韩邪单于次代开始， 每一单于名号都加“若鞮” 字样， “若鞮” 即汉字 “孝” 的意义， 显然又仿效了汉朝皇帝谥号例加“孝” 字习惯， 这种习惯， 即使乌珠留单于与王莽破裂以后，仍代代不变。
也便自乌珠留开始， 单于与统治阶层间， 除了匈奴本名以外还流行爱好汉名。可以查考的， 乌珠留自身名 “知”， 弟左贤王 “乐”， 右挈污王“咸” (继位为乌累单于)， 右贤王 “舆” (继位为呼都而尸道皋单于)，乌累之子“登” “助”。 乌珠留单于之子， 便是以右日逐王身份领导南部匈奴人投诚汉朝的南匈奴第一代落尸逐鞮单于 “比”。
呼韩邪单于，(?~公元前31年)，前58~前31年在位。名稽侯珊，虚闾权渠单于之子。他是第一个到中原来朝见的匈奴单于，因迎娶王昭君而广为人所知。
另一方面是经济的，呼韩邪单于以来，尽管匈奴民族生活在草原天地，贵族们的物质享受却愈到后来愈倾向于汉化。汉朝基于宗主—藩属的道义与责任，对匈奴有其经济支持的义务，为嘉勉匈奴向心与恭敬，岁时赏赐尤其浩繁。
因此， 属国时代较之敌国和亲时代， 汉朝对匈奴经济援助， 代价更为巨大，给付数字也随时日而继续不断增加。乌珠留与王莽决裂以前历代单于入朝时汉朝赠与的递增表，可为说明。
从呼韩邪第一次朝觐到王莽破坏和平，匈奴获得汉朝经济援助整整六十年，盼望汉族物质支持的欲望，因此也只会增大而不能抑低。这种期望， 居住于内蒙古一带，亦即所谓 “南边” 的匈奴人尤为强烈。 他们炽热希望与汉族合作，王莽时代切断与汉族间关系，对他们非只不得已，反而还是痛苦。
惟其如此，建武十二年 (纪元 36 年) 后汉政府统一汉族中国， 当建武二十四年(纪元48 年)，“南边八部” 便不惜脱离北方本族， 急急向汉朝 “奉藩称臣”，表达希望回到从属地位的意愿了。而且， 要求的直接还是依照呼韩邪单于初例，迁他们进长城以内居住。
公元前36年,西汉校尉陈汤发出"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最强音，斩杀郅支单于
南匈奴所以迫切投靠汉朝，基本原因既在经济依存，则降汉与进入长城被允许，站在他们的立场，可谓外交上一大成功。他们每年自后汉政府取得固定
的物资补助与津贴，价值达一亿九十余万。特别赏赐如单于登位或丧祭等给付，尚不在其内。
章和二年 (纪元 88 年) 单于上书自白“开口仰食， 岁时赏赐， 动辄亿万”， 可说明南匈奴如何衷心感激汉朝， 以及如何心满意足之情。这是匈奴感染汉化的第三个阶段开始。
第三阶段无论较之第一或第二阶段，都可视为质变的起步。在此以前， 匈奴人生活环境仍是他们传统文化所依存的草原，南单于管辖下的匈奴人，却长期留住长城以内而与汉人杂居，其影响便非草原时代可同日而语了。
在此以前，匈奴人爱好汉族文化，以上层贵族为普遍，南匈奴时代愈突破贵族圈而趋向于一般人民。《后汉书》 南匈奴列传 “驰中郎之使， 尽法度以临之， 制衣裳，备文物” 的说明， 可知匈奴人已如何养成如同汉人般 “文明” 习俗。 这个趋势继续发展，南匈奴人适应定居社会与其文化愈为积极，背叛固有游牧文化的倾向也相对愈为明显，草原生活对他们反而一天天感觉陌生。
陈汤(?—约前6年)，西汉元帝时，他任西域副校尉，曾经假托圣旨，胁迫西域都护甘延寿出兵，攻杀与西汉王朝相对抗的匈奴郅支单于。
迄于北匈奴统治瓦解，南匈奴人直接与汉人共同生活已近半个世纪，半个世纪时间足够两代青年成长，第三代匈奴人无论生与长，都已在经济社会生活与汉族不可分的环境中，如南单于 “臣等生长汉地” 自白便是。 所以， 尽管北匈奴问题告一段落， 经济上、 文化上的原因， 都足以阻止南匈奴人还乡而宁愿仍旧留居长城地区。
后汉政府对数量众多，永久性居住汉族中国国土上的南匈奴人，其控制的设计颇为周密，一方面充分满足南匈奴物质需要，另一方面，强制性的监护力量也非前汉时代单单依于宗主—藩属名分与空洞盟约可比。所谓恩威并济的政治艺术运用，相当成功。
《后汉书》 南匈奴列传中所列举各项措施都值得注意(此处略)。从以上后汉南匈奴政策内容可知，自第一代单于比开始，便都以汉朝承认与册封为条件，才具有合法身份，年终又例须向汉朝提出国情报告。则单于虽继续获颁同于汉朝天子的玺绶，其地位， 形式上仍至为崇高， 而实质则已大为抑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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