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
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什么是存三统学说，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 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每当谈起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我们心底总会升腾起一种抑制不住的自豪感。的确，在世界文明之林里，中国的历史是漫长悠久的，更是辉煌灿烂的，一代代朝代更迭，就好似一幕幕大戏上演，让人目不暇接。可一个不该否认的事实是，在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这些历史大变迁背后，其实隐藏着太多暴力、血腥、动荡和人民的苦难。
历史大变迁背后是无尽的苦难
始终奉行仁德爱民之道的儒家，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苦苦思考，终于想出了一套解决之法——“存三统”，他们希望通过这套方法，实现朝代的和平过渡，而不再通过战争的方式。“存三统”思想诞生于西汉，由儒家春秋学派提出，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曾产生重要影响，那么它是因何应运而生的呢?
一、推翻到被推翻——走不出的困局
走过混沌初开的原始社会，和天真烂漫的夏商周，历史进入了严肃冰冷的秦朝。一整套严刑峻法建立施行之后，秦朝君主的权力得到了空前的膨胀，皇帝成为天下全体臣民的共同主宰，凌驾于任何规则之上，不管他们的行为有多么霸道无理，或如何昏庸无道，人们都不可能通过“合法”的渠道加以约束和制止。这就导致了一个可怕的结果——既然无法从政体内部制约皇权，那就只有从外部将其摧毁。
于是历经五百年好不容易建立起的盛极一时的秦朝，因为用权无度，仅仅存在十五年便分崩离析，在巨大的反抗浪潮中灰飞烟灭。更惨的是无辜的百姓，在颠沛流离中承受了数不尽的骨肉分离和生灵涂炭，生在乱世，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秦朝虽然因为暴政而灭亡，其接替者汉朝却几乎全盘继承了秦朝的体制，汉朝君主仍然拥有至高无上不受制约的皇权。汉高祖刘邦“伐无道，诛暴秦”的英雄行为，被汉朝当作模范典型大加称颂。同时“起于微末”敢于挑战皇权的刘邦，在其后两千年中也一直成为底层反叛者争相效仿的榜样，而所有的效仿者最终也无一例外地重蹈覆辙，谁都打不破从建立到被推翻的死局。
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意味着社会经历了一场繁盛和衰落，文化经历了一场创造和丢弃，秩序经历了一场规范和破坏，人民经历了一场苦难和浩劫，正如诗人张养浩说的那样：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看似无解的轮回该如何打破?古往今来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寻求解决之道，“仁以为己任”的儒家，更是把解决这一历史难题看作自己使命，并真的找到了可以付诸施行的方法。
二、借势而上的儒家——骨子里并不温顺
儒家学派形成于中国古代思想大变革的黄金时期，奉行春秋大一统思想，致力于神化皇权和推行君臣之道，可是在百家争鸣的嘈杂声中，儒家的主张总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空谈而遭到舍弃。
到了汉武帝时期，历经无数个寒冬，儒家学派终于迎来了温暖的春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真正成为治理国家的正统思想，并保持至高无上的“官学”地位两千余年。
在我们的印象里，儒家常常是温文尔雅谦虚谨慎中庸低调的，他们讲规矩守礼仪懂仁爱重言诺，古代王朝统治者正是借助于儒家思想的这些特性，为皇权披上华丽的外衣，打着公正仁爱的旗号，行剥削压迫之事实。这样看来，儒家应该和统治者是一个鼻孔出气的，他们只有为统治者服务，顺从皇权，依托皇权，才能保全自身，进而发展自身。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儒家表面上是温和的，骨子里却是刚硬的，他们并不甘心只作为统治工具存在，而是从诞生之初就秉持着更为远大的理想追求，那就是希望社会能够不断向前发展，最终走向太平之世。
早在孔子编写《春秋》时，评价自己生活的周朝，稍早的商朝，和更久远的夏朝，分别持截然不同的态度，孔子对周朝的礼乐大加赞赏，对商朝颇有微词，对夏朝则毫不留情地批判，以此说明：每个朝代的制度是不断进步的，人类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最终理想中的太平社会必将到来。
后世的儒家继承孔子的思想，依据《春秋》经典的微言大义，发展出“春秋学派”，根据孔子关于社会不断进步的观点，提出了一种看起来略显奇怪的学说“存三统”。
三、为理想而献身——儒家的反叛
儒家春秋学派指出，孔子生活的周朝，普天之下同时存在有三个朝代的政体和文化，分别是周天子领导的周王朝，由宋国代表的商朝遗存，和由启国代表的夏朝遗存，其中宋国和启国都是由前朝王室后代掌管的小国，保存着前朝的礼仪规范和朝政制度。
三个朝代的统治并行于世，周朝是天命之所在，因此有权治理天下，宋国和启国代表的商朝和夏朝，由于落后而不符合时代要求，逐渐走下历史舞台，退居于小国而存在。每当有新的朝代建立，被取代的朝代也将退居为小国，而最遥远朝代的遗存启国就会永远消失，以此类推。“存三统”学说看起来有些不知所云，那么它到底在说明什么?有什么实际价值?
其实“存三统”是儒家为解决朝代更替中难以避免的战乱和暴力而提供的一种方法。依据这一理论，皇权和天命的拥有者不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在不同家族之间相互传递，就像夏朝和商朝，它们落后于时代，因而被新的政权取代，但它们可以继续在世上存在，并没有立即消失，只是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而已，皇室家族依然是安全的，这就为皇权的和平过渡提供了可能性。
“存三统”学说提出的时候，因为它能够证明汉朝制度是最先进的，又符合神化皇权的需求，确保了汉朝统治的正统性，所以起初皇帝十分赞同这一观念。可是统治者没有想到，“存三统”本质上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作为汉朝取代前朝的理论依据，同样暗示着汉朝一旦落后于时代，也终有被取代的一天，而这一天很快便到来了。
汉武帝时代在今天看来是仍一个颇具争议的时代，在当时人们更是把汉武帝当作暴君。在位五十余年，汉武帝大行征伐，横征暴敛，不恤民意，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百废俱兴的国家被他搞得民不聊生，以至民怨沸腾，于是当汉武帝魂归故里，各种唱衰汉朝之声便甚嚣尘上，其中就包括奉行“存三统”的春秋学派代表人物、大儒董仲舒的再传弟子眭翁。
眭翁拿出了“存三统”理念指出，汉室既自称尧舜之后，就应当具有尧舜禅让的气度，他还结合全国出现的各种怪异现象，比如死亡的枯树发出新芽，倒下的山石重新立起等等，说这些异象都是有圣贤之人从民间兴起的征兆，汉朝皇帝应该顺应天命交出皇权，让位于真正的贤人，主动退居小国之列。
虽然眭翁的说法有官学儒学的经典作为背书，看似有理有据，可是将皇权当作私家财产的汉朝统治者，自然是无法接受他的说法，最终辅政大将军霍光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将眭翁当众斩首。
从上面故事可以看出，恪守君臣之道的儒家，对统治者并不总是一味地服从，为实现济世安民的理想，他们的反叛同样可以充满悲壮，然而仅凭一个理想化的学说，就想让统治者主动放弃皇权，显然是困难的。不过儒家办不到的事，政治家却可能办到，西汉和东汉的终结者王莽与曹丕，之所以能够和平且“合法”地从汉朝皇帝手中接过皇权，无一不是因为借用了“存三统”理念。
四、综述
总之，儒家春秋学派提出的“存三统”学说，是中华先民基于当时的社会现状，设想的一种通过和平方式实现朝代更替的合理方法。它制定的皇权平稳退出和过渡机制，既避免了从外部摧毁政权造成的社会动荡和百姓苦难，也保全和延续了皇室家族，可以说是两全其美。
只是出于人性对皇权这种至高无上权力的极度渴望，除了王莽曹丕之类的帝位篡夺者真正实践过“存三统”理念之外，没有哪个当朝皇帝会心甘情愿拿这把双刃剑指向自己祖辈梦寐以求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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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我国古代大部分朝代都是尊崇儒家思想的，这也就让恪守儒家思想的士大夫成为了受人尊敬人，甚至士大夫犯了过错都能够免于严酷的刑罚。
“刑不上大夫”是儒家一个很经典的主张。这个主张被作为儒家思想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顽固保守的一个明证，曾经遭到过非常激烈的批判。直到今天，依然有许多人认为法家 “一断于法”的思想是讲究平等的，是进步的，而“刑不上大夫”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与人不平等，所以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
从通常的角度来看，“刑不上大夫”的确意味着大夫与庶人间的某种区别待遇，这也是这个主张被看作是儒家特权思想的重要原因。
但是历史情况是复杂的，对某一种思想和主张的评价需要考虑具体的历史环境，同时需要不同的观察角度。从“刑不上大夫”提出的时代和它所起过的历史作用来看，这个主张还是有相当程度的进步性的，对文明与宽容的司法实践以及政治生态起过良性作用。
在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之前，我们先说说近年来一些学者突然提出的一种新解释。这些学者将“刑不上大夫”的“上”解释为“在……之上”，这样“刑不上大夫”就变成了“刑罚不在有大夫身份的人之上”，也就是说，大夫不能特殊，不能享有特权，刑也要加于他们的身上。于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儒家的这个主张与法家的“一断于法”接近了。于是乎好像在这一点上为儒家的主张平了反。但是这种观点，其实只是一种想当然，找不到任何历史上的实际佐证。
“刑不上大夫”的“上”字就是“加于”或“施于”的意思，对这个字的意思人们并没有误解。人们之所以认为“刑不上大夫”意味着法律面前不平等，是因为不自觉地偷换了一个概念，将“刑”字理解为现代的法律制裁，而且并不认为这种理解有何不妥。由此，大多数人认为，“刑不上大夫”就是大夫不受法律制裁，所以这也就意味着法律面前不是人人平等，意味着大夫享有超越于法律的特权。
但是，“刑”等于法律制裁这种理解恰恰是有问题的。即使在今天，刑罚也并不等于法律制裁，何况是在“刑不上大夫”这个主张提出的年代。在儒家提出这个主张的时代，“刑”是有特指的，它至少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就是所谓肉刑。那个时代的肉刑共有五种：墨、劓、剕、宫、大辟。墨刑就是在人的额头上刻字涂墨，劓刑是割掉人的鼻子，剕刑是砍掉人的脚，宫刑是毁掉人的生殖器，大辟则是死刑。这五种刑罚都是以残害人的肉体为特征的，其中劓、剕、宫三种肉刑，受刑人一经施刑，终生残废。
第二层含义，笞刑等体罚刑。汉文帝时代进行刑法改革，肉刑变为笞刑，这在理论上绝对是一个进步，比常常造成受刑人终生残废的肉刑要人道，但仍然是体罚之刑。笞刑在操作上受施刑者主观影响大，如果打得轻，受刑人痊愈后可以康复，但是如果打得重，也会致人死亡。这也就是史书上说的：“外有轻刑之名，内实伤人。”
第三层含义，受刑还意味着遭到刑吏狱卒的种种人身羞辱，让人彻底失去尊严。
综合上面这三种情况，从司法角度来看，“刑”意味着苛酷和野蛮。我们可以举出一个历史上的具体实例来说明这一点。汉朝的开国功臣周勃曾被汉文帝投入监狱，出狱后，他说了一句话：“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可见，在监狱里，他有过极其痛苦的经历。周勃的遭遇得到了广泛的同情。汉代著名的政论家贾谊曾经针对此事上书汉文帝，对“刑不上大夫”作了精彩的论述。
其实，贾谊并不是完全从司法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他还从政治生态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由于“大夫”本身即是政治人物，所以“刑不上大夫”这个主张对降低政治斗争的残酷程度，从而改善政治生态具有非常大的积极作用。
在现代社会，除死刑外，不仅肉刑、笞刑等体罚刑已经取消，对罪犯的人身羞辱也被法律所禁止。新加坡保留“鞭刑”这一体罚刑，就经常受到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由此可见，今天，不仅“刑不上大夫”，而且“刑不上庶人”。
据《论语》记载，曾子的一个学生被任命为法官，上任前他向曾子求教，曾子说了这样一段话：“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意思是说，老百姓经常犯法，那是统治者“失道”造成的，法官审案得到了犯罪的实情，一定要抱着同情的心态而不是沾沾自喜。所以曾子主张轻刑。荀子虽然主张重刑，但他同时也说：“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荀子·正论》)他还说：“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而过，宁僭勿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荀子·致士》)也就是说，在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宁可让有罪的人侥幸逃过刑罚，也不能让好人受到损害。儒家轻刑与慎刑的观点对古代中国司法的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法家的“一断于法”表面上看起来是平等的，但在实质上，不过是一份平等的残酷，如果上层人物都可以残酷对待，那么下层人物的命运就更不必说了。在文革中，对儒家“刑不上大夫”这个主张的批判最激烈，可见，文革是主张“刑上大夫”的。可是，当开国元勋都受到造反派们拳打脚踢的体罚时，普通人又如何能够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呢?所以，“刑上大夫”的时代不可能是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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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大家都知道长达五百多年的春秋战国时期是历史上有名的战乱时代，原本这些都是一些诸侯而已，但随着周朝权利衰落，对诸侯的实际统治力也越来越低，而诸侯间的互相吞并，导致一部分诸侯的实力越来越强。当然这个时期崛起的不止有各大诸侯，还有著名的“诸子百家”。相比而言，诸子百家对后世的影响远不是这些乱世的诸侯能够比拟的。虽然百家的思想都有流传下来，但真正脱颖而出的却是儒家，为何儒家最终能脱颖而出呢?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往下看。
诸子百家出现的本质自然为了应对乱世而提出不同的治世思想，虽说是诸子百家，但实际最出名的是十家。这十家分别是：道家、儒家、法家、墨家、兵家、纵横家、名家、农家、杂家、小说家。他们的政治主张各不相同，他们经常周游列国，希望能够得到采用。不过儒家并没有那么成功，反而是法家的思想因为“合乎时宜”，被很多诸侯王采用。其中的管仲、吴起、商鞅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都靠着变法使得自己的国家变得强大，而之后法家的李斯也帮助秦王统一了六国。
和法家的积极不同，道家的创始人老子主张“不争”和“无为无不为”，这在乱世可以说是一股清流。毕竟这个时代到处都是“争”，而道家却反其道而行之，劝人“不争”，因此道家的思想并没有被诸侯们采用。当然后来汉朝初年，无为而治的思想被汉朝的帝王接受，并产生了著名的文景之治。和道家“不争”类似的墨家的“非攻”思想虽然影响很大，也制止了很多战争，但最终并没有被乱世的诸侯们采用。
相对而言，研究如何打仗的兵家，就比较收诸侯们的喜欢。当然兵家并不是好战，反而是甚至不主张战争。他们把战争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之一。在实现政治目的这方面，纵横家更是通过游说，来改变春秋战国的格局，从而实现政治目的，其中的苏秦和张仪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除了以上的各家以外，春秋战国时期还有杂家、农家、名家、小说家、阴阳家、医家、方技家等存在。然而最后儒家能够脱颖而出，除了后世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是因为儒家的思想虽然不适用于乱世，但是在大一统的王朝里，却是最受统治者喜欢的统治工具，这也是儒家思想能成为封建社会中主流思想的原因。当然不管哪家，这些思想都对中华文明的思想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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