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怠政
看到万历朝鲜之役的时候，我想起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
那时候的明朝，作为世界上鼎鼎有名的大国，表面上看起来还是不可侵犯，就算明代的百姓再怎么妄自菲薄，谈起自己的国家，那也是与有荣焉——甚至连统治者也不觉得明朝会亡，尽管他们已经知道朝廷有了困难，却从不认为，那就是致命的危机。所以统治阶级还是兴致勃勃的准备“万历三大征”，所以“东林党争”如火如荼，所以盛世现出了败相。
作为君主专制的民族来讲，国家倒坍，与它的最高统治者有着直接的关系。作为一个团体来讲，万历三大征，明朝是胜了，但作为一个国家来讲，万历三大征，他们败得一塌糊涂，甚至之后的明朝的那些败招，那不过是为明朝败亡“锦上添花”而已——当然，这里不能排除，皇太极的所为，那也是清军入关的重头戏。
关于清军入关，这里撇过不提，我们单来看看明朝晚期有哪些败招，导致了明朝亡国。
“夫家自毁，而后人毁之”，说明一个团队的毁灭，总是从它的内部开始，一个国家就更是如此。试想一下，如果明朝一直是朱元璋这样雄才大略之人坐镇，那它存在的时间一定会更长，清军想要入关，只怕就算是五个皇太极共同努力，也不见得能成行的。周朝的时候，实行分封制，结果后来分出了春秋的五大霸主，战国七大豪强，那是因为周的体制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毁灭是必然，但明朝不一样，明代的体制虽然不算是无可挑剔，但也决不会在几百年内就被淘汰，它之所以亡国，实在是因为统治阶级太过腐朽，社会已经难以承载这样的朝廷。
“万历怠政”即指《明史》中所载，万历年间，明帝在位长期不理朝政的事情。
万历十年，张居正逝世，明万历帝亲政。万历十四年后，皇帝出现严重怠政行为，长达30年时间不上朝。《明史》认为，经此一事，明王朝内政近于崩溃，走上灭亡之路，甚至在《明史·神宗本纪》中提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明万历帝上台亲政，初始时是个兢兢业业、恪职尽守的皇帝。万历十二年八月至十三年五月，京师大旱，万历帝亲自祭天祈雨。万历帝步行十余里至天坛，不顾劳顿，拒乘龙辇，所做所为，让百官和百姓大为感动。
当然，这些所谓“明君”的做为，在万历十四年之后就基本上与万历皇帝绝缘了。
万历十四年九月，万历帝以“头晕眼黑，力乏不兴”为由数日不朝，就算服药之后依然称“身体虚弱，头晕未止”，甚至连太庙祭祀也不去了。万历十六年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万历帝整日花天酒地，选美，大兴土木，甚至筹建陵园——什么都理，就是不理朝政。
万历十七年元旦后，适逢日食，万历帝找到新的由头，免去了元旦朝贺。对于皇帝如此作为，大臣们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时任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就上疏，对其耽于享乐表达了不满，紧接着，就有阁臣上疏请求罢官。
万历怠政指的是在清朝人编纂的《明史》中万历帝在位期间长期不理朝政的事情。
万历十年，内阁首辅张居正去世，20岁的万历帝正式亲政。在最初的几年，年轻的万历帝还兢兢业业、恪职尽守。如万历十二年八月至十三年五月京师大旱，万历帝决定亲自祭天祈雨。祈雨当天，万历帝亲率百官步行十余里来到天坛，经过一番冗长而繁复的祈雨仪式后，万历帝又不顾劳顿，坚决拒绝乘辇，再次顶着烈日步行回宫。尤其是，为了表示祈雨的虔诚，万历帝特意要求免除清道，破例让沿途百姓争相一睹天颜。此情此景，令群臣百姓无限感动，不少人甚至潸然泪下。
但是，从万历十四年以后，万历帝就开始了严重怠政行为，并创下了30年不上朝的纪录。万历帝的怠政，使明王朝中央政府几乎陷于瘫痪，从此回天无力，以致《明史·神宗本纪》中指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而也有人对于万历怠政的说法存在质疑，认为是清朝人在编纂《明史》中对万历帝的污蔑。
后人在分析万历怠政的原因时，寻找了许多理由。对万历怠政前的巨大反差。原因或许只在于，万历的怠政，其实就是一种超乎常理、缺乏恒心的懒惰行为的极致表现罢了。
然而万历朝也经历许多大事，比如万历三大征、国本之争、梃击案风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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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万历十五年，为了躲避群臣的骚扰，万历帝宣布实行“静摄”，从此不上朝。许多人认为万历长年“不朝”，是万历怠政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国事艰难的原因。事实上，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就是在不上朝的时期取得的。
《明史·神宗本纪》可以看到，关于万历十五年以后朝政的记载，与万历十五年以前的并没有区别。赈济荒灾、整顿吏治、平定叛乱、治理河道、发展经济、对外交往等工作，一个也没有少，丝毫也看不出怠政的样子，反而能看出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的执政能力也在不断增长，许多疑难杂症得到妥善处理，尤其是“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尤其来之不易。
而关于所谓的怠政的表现也存在巨大的质疑。种种迹象表明，清人所编写的《明史》问题很多。著名历史学家孟森认为，自古以来，朝代更替之际，后代在修前代历史的时候，在涉及到新朝的地方，无一例外都要有所隐没，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涉及的年代不长，所有隐没的地方，后人在读史的过程中也能发现并了解，从来没有像《明史》这样，隐没一代史的全部。
这些问题大多集中在万历以后，出现问题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满清的御用文人，一个是东林党的残余势力。
满清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为消除人们对明朝的归属感，对明史进行了隐蔽的歪曲，有意放大污点，以偏盖全，诋毁明朝皇帝的形象。另一方面，参与编写《明史》的东林党残余势力，从自己党派的立场出发，维护党派的利益，将明末党争的实际情况进行歪曲，对涉及到人和事按照东林党的是非对错标准进行评判，有失公允。
“不朝”和“不见”的质疑
关于万历帝不上朝的说法，不少人提出质疑。在明代，上朝就像是召开全会，人多嘴杂，并不适合问政，上朝只能是给大家提供吵架的机会，对于政务的处理，没有什么益处，将其取缔，对于遏制不正之风，倒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皇帝处理政务的主要渠道，跟现今有相通之处，也是召开小范围会议，召见相关人员或是通过公文(奏折)等渠道。
从《明史·神宗本纪》可以看到，关于万历十五年以后朝政的记载，与万历十五年以前的并没有区别。赈济荒灾、整顿吏治、平定叛乱、治理河道、发展经济、对外交往等工作，一个也没有少，丝毫也看不出怠政的样子，反而能看出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帝的执政能力也在不断增长，许多疑难杂症得到妥善处理，尤其是“万历三大征”的胜利.
明代完善的制度，为万历帝实行“静摄”提供了条件。朱元璋夺得天下以后，为确保皇权不受威胁，子孙后代长治久安，在总结历代政治得失和自身统治经验的基础上，设计了一整套制度法令，集中体现在《皇明祖训》、《太祖宝训》中。在祖训中，朱元璋加以训诫，事无巨细，几近絮叨，在制度法令、机构设置、皇帝的基本言行、百官的行为规范、后宫的操守等方面，都作了十分具体而细致的规定，建构了权力运作和制衡网络。
应该说朱元璋在制度建设上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最高水平，各项制度不仅全面，而且完善，大多数制度从维护皇权的角度看，极具合理性。以至于清朝照搬明朝的制度，而康乾更是对朱元璋发出了“治隆唐宋”的感慨。
万历帝的“静摄”还是以道家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一种执政理念，其精髓就在于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明代道教盛行，朱元璋曾多次寻访张三丰，朱棣更是为之大兴土木，修建武当山供奉真武大帝。来自湖北的嘉靖帝更是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问政风格颇为“老道”，一方面是深居简出，多年不上朝;另一方面却做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改革。万历不上朝，很可能就是受到他爷爷嘉靖帝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道家的影响并非都是消极的，汉代初年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实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政策，这才有了著名的“文景之治”。汉代的国力在此期间迅速增长，为后来汉武帝北击匈奴创造了条件。万历帝的“静摄”，同样有利于在“三大征”之后休养生息，恢复国力。
以此作为怠政的依据是不合理的。万历帝的“静摄”不仅不是怠政，相反，它是一种十分高深的、太极拳似的执政手段。
而“不见”，也是如此，只能说见大臣的次数比较少，还并非是完全不见，即便到了晚年，有时也见大臣的。
都说明朝亡于崇祯，而实则亡于万历，明朝是一个彰显皇帝个性的国度，而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竟然会出现皇帝怠政28年的事情。
而奇怪的是，万历数十年不上朝，国家的运行却是如常，他仍然掌控着至高无上的皇权，没有被架空，这不得不令人佩服他驾驭群臣的手段，当真是非同一般。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万历不上朝这句话有错误的理解，因为他不上朝，并不代表着万历不理政，在面对大事件的时候，万历往往都会召集小集体来开会，将朝政落到实处。
只不过像一些小事情，万历可能也就懒得插手，让群臣内阁提出建议，而他直接进行披红就行，如此就避免了和朝臣们无所谓的讨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上朝的情况呢?还不是因为国本之争，以及对于群臣口水战的烦扰，而最终选择了怠政，有明一朝，因为言官制度，所以能够风闻奏事，而顶着太祖祖训，不至于受到惩罚，前期还能提出相应的见解，可是后期却是完全转变为。
为了出名而奏对，这样朝堂就变成了口水战之场所，甚至多次闹得不可开交，万历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再加上国本之争双方互不退让，也就有了万历的怠政事件。
明朝是历代封建皇权制度最为完善的朝代，它将皇帝的集权达到了顶峰，而且是有效的监管起来，多方互相作用之下，达到了帝王居中调和的作用，以此保证皇权的稳固和国家机器的顺利运行。
明朝废黜了相权，没有了与帝王分权的丞相制度，不过因此而又产生出了内阁、宦官以及皇权，这三种权利构成了明朝的权利架构。
内阁就不多说了，有提出建议的权利，行使着大部分丞相的权利，而随着特务机构的出现，如锦衣卫、东西厂，这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机构，恐怖主义就是这些特殊机构而造成的。
如此加强了群臣对于皇权的敬畏，宦官是依附于皇权而生的，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联，所以阉党的应运而生。
明朝的宦官不少都很猖獗，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无不权倾一时，可是他们却又不如东汉末年宦官干政以及唐中后期的阉党擅自废立帝王的不可一世。
原因在于内阁的制衡，以及宦官没有军权在握，卫所制度所形成的屯兵屯田，兵和低级军官世袭，而领兵大将却是临时指挥，避免了兵将的接触，如此将军也就无法弄权，这军权自然就掌控在了皇帝的手中，因此我们才可以看到有明一朝，宦官专横跋扈，却在皇权面前是危如累卵。
政治无非是平衡，而万历能够驾驭群臣，不被架空，也是因为经历了万历十年初期的张居正和冯保以及李太后的权利组合，他当时就是在三者的制衡下而犹如傀儡一般，当然这是因为其年幼，却也让他看到了宦官和内阁的勾结所造成的巨大威胁。
所以万历十年之后，对于太监不怎么太信任，又加上他炉火纯青的平衡能力，虽然不上朝，却也仍然掌控着绝对的权威。
所以笔者认为万历之所以怠政如此之久却还是令朝臣敬畏有加，掌控权柄，不仅是因为其能力手腕的非同一般，更是因为明朝的三权分立的制度作用，以及对于武将兵权的限制，终明276年，也没有出现皇帝被架空的现象，实在是封建历史皇帝高度专制集权的智慧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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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大明每年农税二百万两白银，因为小冰河时期的影响，万历天子每年都要免除大量的农税并赈灾，他先是下令赈灾款从内库出，然后就是战争特别费从内库出，接着是修河治水钱也要内库出，还有军屯歉收也要内库补助等。
为了应付各种开支，万历就挖空心思地挣钱。他除去收了近三百万两海税银和上千万两的工商盐茶银以处，还下令开放书局给内库挣银子，只要能卖出去的书一律刊印，或者只要肯交钱就给你印。
所以这个时代也是中国封建王朝时期书籍刊印得最多的时代，闻香教教主徐鸿儒的经书都是皇家书局刊印的，闻香教的作乱宣传单也是皇家书局印的--就因为徐鸿儒付钱了……
北京的路人穿的衣服也是五颜六色，这一切也是为了税收上的考虑。曾经有言官痛心疾首地谈到大明的百姓穿的比官员还漂亮，更有人开始穿明黄色的衣料了。文臣要皇帝整肃朝纲，不许百姓僭越，一开始万历也曾犹豫过，但收绢税和花布税的太监问他："如果不许小民穿绫罗绸缎，那万岁爷找谁收税去呢?"
最后就是万历一辈子再次倒在了银弹攻势下，顶住了文官的齐声痛骂，把大明祖制给修改了，废除了所有关于车马、衣服和轿子的限制。
万历朝十年后，地球进入小冰河时期，在连绵不断的天灾面前，张居正为大明积攒下的国库储蓄迅速地耗尽了。虽然南方各军镇吃饱没有问题，也不需要朝廷拨给救济款，但随着灾害地持续，万历皇帝渐渐感到他无力维持大明水师的开销了，所以就允许沿海各军镇自行向海商收取一定的海税，作为水师的维持费和清剿海盗的费用。
这个政策推行以后，大明水师就进入了不稳定的发展期，有地军镇经营不善，税收很高但海盗仍然猖獗，导致附近的海商贸易萎缩，并进一步导致所属的水师急剧退化。相反，经营良好的军镇则迅速拥有了强大的海上武力，从而能够制造出更大地海贸安全区，从而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到万历三十五年以后，大明水师驱逐了盘踞在澎湖一带的荷兰人。当时万历皇帝为了进一步给内库开源，甚至制定了渡海进攻马尼拉地计划。这主要是因为万历皇帝听到了当时盛传于中国的一种谣言，那就是;马六甲一代盛产黄金和白银。
万历三十六年后，万历皇帝还曾派了几拨太监前往那里进行实地考察，其用意之险恶不问可知。只是那些太监带回的事实粉碎了谣言，万历皇帝确认了金山、银山的说法为子虚乌有后，才讪讪放弃了侵略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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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说起明朝灭亡，各路大神众说纷纭，其中有一个主流的观点就是明朝后期的皇帝都很烂，而且是一个不如一个，就算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勤勤恳恳，但是也改变不了明朝要灭亡的命运，因为这个祸根其实早早的就在万历皇帝那就已经埋下了。
说起万历皇帝，大家也是褒贬不一，总的来说，他也是个不错的皇帝，虽然比不上明太祖的明成祖的雄才大略，但是也算是个很牛的皇帝，三十年不上朝，连打战都仅仅是靠谕旨来解决，并且他的政权并没有因此而被别人夺走，可见，万历皇帝多多少少也是有些能耐的。他没能耐的是没有找到一位好的继承者，他的后辈没能出现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
万历皇帝十岁就登基了，当皇帝的前十年可谓是发奋图强，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得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包括有名的万历三大征，也巩固了国家的疆土。明朝曾一度占据了当时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这些都是万历皇帝在位时的功绩。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中后期这位皇帝由勤变懒，直至后来的三十年都不上朝，政权大部分交由宦官，也没有做出像样的举措来跟随世界的步伐，进入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让腐朽的封建王朝继续生长。
公元1620年，万历皇帝因为辽东战争屡次失利，再加上税赋过重引起大批的农民起义，整日愁眉不展，再加上长期酒色，身体也不好，这一年与世长辞。明朝的百年基业也确实是在这个时代开始动摇，说全怪万历皇帝也不对，只能是说从万历皇帝这已经种下亡国的种子，这只是个因，他的后辈若是能有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还说不定有的一救，可惜的是都是写泛泛之辈，并没有改变大明王朝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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