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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屠川

  屠蜀又称入川屠蜀、屠川、蜀祸,是指中国明末清初之际四川人口的骤减现象,战乱是重要原因。古谚有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屠蜀的凶手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当时的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所为,一种和入关之后的清军在四川的连年屠杀有关。现在有人认为这主要是入关后的清军所为,而栽赃给张献忠,清朝统治阶级把张献忠诬蔑为“杀人狂”流毒既广且深。同时造成死亡的因素还有大旱、大饥、大疫;史载“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清初时以“湖广填四川”来解决四川人口的缺口。

  导读张献忠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崇祯十三年1640年率部进兵四川,而四川民间一直流传着“张献忠屠川”的说法,张献忠究竟杀了多少四川人?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具体数字。但他并非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唯一罪魁,更不可能将四川人几乎全杀光。

  一个有力证据是,张献忠在1646年11月就战死,此后清军用了近20年时间始击败各抗清势力而平定四川。据《四川通史》,1647年清将张德胜攻入成都被杀后,相继攻伐四川的清军有高民瞻、吴三桂、李化龙等部。

  直到1660年,清廷任命的四川巡抚佟凤彩始在成都建立官署;直到1663年,清军才真正拿下重庆;直到1665年,下川东战事结束,全蜀才完全归于清廷统治。如果张献忠在1646年11月前,就已将四川人几乎杀光,或杀到只剩野史传说的8万人,清军不可能耗费如此多的时间平川。

  因此可见四川悲剧的最大祸首是满清,然而张献忠屠戮川人的史实并非完全虚构,但一定有夸大。清政府对明末清初历史文献的删存或捏造,以及文人出于迎合或仇恨的夸大、诬指,是造成“张献忠杀光四川人”之神话的主要原因。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

  清廷删存的野史中,有记载张献忠曾在屠杀之地立一杀气腾腾的“七杀碑”,上书:“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然而,后来在广汉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却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根本没有传说中那么“重口味”。

  造成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推手,清初张烺的《烬余录》说了一大半实话,他在“顺治五年”一项下记载,“蜀民至是殆尽矣。今统以十分而计之,其死于献贼之屠戮者三,死于姚黄之掳掠者二,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又二,其一则死于病矣”。

  “献贼”即张献忠,“姚黄”是另一支农民武装势力——姚天动、黄龙的部队,“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则是指四川地方土豪之间的攻伐。当然,由于这本书是献给康熙皇帝看的,作者不敢指认清军残害川民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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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献忠的藏宝真的存在吗?如果存在,它们到底又在哪里呢?

  张献忠,字秉吾,号敬轩,是起义军里著名的“八大王”,他在明末农民起义的风浪中迅速崛起,很快便成为起义军的主力之一。崇祯八年,他和李闯王连手夹攻明朝王室的龙兴之地,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凤阳,义军一举得手,掘了朱家皇室的老坟,这使朝野极为震惊,崇祯皇帝终于明白,起义军这下子可不是闹着玩的了,他们已经壮大到成为明王室的真正敌人了。后来张献忠使用缓兵之计,暂短时间内接受过明王朝的招抚,但他在休整队伍之后,便又重新举起了起义的大旗。并且势如破竹地攻占了四川,迫使曾经极力主张招抚张献忠的明军主帅杨嗣昌负罪自杀。崇祯十六年,他攻占武昌,开始自称大西王。第二年,他就在成都称了帝,建立起大西国,这几年的战争时光可说是张献忠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到他登基称帝达到了顶峰。这之后,张献忠的军队迅速走向了衰败。主将们只顾纵情享乐,士兵们也士兵低落,无心应战,纪律涣散,而且张献忠在当皇帝期间,性情也变得更加暴躁多疑,制造了极为残忍的“屠蜀”事件,在自己的统治区内引起了人心离散。等到清军进攻四川时,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实际上已自身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加上之前,他还与李自成的起义军发生了正面冲突,实力也有所损伤。此时,张献忠心里明白,成都他是无论如何也守不住的了。所以,他决定放弃成都,带领几十万大军出蜀进行游击战争。可是没用多长时间,享受惯了的张献忠轻敌大意,仅只带了几个人,便离营甚远进行侦察,被清军发现后,一箭射下马来被俘,很快便被处死了。

  传说张献忠在死前,曾把一千多船的金银财宝埋在了锦江江底。这条锦江又称流江或汶江,同岷江的支流之一,水势比较平缓,如果不是在洪峰季节,确实有可能实行截江断流,在河床挖洞藏宝的。清初的许多史料中也有记载,说是张献忠断江藏宝的事,就连清之正史《明史·张献忠传》中也同样记载了张献忠断江藏宝的事,可见藏宝一事并非空穴来风。有的书中甚至记载了张献忠藏宝之后,为防泄密,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屠蜀”事件,这样使故事显得更加真实可,而且张献忠离开四川后也确实做出了一些奇怪的举动,他把一些无关紧要的宫妃、侍女、太监和杂役全都杀死,名义上说是为了避免他们被清军抓住后受辱,但却让人不得不怀疑他这样做的理由是杀人灭口,防止泄密。

  这批巨大的宝藏数百年来一直吸引着无数贪婪的眼光,不知有多少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当然还有金钱,他们在极力地寻找它。就连统治中国的清政府也曾正式两次派人去挖掘这批宝藏。第一次是道光年间派出官员沿江考察,希望找到藏宝点,可是最终无功而返。到了太平天国时期,清政府为了弥补急剧增长的军费,又再次旧事重提,希望找到藏宝点。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次受命办理此事的官员就像没听到命令一样,对此事并不热衷。后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后来在民国年间,这批宝藏又引发了一场新的闹剧。当时民国四川政府的几个官员成立了一个“锦江淘金公司”,凭着一张突然出现的“藏宝图”,他们便在锦江热火朝天的挖了起来,可是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数百年来的不断搜寻却是毫无结果,这不禁又让人怀疑,张献忠当初藏宝也只不过就是一个骗局罢了。

  张撤离四川,是被形势所迫,而非早有完全之策,于是从容撤离。断江藏宝,也不是嘴上说说就可以做到,那确实是需要周密计划,另则工程庞大,也不是短时间就能做好的事。

  宝有多少呢?“千船珠宝”,别说是宝真有千船,那怕是只有一千条船,这个规模也都是不小的,他怎么可能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悄然藏好呢?如果确有此事,因为规模庞大,知此事者肯定不在少数,他即便杀死了一批人,但难免就不会出现漏杀者,清军后来攻占成都,也俘获了大批的大西政权的人,他们难道对此事毫无知晓?

  近几十年来,又有人对张献忠藏宝之谜提出了新的看法。一些学者通过实地考证,他们认为,数百年来,只所以挖宝毫无所获,那是因为他们确实挖错了地方。人们只知道藏宝在锦江江底,但是锦江那么长,宝藏究竟被埋在了哪一段呢?专家们通过认真分析,他们认为张献忠藏宝的准确地点应该是在彭山县的江口镇,离原来人们挖掘探索的地点还有七十多公里的路程。这也就难怪那些寻宝的人费尽心力也没能找到宝藏了。

  据说近几年四川省的地质部门已经派专勘测过锦江河道,水底确实存在着异常反应。如此看来,张献忠的宝藏恐怕是确实是存在的了。既然专家们已经发现了确切的藏宝地点,想必这个秘密终会有一天被如实揭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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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献忠,字秉吾,号敬轩,是起义军里著名的“八大王”,他在明末农民起义的风浪中迅速崛起,很快便成为起义军的主力之一。崇祯八年,他和李闯王连手夹攻明朝王室的龙兴之地,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凤阳,义军一举得手,掘了朱家皇室的老坟,这使朝野极为震惊,崇祯皇帝终于明白,起义军这下子可不是闹着玩的了,他们已经壮大到成为明王室的真正敌人了。后来张献忠使用缓兵之计,暂短时间内接受过明王朝的招抚,但他在休整队伍之后,便又重新举起了起义的大旗。并且势如破竹地攻占了四川,迫使曾经极力主张招抚张献忠的明军主帅杨嗣昌负罪自杀。崇祯十六年,他攻占武昌,开始自称大西王。第二年,他就在成都称了帝,建立起大西国,这几年的战争时光可说是张献忠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到他登基称帝达到了顶峰。这之后,张献忠的军队迅速走向了衰败。主将们只顾纵情享乐,士兵们也士兵低落,无心应战,纪律涣散,而且张献忠在当皇帝期间,性情也变得更加暴躁多疑,制造了极为残忍的“屠蜀”事件,在自己的统治区内引起了人心离散。等到清军进攻四川时,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实际上已自身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加上之前,他还与李自成的起义军发生了正面冲突,实力也有所损伤。此时,张献忠心里明白,成都他是无论如何也守不住的了。所以,他决定放弃成都,带领几十万大军出蜀进行游击战争。可是没用多长时间,享受惯了的张献忠轻敌大意,仅只带了几个人,便离营甚远进行侦察,被清军发现后,一箭射下马来被俘,很快便被处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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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说张献忠在死前,曾把一千多船的金银财宝埋在了锦江江底。这条锦江又称流江或汶江,同岷江的支流之一,水势比较平缓,如果不是在洪峰季节,确实有可能实行截江断流,在河床挖洞藏宝的。清初的许多史料中也有记载,说是张献忠断江藏宝的事,就连清之正史《明史·张献忠传》中也同样记载了张献忠断江藏宝的事,可见藏宝一事并非空穴来风。有的书中甚至记载了张献忠藏宝之后,为防泄密,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屠蜀”事件,这样使故事显得更加真实可,而且张献忠离开四川后也确实做出了一些奇怪的举动,他把一些无关紧要的宫妃、侍女、太监和杂役全都杀死,名义上说是为了避免他们被清军抓住后受辱,但却让人不得不怀疑他这样做的理由是杀人灭口,防止泄密。

  这批巨大的宝藏数百年来一直吸引着无数贪婪的眼光,不知有多少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当然还有金钱,他们在极力地寻找它。就连统治中国的清政府也曾正式两次派人去挖掘这批宝藏。第一次是道光年间派出官员沿江考察,希望找到藏宝点,可是最终无功而返。到了太平天国时期,清政府为了弥补急剧增长的军费,又再次旧事重提,希望找到藏宝点。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次受命办理此事的官员就像没听到命令一样,对此事并不热衷。后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后来在民国年间,这批宝藏又引发了一场新的闹剧。当时民国四川政府的几个官员成立了一个“锦江淘金公司”,凭着一张突然出现的“藏宝图”,他们便在锦江热火朝天的挖了起来,可是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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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百年来的不断搜寻却是毫无结果,这不禁又让人怀疑,张献忠当初藏宝也只不过就是一个骗局罢了。

  张撤离四川,是被形势所迫,而非早有完全之策,于是从容撤离。断江藏宝,也不是嘴上说说就可以做到,那确实是需要周密计划,另则工程庞大,也不是短时间就能做好的事。

  宝有多少呢?“千船珠宝”,别说是宝真有千船,那怕是只有一千条船,这个规模也都是不小的,他怎么可能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悄然藏好呢?如果确有此事,因为规模庞大,知此事者肯定不在少数,他即便杀死了一批人,但难免就不会出现漏杀者,清军后来攻占成都,也俘获了大批的大西政权的人,他们难道对此事毫无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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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献忠屠川事件

  屠蜀又称入川屠蜀、屠川、[蜀祸[,是指中国明末清初之际四川人口的骤减现象,战乱是重要原因。古谚有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

  屠蜀的凶手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当时的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所为,一种和入关之后的清军在四川的连年屠杀有关。现在有人认为这主要是入关后的清军所为,而栽赃给张献忠,清朝统治阶级把张献忠诬蔑为“杀人狂”流毒既广且深。

  同时造成死亡的因素还有大旱、大饥、大疫;史载“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 清初时以“湖广填四川”来解决四川人口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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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献忠屠川的背景揭秘

  进入17世纪中叶的时候,张献忠和清军先后入四川,是四川人的巨大灾难。屠川事件几乎从根本上彻底摧毁了四川的文化与生产力。尤其是对四万贡生——中国文明与文化传承者的屠杀,给后人留下了可以从多种角度理解的空白——从此再无四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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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西进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年号大顺。在大西政权前期,虽手段强硬,但军纪尚可。后因四川各地明朝势力反抗强烈,张献忠于是决定杀戮报复。其死后,清军势力开始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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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汪兆麟献策屠蜀。次日,屠城成都,先杀男子,后逼妇女投江,被屠戮者不计其数,《纪事略》中说“不下四五百万”,实际数不可考。不久,又以“特科”的名义,骗四川的乡绅、士子、医卜僧道杂流到成都,后全部屠杀,被杀者万余人。

  顺治三年(1646年)年正月,大杀大西军中的川籍士兵,除十四岁以下者全部尽杀。该年上半年,派兵分剿成都府属三十二州县,定例每杀一人,剁两手掌、割两耳及一鼻解验,准一功,妇女四双手准一功,小孩六双准一功。直至五月各地剿杀部队才全部回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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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治三年(1646年)春,张献忠在彭山江口大败于明军杨展,败退成都。

  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明总兵曾英进军成都,张献忠遂弃成都,向川北转移。由于受到进剿追击,张献忠于是将成都劫掠一空,另有一说说张献忠在撤军时,嫌士兵太多于是大戮士兵,并杀尽军中随军妇女,但此说和其他文献想矛盾,较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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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

  《圣教入川记》说张献忠“性情暴虐,每日均杀人。大西的官员本有九百人。张献忠离开成都时还有700人。到他临死时只有2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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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献忠之屠蜀导致四川人口急剧下降的论断,多少有失偏颇。明朝军阀的屠戮平民、清军的滥杀无辜,连年兵荒马乱导致的生产大面积停顿,人民大批量地逃亡,都是导致四川许多地方荒无人烟、人口锐减的原因,按顾诚说法,“直到张献忠牺牲,大西军转入云贵时,四川遭受的破坏还是比较有限的”。

  所谓张献忠“屠蜀”对四川造成的破坏是有限的,清军才是四川人口降到“一万八千零九十丁”的罪魁祸首,也正是为了掩盖罪恶,清政府才指使御用文人编造种种谎言,将责任全部推给张献忠。而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锐减,是多股势力混战的最终恶果,张献忠并不是唯一的屠川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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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从六百万人减少到8万人的真凶是清军(包含吴三桂),比南明,张献忠,摇黄土军和各路强盗土匪更加残暴, 加上灾荒,瘟疫,虎患,人吃人,逃离等天灾人祸,才是导致川人减少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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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除了《后鉴录》之外,其他的资料很多都并没有将全部责任推给到张献忠身上,如《蜀龟鉴》:痛乎,明季屠川之惨也。四川南部死于张献忠部者十分之三四,死于瘟疫、虎灾者十分之二三,而所遗之民百不存一矣。川北死于献者十三四,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一二,而遗民千不存一矣。川东死于献者十二三,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万不遗一矣。川西死于献者十七八,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十万不存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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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张献忠“屠川”之说,清朝时的书籍中,其可度有些值得怀疑,有一些历史学家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这些史料多半出自清朝的官方正史和御用文人,有严重的污蔑、栽赃的倾向。

  其一,攻占四川意图

  从张献忠的主观意图来看,张献忠入川的本意是要夺取四川作为根据地,既可出汉中定西北,又可下长江定江南,重演隆中对的策划,退则可割据一方,天下有事则坐山观虎斗,天下无事则举蜀而降,也可以封王封侯。1644年张献忠好不容易攻进成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建国之后就拼命招徕四川人才,并发布“三年不征钱粮”的政治号召。很难想象他一边建国,一边又大肆屠杀民众而自毁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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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安抚当地百姓。

  以张献忠经营四川的第一年情况来看,“屠蜀”是不符合事实的。1644年,张献忠进军成都时,明朝守土官员曾问张献忠入川的意图何在。使者回答说:“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归诚则草木不动,抗拒即老幼不留。”。所以他在入川初期是非常注重团结所有有可能团结的力量的,打击的对象仅限于与大西政权为敌的官绅,除了抵抗者之外,并不滥杀无辜。

  他在攻打泸州的檄文中说:“凡我军士,如有借故滋扰,株连良民,及其他淫掠不法情事者务须从严查办,赔偿损失。

  保存至今的大顺二年(1645)《大西驳骑营都督府刘(进忠)禁约碑》郑重声明:“本府秉公奉法,号令森严,务期兵民守分相安,断不虚假不许擅自招兵,扰害地方;不许往来差舍擅动铺递马匹兵夫;不许地方武职擅受民词;不许假借天兵名色扰害地方;不许无赖棍徒具词诈告,妄害良民;不许文武官员擅娶本土妇女为妻妾。”违者按碑律斩杀。这是张献忠起义军注意纪律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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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张献忠接触频繁的西方传教士曾统计过,张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之初,“在朝之官统计千人”,而其中大部分是在四川吸收的。至于那些未及入仕的知识分子,在张献忠攻克成都后,或“入学”,或“习举业”,以至于当大顺二年“开科取士”时,“应诏者不下数千”。

  如果张献忠入川后发动大规模屠蜀或镇压官僚士子事件是真的话,上述原明官吏转到大西政权寻求保护,或是知识分子在新朝积极考取功名的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而当时的真实情况就是大西军占领四川的初期,各地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地主豪绅既有攀龙附凤之心,又慑于大西政权的兵威,阶级冲突并不十分尖锐。因此,大西政权采用暴力镇压的措施相当有限,杀人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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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张献忠“屠蜀”对四川造成的破坏是有限的,清军才是四川人口降到“一万八千零九十丁”的罪魁祸首,也正是为了掩盖罪恶,清政府才指使御用文人编造种种谎言,将责任全部推给张献忠。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锐减,是多股势力混战的最终恶果,张献忠并不是唯一的屠川元凶。可见从六百万人减少到8万人的真凶是清军(包含吴三桂),比南明,张献忠,摇黄土军和各路强盗土匪更加残暴, 加上灾荒,瘟疫,虎患,人吃人,逃离等天灾人祸,才是导致川人减少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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